“原文”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馀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刚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顷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庆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
“译文”
河间献王刘德在景帝前元二年封王，研习学业喜好古事，从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从民间得到好书，一定要很好地抄录副本给书主，而留下书的正本，又加赐金帛以广泛招求好书。这样四方有道德学术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有的有祖先旧藏的书，大多也进献给献王，所以得到的书很多，与汉王朝相等。这时，淮南王刘安也爱好书，他所招来的书多半是不实用的。献王所得的书都是秦以前的古文旧书，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书，都是经传说记，孔子的七十弟子所著论的书。献王学习举用六经，设立了《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习礼乐，亲自感受儒家的学术，所向所学必定以儒术为准。山东许多儒生多随从而游学。
武帝时期，献王来朝见，奉献雅乐，答对三雍宫以及诏令策问三十多件事。就他所谈的道德学术，正合事理之中，文辞简约明晰。
献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中尉常丽上奏朝廷，说：“王自身端正且行为清明，温和仁慈、恭敬俭朴，真诚敬爱下级，明知深察，恩惠及于孤寡老人。”大行令上奏：“谥法说‘聪明睿智叫作献’，谥号应该是献王。”儿子共王刘不害继位，在位四年薨。儿子刚王刘堪嗣位，在位十二年死去。儿子顷王刘授嗣位，在位十七年死去。儿子孝王刘庆继承爵位，在位四十三年死去。儿子刘元继位。
“点评”
河间献王刘德，景帝第二子，景帝前二年立，在王国中高举儒学，且身体力行，言行举止都遵循儒家的礼仪法度，并推行儒家的仁政，以民为本，“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
遭遇秦末战火之后，六艺经典已经残缺不全，逸散民间，他聘求幽隐，收拾余烬，以重金求购天下遗书，并抄写副本给原主，自己留下真本，“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古文先秦旧书几乎都被网罗。
为表彰六艺之学，他特立毛公、贯公分别为《毛诗》《春秋左氏传》博士，《西京杂记》并记其“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由是“山东诸儒多从其游”，“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河间遂成了声名远播、鼎盛一时的儒学中心。这个中心对景武之世儒学的发展与变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由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过渡的关键环节，对汉代学术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传统上学术界对河间儒学的重视主要是在其搜求整理文献上。清代大儒戴震有《河间献王传经考》一文，其认为河间所传之经：《周官》《毛诗》《左氏春秋》《礼》《礼记》《孟子》《老子》；而《仪礼》，大、小戴《札记》，多采自献王之《古文礼》与《记》。如今天我们发现古籍简编一样，整理校刊是一个巨大精细的工程，没有献王和河间儒者的努力，儒学在汉代重新焕发光芒是很困难的。所以司马光在《传家集·河间献王赞》中说：“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殪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唐世隆在《修河间献王陵庙碑记》中说：“天不丧斯文，乃有河间献王德者，修学好古，被服儒术，招集四方文学之士，购求遗书，献雅乐，补《周礼》，慨然以斯道为己任焉。”
不过，为多数学者所忽视的是，河间儒学在义理思想上的发明绍述之功，特别是围绕着“治道非礼乐不成”的政教思想的学术建构，对我国学术思想史产生的深远影响。班固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既概括了以献王为首的河间儒者整理文献的态度，也精准地说明了他们的儒学思想。
“修学好古”，是指对儒学传统的努力继承，“实事求是”则是指根据客观现实进行发展重构。这仅从刘向《说苑·建本篇》保存的一条逸文可见：“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一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又《汉书·艺文志》：“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由于对“与禹不同”的理解有分歧，学者对《礼记·乐记》是否为献王所作存在争论。实际上这是学者对河间文献的流传不明造成的误读，刘向校书所得《乐记》乃中秘所藏河间《乐记》正本，而王禹所传《乐记》为民间流传之本，在流传中出现了讹误和增衍是正常的。因此，“与禹不同”乃是指不同底本，这一点，亦为郭沫若先生肯定。又《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七载：“柳贯曰：《小戴礼记·乐记》，郑玄《目录》云‘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诸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又云：‘《乐记》，以其记乐之义，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篇虽合而略有分焉。”从郑玄这条逸文来看，今存《乐记》为河间献王及诸生所用并无疑义。而对献王作《乐记》的发明绍述之功，宋儒黄震说：“《乐记》第十九，孔氏疏谓此书有乐本、有乐论、……盖十一篇合为一篇。且谓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诸生共采《周官》及诸子所作。愚按此书间多精语。如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如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皆近世理学所据，以为渊源，如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又晦庵先生所深嘉而屡叹者也。”
由这段话可见河间在儒学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宋学的深远影响。所以在宋儒看来，献王的卓识和思想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儒者。
叶适在《习学记言》卷二十三中说：“河间献王得《周官》……先王孔子之道，赖以复传，于今其功大矣。贾谊、董仲舒之流不能望其十一也。……班固言王答诏策三十余事，推道术而对，得事之中，文约指明，此亦过谊、仲舒之流远矣。”明唐世隆则从道统的高度赞扬献王们发明绍述之功：“夫以世远言湮，经残教驰之后，犹能有功于道统如此，其视关闽—濂洛诸儒，发明绍述之功，固不多让。”曾国藩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这里曾氏准确地指出了“实事求是”的两层内涵，如其所言清代之考据学、宋明理学都与河间的“实事求是”之学有密切的渊源。由此可见河间献王及河间众儒对我国学术思想史的重大贡献和影响。
然则河间献王与河间儒者一系列的学术举措却与中央朝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史记·五宗世家》裴姻《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语，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献王来朝时，武帝“问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对于杜业的说法，清儒何焯提出了较大的质疑：“王身端行治至宜谥曰献王。献王，策谥之辞，褒崇若此。五宗世家注中杜业之语，知其无稽。”可能正是受何焯等的影响，四库馆臣整理《史记》的时候，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献王“来朝”后妄加了一“薨”字。而考诸现存最早的刻本百衲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和考校过日本所藏诸古本的《史记会注考证》只记献王“来朝”，并无“薨”字，因此应不是流传抄写脱漏。武英殿本系据明北监本，今考明北监本亦无“薨”字，故殿本当是馆臣妄加，此乃太史公笔法，暗示了献王不得其死。
又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刘德受封为河间王后，“来朝”共四次。前三次均在景帝年间，分别是公元前154年、前148年、前143年。而此后的十三年间，其他诸侯纷纷来朝，刘德一直未进京行朝觐之礼。仅在武帝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朝觐了一次，时武帝已继位十一年。作为动静必以儒者的献王，不可能违背六艺经典中所强调的朝聘大礼。他之所以不来，应是另有隐情。因此，徐复观对何焯等进行了批评：“何焯小儒，对政治全无了解，其言至鄙笑”，并指出：“刘德非以罪死，系以猜嫌忧愤而死。”虽有些过激，但还是有道理的。
不过，相较之下，还是杜业的说法更为准确。“因以终”，透露出献王之死，不仅是忧愤而死，乃是被逼无奈，以一种隐藏的方式自杀而死，正是儒家所强调的“不遗过于君”的方式。“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武帝此言，等于诬指献王所为是出于夺取帝位和谋反的野心，他的作为和存在是朝廷的严重威胁，即将有诛灭的后果。“王其勉之”，言下之意，要献王自己决定怎么办。献王选择“纵酒听乐，因以终”，可谓用心良苦。据史汉献王本传皆记载：“山东诸儒多从其游”；《汉名臣奏》杜业语：“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献王是天下士人之领袖，享有极高的声望，这样做既保住了献王的宗族和与之交游的儒者，又免于使武帝指责征讨手足、残杀贤良，使其免受舆论的压力，解除了武帝的顾虑。这正合武帝心意，因而武帝大悦，同意了“献”这样一个美谥。而所谓“聪明睿知”正是献王死因的一个最好注解。
当我们把献王的死放入一个更深的层面——河间儒学与中央朝学术关系的层面来审视，不但可以把握河间献王之死的必然性，也可看到二者之间的冲突与演变。如《剑桥中国秦汉史》所言，汉帝国最初是“在现实主义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前代留下了两种建国模式：一为封建，一为郡县。二者都不太成功，前者导致了后来列国间频繁的战争，而后者如史家所说的“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皇室孤弱，很难应对大的社会危机。因此，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成为政治与学术争论的焦点，如钱穆所说：“封建、郡县两政体之争论乃当时最要一大事。”
汉帝国最初吸取了秦亡教训，实行了封建与郡县并轨制的试验，但很快封建的弊政就暴露出来，先是异姓诸侯王叛乱不断，当异姓诸侯王叛乱被相继削平之后，同姓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又加剧。中央和王国间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战争对帝国的重创，使帝国坚定了削藩的决心，政制已完全向郡县制倾斜。此后帝国加速了郡县制大一统的步伐。《汉书·诸侯王年表》曰：“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到武帝中期以后郡县制在汉帝国内基本确立。
但这并不意味着郡县制的潜在危机已经消除，推行封建周制的呼声，在儒者中仍然很强烈，尤其以献王为首的河间儒者为代表。深入分析就能发现：河间王无论是搜求整理经典、兴修礼乐，还是发明绍述，其所有的学术活动都是紧紧围绕周制和周代的礼乐文化展开的。河间经典众多，但班固仅列《周官》《尚书》《礼》《毛诗》《左氏春秋》等经传说记，以史家“辨章学术”之笔法，说明河间主要学术内容。这里班固首列《周官》，更意在说明这部经典在河间儒学中的中心位置。《经典释文序录》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如其说属实，说明献王不但亲自参与了《周官》面世之前整理校残的工作，还亲自着手进行了补缺的工作，可见献王对此经的特别重视和精习。这部系统反映周代官制和国家政制的大典，可以说正是河间主张推行周制的最有力武器，对既缺乏法理和实践基础，又没有严密体系的郡县制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中央对这部经典反对也最为激烈，武帝骂之“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并亲自“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
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周官》作为一部周制大典在河间出现并非是孤立事件。据《礼乐志》，时河间言礼乐古事典籍有“五百余篇”之巨。遗憾的是，这些典籍除《河间献王传》所提及的外，在《艺文志》中未有明文。但据《艺文志》儒家类：“《周史六韬》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周政》六篇。周时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间周制》十八章，似河间献王述。”刘向、刘歆父子将这些典籍与《河间周制》放在一起，很有可能它们都同属于这批文献。如果把这些文献放在一起来考察，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在当时典籍残灭的时代，这些上古典籍在河间却批量的、集中的、有系统地出现，这其中虽少不了聘求幽隐、校残补缺的工作，但恐怕也少不了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总结前代经验，发明绍述，试图系统化化构建政治蓝图的工作。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从《周礼》以外的文献、实物来考证它的名物制度，会显得博杂不一，而从其内在思想体系上则“广大周密”的原因。
总之，正如《汉书·礼乐志》中所说的河间强调“治道非礼不成”，其整个学术建构是紧紧围绕周礼、周制展开的，这与汉承秦制，强调大一统郡县的中央朝在制度文化上格格不入，因而在学术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冲突。而献王来朝献雅乐和八佾之舞等周代礼制文化，无疑是对中央现行制度文化的挑战，因而激怒了武帝，出于维护新生郡县制帝国统治的需要，武帝不得不决定要除去这个不同政见的对手。
同时，为应付河间儒学鼓吹封建周制的压力，雄才大略的武帝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打压，一方面也利用中央的有利条件，分化和培植一批愿意与中央合作的儒学精英，进行与郡县大一统相适应的新儒学的建构，于是以董仲舒为宗的新儒学在汉代便应运而生，其经典被立为学官，成为官方儒学，很快发展起来。这样儒学在景武之世逐渐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以献王为宗的河间儒学，其核心是周制、周礼，被长期抑制于民间；一是以董仲舒为宗的中央儒学，其核心是大一统、强干弱枝，成为官方儒学。两大儒学系统在发展中相互冲突、交融、合流，对汉代及后世儒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它们所依据的经典文本有着今古文的不同，又被后世称为“今古文经学”，它们之间的争论被称为“今古文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