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汉王即皇帝位，韩信徙为楚王。参归相印焉。高祖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相国。高祖六年，与诸侯剖符，赐参爵列侯，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世世勿绝。
参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破之，黥布反，参从悼惠王将车骑十二万，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
参功：凡下二国，县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先生，向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萧何薨，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始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
“译文”
汉王即皇帝位，韩信改封为楚王。曹参交回相印。高祖封长子刘肥为齐王，任命曹参为相国。高祖六年，与诸侯剖符作为凭证，赐给曹参列侯的爵位，食邑有一万零六百三十户，世代不绝。
曹参以齐相国身份攻打陈豨将张春，得到胜利。黥布造反，曹参跟随齐国悼惠王刘肥率车骑十二万，和高祖合击黥布军，大胜。向南到蕲县，回师平定竹邑、相、萧、留等地。
曹参的功绩：共攻取二国，一百二十二县；俘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元年，废除诸侯相国的法令，改用曹参作为齐国丞相。曹参在齐国当丞相时，齐国有七十座城。天下刚平定，悼惠王年轻，曹参召集所有的长老诸先生，问安集百姓的办法。而齐老儒说出的办法数以百计，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曹参不知怎样确定。听说胶西有个盖公，善于研究黄老的言论，就派人用厚礼请他。见了盖公，盖公对他说平安之道贵在清静而百姓自会安定，以此类推详细论述。曹参于是避离正堂，让盖公住在那里。他的施政要领采用黄老的学术，所以作为齐国丞相九年，齐国安集，人们都称赞他是贤相。
萧何死，曹参听说后，告诉舍人赶快置办行装，“我将进入朝廷为相。”过了不久，使者果然来召曹参。曹参要离开了，嘱咐接他相位的人说：“把齐的狱讼和市集贸易托付给你，千万不要侵扰它。”后相说：“治国难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事吗？”曹参说：“不是的。狱讼和市集贸易，是用来兼容并包的地方，如果你侵扰了它，奸人在哪里容身呢？所以我把这件事放在最先。”
最初曹参微贱时，和萧何友善，等做了宰相，二人有矛盾。到萧何将死，推举的贤人只有曹参。
“点评”
曹参与萧何相比，后者似乎沾了主子的光。
曹参与萧何完全是一道投身革命的。在秦时沛县，萧分管文字，曹分管刑狱。与樊哙等不同，他们是刘邦早期革命队伍里为数不多的有文化有身份的革命者。作为吏，在当时也应属白领阶层。起来造秦的反，主要还是迫于周边的形势，当初心底是有不少顾虑的。一方面担心不造反，若被造反者攻下沛县，身为秦政权的一分子，身家性命难保；一方面对革命前途信心充分不足，一旦造反不成，不仅自身性命，九族恐怕都要被诛。于是，他们抱定反不可不造，但绝不可为首的信条，先是鼓动原沛令牵头起事，继而又鼓动招回也已造反但尚流于草野的刘邦来为头。原沛令终究胆气不足，对革命形势又分析不够，甚至怀疑这两个家伙莫不是要借刘邦之手来砍自己的脑袋，于是反而动起杀萧曹之心。也幸亏萧曹见机得快，连夜出城，投奔了刘邦，从而走上了光明大道。
随着刘邦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萧曹二人的工作分工也越来越明确。从巴蜀到关中，萧何主要为刘邦踞守根据地，从照料根据地内大小事务到安抚民心，从战争物资的筹集到兵源的不断输送补充，均由萧何独当一面。曹参则跟随刘邦战斗在第一线，是拎着吃饭家伙为刘邦攻城略地，平叛杀人，自己也身受创伤七十余处。待天下归刘，曹与萧同封为候，萧为酂候，曹为平阳候。
封候之时，与各朝开国时情形差不多，除一些突出者外，谁都可以列出这种功那种劳。除了表功的，还有争功的，弄得刘邦很是头痛。最令他头痛的是，大家对曹参倒没有什么异议，对萧何封候，群情却有些激愤。不少中层以上干部大发牢骚，甚至跑到刘邦面前群访，说萧何是什么东西，一场仗也没打，一丝血腥也没沾，一点伤也没受，连汗流得也不多，只不过写写画画，凭何德何能居然也被封侯？而我等出生入死，为你刘邦夺得天下，都有汗马功劳，到论功行赏时，你刘邦怎么就想不起我们了？当然，话肯定是不敢这么直说的，但想讨个说法的意思是明显的。刘邦也不是省油的灯，对封萧的立场异常坚定，不惜得罪群臣，搬弄出一番“功狗”“功人”理论：你们有功只不过是猎狗之功，人家萧何是操纵猎狗的人，是功人，你们比什么比。他硬是将事态压平了。
平心而论，萧何封侯也是无可非议的。后勤与战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后勤的作用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只不过在冷兵器时代，人们崇尚的是“勇”是“力”。作为刘邦，他对萧何的所作所为之于刘家夺取天下的贡献和作用，无疑体会得比别人要深刻得多。但刘邦也未能好好总结，将之上升为战争理论，并以此来说服教育大家。所提的“功人”“功狗”理论，显然有着一个大漏洞，即使战将们是功狗的话，萧何也算不上是操纵他们的猎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称职的饲养员而已。刘邦之所以力挺萧何，或许是看中了他治国很有一套，从长远计，正是未来倚仗的良才。如果真是如此，用一些要顾全大局的话对群臣明说，可能口服心不服的人会大大减少，也为日后省却许多麻烦。而从史书上看，刘邦力定萧何，确实有不少走私的东西。其一，刘未发迹时，是沛县有名的小混混，常常犯一些不大不小的毛病。是萧何利用职权，给予不少庇护，充当了他的保护伞。其二，刘起事时，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别人投奔他只是个人行为，而萧何投身后还招来宗族一批人，在刘的眼里，其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是大大超过别人的。其三，秦时，大兴土木，须大量征调民夫，刘邦那时就是个民工头。在他们出发前，官吏们为求平安，给这个头儿筹集了一点小费以示安抚。别人只给三百钱，而萧何却给了五百钱。在刘邦生计非常困难的日子里，这多出的二百钱，无疑给刘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曹参就不行了，他就缺乏这种眼光、头脑和手腕。因此，尽管他战功累累，几乎半壁江山都有他打下的份，但一旦把萧曹两人单独放到刘邦的天平上时，这多出的二百钱就显示了无比的分量。
不过，到此为止，萧曹二人是无甚过节的。曹虽没有帮萧争功摆好，但也未见其参与上访或在背后挑唆鼓动。可能比起那帮同僚，他们的革命友谊还是要深厚一些，毕竟一起共事，一道造反，相互了解，相互知底。现如今同得封侯，均能光宗耀祖，也算是修得正果，何不同乐乎？
如果仅仅是封侯的话，萧曹二人同为侯，我想应是无大碍的，但偏偏还要摆座次。谁前谁后的问题尽管刘邦拖了一年多，还是无可奈何地要提上议事日程。封侯之时，曹参是一致公认，萧何非议最多，按常情，曹参肯定以为我老曹当然要摆在面前，而且这种想法还带有普遍性。民主评议时，曹参果然得票最高，不用自己摆谱，众人纷纷推崇，弄成了刘邦最担心又在意料之中的局面。世事难料，正在刘邦大伤脑筋甚至难以驾驭局面的时候，有个叫鄂千秋的在刘邦最需要挠痒的时候和地方，及时地伸出了手。他奏曰：曹某人固然战功卓著，但像老曹那样勇于作战的人不下几十上千，即使少他一个也不影响大局；而萧某的工作则是谁也不能替代的。所以，应该是萧在曹前。这番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知别人听后有何反应，反正刘邦是求之不得，他当即拍板，萧在曹前，不再复议，并且当场加封鄂千秋，给他封了个安平侯。鄂千秋也不知是喜是悲，虽封了侯，但也成了历史上不入流的马屁精之一。
这场萧曹列位之争，老曹显然跌了面子，而且心理上可能还毫无准备，因而失衡感无疑是强烈的，不满也肯定是有的，史书上只记载萧曹“有隙”，虽无细节，但两人关系至此疏远却是事实，其中因素，大家都是明白的。
刘邦也心照不宣，在诛杀了韩信并封萧何为相国后，就让曹参随其庶长子刘肥到齐地辅佐，也去过把小相国的瘾。刘邦对他们两个的斤两都是清楚的，重了萧何，也没有就此轻了曹参。在自己病重时，吕后问计，涉及萧何之后谁能继位，刘邦是首推曹参。倒是在萧何病重时，惠帝问谁能继位时，其回答是：“知臣莫若君。”待惠帝挑明曹参后，他才说：“陛下所见甚是，臣死而无恨了。”可见，推荐是含糊的，表态是明确的，个中细微之处也是值得回味的。
有一点我倒是很佩服曹参的，从其革命生涯看，前后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工作性质：把他放在征战的位置，他几乎是所战披靡；把他放在齐相的位置，他也做得非常出色。求胜与求治，尚武与崇文，能较好统一的人并不多。曹在治齐时先求教于儒，结果是一人一个主意，搞得他一时无所适从，最终他从黄老之术中寻到了治齐之策。他为齐相九年，出以清静，民心自定，齐民皆称其为“贤相”。大汉初定，历年兵战，民心思安；施政者与时俱进，顺其自然，轻刑薄赋，确是时代所需，人民当然是会满意和拥护的。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萧何主编的汉律九章，其意一再使民安居乐业，衣食自保，他所推行的也是无为而治。固然，此时曹参比不得萧何位尊权大影响广，但从治齐方略和功绩看，也是可圈可点的，起码是谈不上照着萧何的葫芦来画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