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茂亭，76岁，山东青岛兰山村人；1949年五月初六被国民党抓走，时年26岁；1988年4月19日回大陆寻亲；1995年回祖国内地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8日。
采访地点：青岛兰山村孙茂亭家中。
因为时间安排得很紧，我的采访过程整个是连轴转地奔波。两周的时间里我几乎跑了10多个村子，走访了十几名台湾老兵和他们的家人，嗓子因为说话太多已经哑了，可心情却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
与这些老兵接触多了，他们的纯朴，他们的善良，他们的直爽，让久居都市的我感到一种别样的触动。
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可这些历经坎坷磨难，有一肚子酸甜苦辣的老兵们大多数都单纯、质朴，心灵从不设防，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也许真的是因为回到了家，他们对祖国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在这里人是亲的，家是热的，就连路也是熟的，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心灵上有足够的安全感。
是啊，怕什么呢，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世界上还有什么选择比这样更好，更有保障。
走了一路，我听老兵们谈了一路，对家的热恋使暮年的他们都对生命产生了深深的热爱。“还是活着好，给家人给自己留下一个希望，等着祖国统一大业实现的那一天。”这是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
我知道这将是晚年的他们最后最真诚的心愿了。
到兰山村孙茂亭老人家的时候是一个午后。
一幢在兰山脚下的房子，有着气派的门楼，在它门前，一条清清的小溪流淌着，据说甘甜的崂山矿泉就是从这里流下山的。
好一个依山傍水的人家。说实在的，走了这么多村子，访了这么多人家，我发现老兵们的日子各有不足，可他们住的房子无一例外都是砖瓦到顶，装饰不错的新房，而且，位置让我这个城里人看来都是绝对羡慕的。
因为是在青岛，所以，他们住的不是在海边，出门几步路就到大海，就是在山脚，抬头可望郁郁葱葱的峦山环翠。他们几乎都是长寿的老者，这是否与他们住的环境有关，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这些台湾老兵回到家乡后，国家从政策到实际生活上都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与帮助，就连宅基地也是把好地角批给他们，所以，安居乐业对他们来说是真正地做到了。
走进孙茂亭老人的家，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在门洞的竹椅上打盹，同来的台办的马科长一声喊：“老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
老人倏然惊醒，一看是我们忙起身把我们让进屋里。宽敞的堂屋，后院一棵石榴树花开得正艳。
一个眉清目秀的老太太和另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在院子里乘凉，这个家庭看来是枝叶繁茂啊！
由于前不久孙茂亭老人还作为台胞被区里的统战部请去开会，因此，非常健谈的老人一听我们的来意，很爽快地便谈起自己的往事。
而旁边他的老伴就是刚才那个眉清目秀的老太太却给我们冲上茶，洗好了桃子送了上来，我说：“大娘，您坐会儿我们聊聊。”可她却说：“这么大热天，你们都跑累了吧，先吃个桃子再说，这桃子是我们这儿有名的特产。”
说完老人又到院子里去抱那个坐在门洞凉席上直哼哼的孩子，看来这个大家庭还是离不了老太太的支撑。
孙茂亭老人见老伴忙活半天走开了，也忙对我们说，那些过去的事我不爱守着老伴说，怕她听了又难过，可想起来这心里真是不好受啊！
那是1949年阴历的五月初六，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那天为了在太阳出来之前把地里的土豆浇上水我起了个大早。
4岁的儿子还睡在炕上，亲亲他的小脸，我接过已怀孕八个月的媳妇儿递过来的稀粥，匆匆忙忙一边喝着，一边叮嘱她注意身子，快要生了就不要再下地了。
可媳妇儿却说：“没事儿，我利索着呢。”
过了一会儿，看我吃完饭，媳妇儿一边把草帽拿来给我戴在头上，一边说待会儿早点儿回来吃饭，今儿中午咱们吃高粱面面条，这东西下出来不能放，时间一长就捞不起来了。
我一边答应着：“知道了！”一边走出了家门，闷着头往村外的地里走去。我没想到这是我留给媳妇儿的最后一句话。
那一年我26岁，媳妇儿25岁。
我们村为什么叫兰山村，就是因为村子四周都是山，而兰山是稍大点的那座。这山上除了野草就是小树，根本没法种粮食，因此，能种点粮食的地儿都在村外几里路的地方。
一路上我紧赶慢赶还是在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到了地里，那土豆苗都有些晒蔫了。
我一阵心痛，忙开渠放水，打算把这块土豆地浇一遍再锄锄草，然后就回家吃中午饭。
正忙乎着，突然听见前边一阵嘈乱，我看了看，发现是国民党在抓兵。前几天，许多人说我们这儿山里面太偏僻，那些抓兵的不会找到这里，可没想到倒让我给遇上了。
我吓坏了，忙趴在地里想躲过去，可是那些土豆苗太矮，根本挡不住我，就这样我被他们发现了，二话没说我就被带走了。
那时我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媳妇儿又将要生孩子，我要是走了他们怎么活下去，我不知道，可这一切已经由不得我了。
我被送到了在青岛港停靠的军船上，没几天船就出发开往台湾，到了台湾在那里只停留了两天，我们又坐船到了海南岛。
那时国内几乎都解放了，国民党部队把海南岛当成了他们最后固守的阵地，在这里屯集了大批的人马。
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临时被抓来的老百姓，像我这样的连枪口都不知道应该对哪儿的农民也被他们编进了正规军。
那些天我牵挂着媳妇儿和4岁的儿子，还有家里上了年纪的老父老母，天知道我的突然失踪会让他们有多着急。而且，我已经听说如果海南岛守不住，国民党部队就要全部撤往台湾。我当时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要在到台湾之前逃出来，我知道一旦撤到台湾，我跟家里的人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当时在海南岛，由于水土不服，吃的又供不上，许多北方兵到了这里便一病不起。部队要行军打仗，那些病号只好扔在半道上任其自生自灭。
这些惨景把我也吓坏了，我想万一我死在这儿，连个收尸的也没有，更不用说给家里个信儿了，我瞅了个混乱的机会逃了出来。
可由于地形不熟，我离开了部队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东逃西逃最后还是被抓了回去。为了惩罚我，他们让我到伙房里去干杂活，这样我是一路上挑着锅碗瓢盆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
说是当兵可我一枪也没发，一个人影也没见着。
到了台湾又是一番整编，一番训练。我到了步兵班，正式被编进了部队，这一干就是14年，一直到我41岁退役。
在部队那些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有时候夜行军，休息的时候，我坐在地上眼睛一闭就回到了家乡。
见到了媳妇、儿子和我走时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我好像看到他们眼巴巴地站在家门口，问我你上哪去了，怎么一走就没有再回来？
每当这时我就不愿意再醒来，我宁愿这样沉浸在梦里，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见着我的家，我的亲人。
可这种美梦常常被班长的一脚踢得粉碎。一看我又坐在地上睡着了，班长便会过来给我一脚，他说：“你这样想家，早晚会死在这儿，那样你就永远回不了家了。”
班长也是农民出身，我知道他的心情同我一样，家里的妻儿老小他何尝不想在梦里相聚呢？
那会儿的台湾是个什么都缺的孤岛，一下子涌上那么多人，最吃苦的就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更何况台湾那种潮湿和各种流行病，我们这种人活下来也真算是死里逃生。
后来，我也当了班长，每当那些台湾兵嚷嚷着当兵这么苦的时候，我就说他们，才当两年兵就觉着苦了，我们这些人当了十几年兵，连家都回不去，我们找谁去诉苦去。
那时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靠本能活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不知道家里的人是不是还活着，这些事情是想也不敢去想的。
偶尔我也会为媳妇打算，我希望她尽早改嫁，另找个好人好好过日子，把我们的孩子拉扯大，也算是对得起我。那样，至少他们会活下来。
我跟媳妇虽说是包办婚姻，可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媳妇比我小一岁，人长得也好看，对我和家里的老人都很好，她要是真的走了，我也会难受的。我当然希望她能坚持在我家留下来，等着我回来，可想归想，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当了十几年兵，我真是在部队上待够了。1965年，我说自己有病，到处查查看看的，终于被批准提前退役。
混了这么多年仅仅是个上士的我吃不到终身俸禄，又不愿意进荣民院，我成了自谋职业者，来到社会上自己找一条生存的路。
那一年我41岁。
我在家的时候就没读过书，到了台湾年纪大了更没有机会学点文化，大字不识几个，这让我在台湾的谋生成了问题。
好在我还正值壮年，别的没有力气还是有的。思来想去，还是干我种地的老本行。
我退役的时候在台东的花莲，那儿有大片的荒山野岭。我在山上搭了窝棚，一把锄头开起了荒。由于那儿的荒沙地根本种不了粮食，我只好把平整出来的几亩地全部种上了大姜。
到了收获的季节，我成筐成箩地挑到山下去卖，这样一干就是四五年，我在山上也过了几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那时我什么也不敢多想，只想我的大姜收成好一些，多赚点钱让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我都实现不了。
大概是我在山上待的第五年吧，有一天突然刮起了台风下起了特大暴雨，这场灾难不仅把我的窝棚给掀翻了，还引起了山体滑坡，把我那几亩即将收成的大姜全部给压在了泥沙下面。那可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啊！
我顾不得收拾人仰马翻的窝棚，雨还没停便去挖埋在泥沙下面的大姜。怕铁锨把大姜铲碎了卖不了好价钱，我就用手去挖，直挖得双手的指甲都掉了，鲜血直流，也没挖出多少完整的大姜来，那时我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想到无依无靠地自己活得这么难，我一屁股坐在烂泥地里嚎啕大哭起来。
荒山上一个人没有，只有我这个无家可归的老兵那凄凉的哭声。山体的塌方随时都会发生，可被雨水浇得浑身冰凉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了。
从我们进屋到坐下来聊天一直很爽朗、乐观的孙茂亭老人说到这里，沉默了。
他静静地吸着烟，望着后院那株开得红红火火的石榴树仿佛在数着那些已经绽开的花蕾，神情专注而认真。
然而，从他不断抽搐的脸颊上，我看得出他在竭力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毕竟，那段生死攸关的往事对他来说，将是永生难忘的。
我可以想象那些画面，那些台风与暴雨里面有一盏燃烧着的多么微弱的灯。一个想把自己一年的心血全部拯救出来却无能为力的老人。
我想我完全能够理解孙茂亭老人当时那孩子般的痛哭。
那是一种无奈、委屈、茫然，是他们面对不公平的命运唯一能做的事情。哭一场，骂两声，再挣扎起来去奔生路，已是我所听到的许多台湾老兵当时的处境。
看来孙茂亭老人也不例外。
那一场台风彻底毁了我几年里起早贪黑开出来的几亩地，即将收获的大姜也全部都烂在了泥沙下面。一着急，我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才起来。
在台东再也待不下去了，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几乎是流浪般地到了基隆港。由于我不识字，好一点儿的工作根本找不到，我只好去港口当了出苦力的装卸工。
那时我已经47岁了，可天天还要扛上千斤的货物。在35℃的高温下，上百公斤的麻包一次要扛两个，一天干下来我已经累得路都走不动。多少次我问自己，我这样当牛做马是为了什么？
偶尔在等货船靠岸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往大海那边张望，来来往往那么多船，我多希望有一只能够给我带来家人的消息，让我知道他们都还活着，还在等着我回家的那一天。
可当时在台湾的“三不”政策下，想要知道祖国内地的消息比登天还难，而且，弄不好就会给自己惹来横祸。
在基隆港干了几年，直到53岁再也干不动了，我才辞工。可我离开基隆的时候，已经恨透了那儿的海水，所有的人间悲剧它都看到了，可它仍是那样沉默。
带着十几年出苦力积攒下来的血汗钱，我又到了台湾的桃园，在那里开了一爿小店，专门卖服饰。
我一个人既当店员又当老板，人多的时候，忙不过来，东西丢了也不知道，不仅没赚到什么钱，反而赔进去不少，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儿。
可那时我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再也没有力气去干那些吃苦受累的粗活儿，我只有咬咬牙坚持下来。干了几年我终于在桃园站住了脚。
这时，我的小店竟成了一些老兵常常跑来聊天的地方，有的还是山东老乡。出来时三四十岁的人，也时也都已经七八十岁了，眼看再不回家也许就真的回不去了，他们提起老家来就掉眼泪。
我们这些老兵凑在一起就没有别的可说。家里的媳妇和孩子，老人和弟兄姐妹，这些是我们永远谈不够的话题。想要回家的念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永远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那些在荣民之家亡故的老兵，临终时总要叮嘱活着的人，要是有回家的那一天，千万别忘了把他们的骨灰带上。
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这样带着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再也无法活着走上回家的路的老兵，我心里也满是心酸和无奈。我不知道这种思乡的折磨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只感到腰身一天天倦了下去，满头的白发和松掉的牙齿让我感觉，衰老是那样地不可抗拒。
回家的路仍是遥遥无期。这时，有不少老乡来给我提亲，几十年孤身一人的生活我已经不知道有儿有女的家庭是什么滋味。
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我当然也希望在台湾成个家，至少有个伴可以互相照应。可是，对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老兵来说，能够在台湾成家的并不是很多。
因为大多数老兵在退役以后没有什么收入保障，靠自谋职业养活自己。这时有的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敢谈养家糊口的事，所以，尽管人还年轻，也没有几个能娶得上老婆的。
年纪稍大一点，有了一定的积蓄，娶个台湾本土的女人呢，因为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的观念，加上老兵本身被台湾人瞧不起，往往过得不是那么好，时间一长闹得不可开交，结了婚反而是自寻烦恼。我是看多了这样的悲剧，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有的人看中了我的本分、厚道，主动地找上门来，也被我婉言谢绝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着自己在大陆的妻儿老小，离开家门时媳妇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早点儿回家吃饭。”我相信她一定会等着我。即使她不在了，我的儿女还在，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家。
孙茂亭老人正说到这里，外面走进一个憨憨的庄稼汉，裤脚上还有斑斑的泥点，一脸红高粱般纯朴的笑容。
老人介绍说这是他的儿子，看得出他与马科长很熟，笑嘻嘻地打完招呼，马科长问他这么热的天干什么去了，他仍是笑嘻嘻地说到地里翻地瓜藤去了。
尽管是孙茂亭老人的儿子，可他也已是做爷爷的人了。怀里她母亲抱着的便是他的孙子，孙茂亭老人的曾孙。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家庭。
对老兵的采访进行得越多，我越习惯将他们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有许多感觉就在这比较中凸现出来。
如果说老兵们的遭遇各有不同，那他们留在家里的儿女几乎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结局。通常的结果便是他们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子女，然后在农村靠种地为生。
而如果老兵们在台湾有子女，那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出国留洋，有着不错的职业和收入。虽然，在老兵家中，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是同一个老兵的两岸的儿女，那总会是这样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这说明了什么？我问自己。
我知道我想说的是，当一个女人必须独自撑着那个塌了天的家，带着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活下去的时候，她能够满足孩子的也许仅仅是吃饱穿暖，甚至再挣扎着给他们亦娶亦嫁，至于别的恐怕是无法顾得到的。
但是这并不说明这些孩子就没有天赋，没有更有出息的能力，只是他们的机会被剥夺了，为此他们活下来已属幸运，更不要奢谈什么受教育。
虽然平安就是福，可我仍为他们感到了不平，当年的悲剧已不仅仅是一代人所承受的，对于这样的老兵的家庭来说，至少有两代人承受了这种现实，忍受了这种痛苦。
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悲剧，它给人们的打击和折磨远远超过了人们所看到的一切。
我这样想着，孙茂亭老人又开始缓缓地追忆那些往事。
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我对家的思念就越来越无法遏制。我总是想我要活着回家，只有活着回家我才能对得起家中的老人、媳妇和孩子。
那时，台湾跟大陆信都不可以通，而许多老兵已经开始托国外的朋友，辗转美国、日本等地往家里捎信儿。眼看着有些老兵知道了家里的音信，他们偷偷跑到我的小店里，边抹着老泪边跟我说家里或悲或喜的信儿，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算来我的老母亲要是活着的话已经快80岁了，我想再不捎信儿回去，她老人家也许将带着永远的牵挂离开人世。
为了跟家里通上信儿，那一阵儿我到处打听门路。终于，有一天，一个老兵找到我，拿着一封写好的信，说是有朋友从国外回大陆，给带回去，他让我在信上写个名字和老家的地址。
因为是很冒险的事儿，当时老兵们很多人都是在别人写好的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签上名字时已经有五六个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最终我还活着的消息在1986年辗转到我的家乡，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知道了家里的信儿。让我高兴的是，尽管我40年没有音信，可媳妇还在等着我，并且，在我走后给我生了个女儿。这时我的一双儿女都已成人，分别嫁娶，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
可令我特别难过的是，父亲早已过世而我的母亲在我的信儿到家的前一天刚刚去世。
她老人家临终时迟迟不肯咽气，直到我媳妇趴在她身边对她说：“娘，你就放心去吧，要是茂亭能活着回来，我一定让他先到你和爹的坟上磕头烧香告诉你。”就这样老人才算闭上了眼睛。
接到家里的消息那几天，我的小店没有开张，我们几个老兵凑在酒馆里，一杯杯烧酒下肚，一行行老泪止不住地流。
那时，尽管我知道家里的亲人还都安在，可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根本连想也不敢想。几十年来思乡的苦痛在这时候化作了千愁万绪，让我们这些老头没事就唏嘘感叹，心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自从知道媳妇没有改嫁，替我守着家拉扯大了两个孩子，我就一遍一遍地在脑海里想象她的模样。
我知道几十年的岁月她肯定也像我一样老了，有着满头的白发和一脸的皱纹。可闭上眼睛就在我眼前晃动的她，仍是我离开家时的年轻与俊俏。
我想自己那从来没见过面的女儿，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她肯定受了不少罪，如今她也该人到中年了，不知嫁的人对她可好？
思来想去，我就满腹的愧疚与怅然。40年来为人夫为人父的我欠他们实在太多了，可这一切又何尝是我所愿意选择的。
过去因为从来不知道能不能回家，我们这些老兵除了养活自己，几乎都没有什么积蓄。可自从与家里通了信，我突然觉得也许有一天真的能够回家，家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我戒掉了烟、酒，每积攒一分钱我都想到他们，我的老伴，我的儿女，我在积攒回家的路费，让自己不至于在可以回家的时候，为盘缠发愁。
1987年10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台湾当局终于通过了开放民众探亲的议案。两岸长达40年的隔绝终于被老兵们匆匆的脚步打破了。
思乡心切的我1988年元旦刚过，就到办理赴祖国内地探亲手续的红十字会交了1000元钱，请他们给我办理有关手续。
1988年4月19日，是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
这天早晨8点我从台湾到了香港。因为台湾与大陆不能通航，我们这些回家的老兵必须转道香港，可尽管这样，我仍是压抑不住满心的兴奋。
我知道每走一步我就隔着家近一步。晚上6点，我上了从香港到广州的客轮。本以为早晨就到广州了，第二天早晨我沉不住气钻出客舱来到甲板上才发现，由于海水跌潮，船被搁浅，根本就一夜没动。我们仍滞留在香港。
这种意外简直是火上浇油，一直以为马上就能到家了的我真急了，我找到船长一番理论，他用一只小船把我送到了另一艘即将启航的客轮。到广州已是第三天的下午6点。
为了等到青岛的机票，我住进了宾馆，最让我感动的是宾馆里的那些服务小姐，她们个个笑容满面，出来进去地喊我“爷爷”，照顾得非常周到，这让我几十年来满是苍凉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同来的老兵看我这个样子都劝我：“老孙，你留着点力气吧，见了老伴、儿子还有你掉泪的时候。”
由于台湾刚刚开始开放探亲，那时的广州简直热闹极了。家家宾馆都住满了回来寻亲的老兵，飞机票成了抢手货。
我在广州足足等了三天才等到回青岛的飞机票，可好事多磨，本来中午12点起飞的飞机，又因为排除故障直拖到下午3点才起飞。
黄昏的时候我到达青岛机场，一下飞机，连日来的劳累、奔波、心焦、悲切一下子涌上心头：“40年了，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终于到家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脚一软竟一下子坐在了地上久久地不想起来。
机场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看我，可我知道他们肯定会理解一个离家四十余载的老兵的心。
从26岁被带到台湾，一转眼我已是64岁的老人，这40年我都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为了这个梦魂萦绕的老家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是啊，终于到家了。写到这里我就感到文字的苍白，无法确切地传达孙茂亭老人在说他到家的那一瞬间的神态。
那是一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岸的满足，是一种飘泊当中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大陆的如释重负。是儿子离开母亲太久那种无法倾诉的委屈。
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如此地幸福，没有经历过战乱的浩劫，分离的苦痛，但是，我能够理解孙茂亭老人这个老兵对家的眷恋，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为此我还想起了在所有的台湾老兵的诉说中都存在的那些神秘的捎信人，要不是他们的胆量和热心，有多少老兵将终生难以知道家人的下落，在当时那种严酷的现实中，这些我永远不可能知道姓名的人是多么值得人们崇敬啊！因为，在台湾老兵大陆寻亲的生涯中，他们做了最大的贡献。
走进村口，我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家门。几十年的变化太大，走时光秃秃的山此时已是一片绿色，当时的那些烂泥房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青砖红瓦的农家院。
村里的人开始烧火做饭了，淡淡的炊烟在暮色中安详地上升，我好像看到白发的老伴正弯腰忙在锅灶前。
为了不让家里人牵挂，我回家探亲的事儿我事先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让亲人们为我的归来感到惊喜。
就在我站在村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两个下地回来的农村妇女迎面走来，我忙上前问路，叫着我儿子的小名，我问他家怎么走？
可谁知我问了半天，她们中的一个也端详了我半天，听我说是从台湾回来的，又姓孙，其中有个妇女扔下肩上的工具就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娘，娘，快出来看，俺爹回来了，俺爹回来了。”
她这一喊倒把我给喊愣了，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那个妇女上前来帮我提起箱子就走，一边走还一边说：“到家了，大伯，你还站着干什么，快回家吧，刚才你问她路的那个人是你儿媳妇，这不跑着回家给她娘报信去了。”
我一听她这样卞，如梦初醒，心想天下还真有这等巧事，我问自家的门怎么走，竟问到了儿媳妇眼前，这说明家真是在等着我回来啊，要不我在村口碰上的第一个人，怎么会是我家里的人呢？
跟在儿媳妇的后边我忘记了连日来的疲劳，所有的倦怠仿佛一扫而光，我几乎是一溜小跑，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精神起来。
这时我老伴听到了喊声从院里走出来。一个白发的老太太站在那里定定地望着我，眼睛里全是很难相信这是事实的神情。
好久好久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脚步蹒跚的老太太还是我走时那个俊俏、伶俐的女人吗？40年的时光真的这么可怕，将我记忆中的那个人变得面目全非。
在老伴身上唯一还让我有所记忆的便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双仍然善良、温顺、宽容的眼睛，正是这双从来没有改变的眼睛让我觉得她还是那样年轻、好看。
老伴见到我，只说了一句：“他爹，你回来怎么也不来个信，我好让孩子去接你。”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暮色中她的泪水那样苍凉，让我不由心中涌起阵阵愧疚。
我上前挽起老伴的手。“老伴啊，别再哭了，这些年你和孩子受苦了，这不再难我也回来了，从今以后咱再也不哭了，咱回到家了。”
老伴擦干了眼泪，我却再也忍不住了，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夜夜梦归不得归，我回来了，就让眼泪流个够吧。我拉着老伴的手往家里走去，一声声哽咽着像个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我忙得再也顾不得哭。
先是出嫁的女儿带着外孙来看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女儿，一见面便趴在我的肩上哭，让我心里酸酸的。
儿子和儿媳拉着孙子给我磕头。40年前我走时才4岁的儿子长成了一个憨实的庄稼汉，有了自己的儿子。我这一家人没有散多亏我那劳苦功高的老伴。
可这么多年她受的苦，她从来不讲给我听。好多次我让她讲讲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可她总是说：“该吃的苦都吃过了，如今你回来了，咱们一家人总算等到了团圆，还提过去那些事情干什么。”
村里的人知道我回来了，纷纷来看我。家里也有在台湾当兵几十年没有音信的就托我给他们在台湾打听打听，如果真的能打听到，让我告诉他们家里在盼着他们早日回家团聚。
这本来是好事，作为同乡的我也会尽力而为。可让我为难的是，台湾当时的情形他们并不知道。
那些老兵在台湾飘泊几十年，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虽然健在，但不是疾病缠身，便是一点积蓄也没有，连回家的路费都筹不起来。
自从开放民众探亲以后，许多想回家的老兵苦于手头没有钱，便几个人凑份子靠抽签决定谁先回大陆探亲。然后，等他回来后再凑份子，再抽签抽出下一个回家探亲的。
像这种情况在老兵当中挺多，许多老兵因为谋生的能力不强而只能待在“荣民之家”里，那儿虽一日三餐不用发愁，但是，要是想积蓄点钱可就难了。
这些事情我无法讲给他们听，我怕断了他们的希望，伤了他们的心，我只得一一应承下来，答应回台湾一定替他们去寻访。
很快，我探亲的时间就到了。虽说跟老伴和儿女们还没有亲热够，可时间到期我必须往回走，否则再想回来就难了。
离开村子那天，我心里空落落的，老伴一大早起来给我做好了饭，就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掉泪。我跟老伴说，我这次回去还可以马上再回来，让老伴不要太难过了。
可老伴说：“你上一次走的时候，也没说不回来，结果你就硬是40年后才回来，咱这个家还有多少个40年可以熬啊。”
我知道老伴是被我的离开弄怕了，她怕我一离开家门就又是个杳无音信，不知道归期。都这样一把年纪了，我也实在是觉得该把剩余的时间都用来陪陪老伴了。
回到台湾不久，我就开始申请回大陆定居，可由于各种原因，我一直到1994年才办好了一切回祖国内地定居的手续。
这之前为了给家里多赚点钱，70岁的我又到桃园机场打了两年工，直到实在干不动了我才正式辞工。
1995年，我再一次回到家乡。
这一次我已经办好了定居的手续，再也不用离开了。这是我与老伴和儿女的真正的骨肉团聚。可我和老伴也真的步入了古稀之年。
那一年我72岁，老伴71岁。
现在我的曾孙也出世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磨难，最终还能团聚在一起，我的心里感到一种幸运。在老兵当中，有多少人从此一去不归啊！
想到我这个从来没有为家庭负过任何责任的老兵，也能熬得四世同堂，我就从心里感激老伴，要不是她把这些苦难都承受了下来，今天我恐怕真的已是无家可归的老兵。
好多时候，我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兰山，我就想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至今没有走上回家的路的老兵，他们当中有许多已是高龄，有许多将不久于人世。要是祖国实现了统一，他们说什么也有机会回家看看。
那时候台湾海峡将不再是高墙，而是一个绿色通道。两边的民众可以相互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去看看，走走，像到自己的家一样，这才是一家人，这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作为一位台湾归来的老兵，我最盼望的就是这一天了。
与我采访的许多台湾老兵相比，孙茂亭老人表达能力当数比较强的，而且，老人爱憎分明，为人非常耿直，处处透出山东大汉的豪爽与豁达。
与他身边的村民们相比，显然，几十年的闯荡也让他见了世面，开了眼界，因此，他经常说一些比较先进科学的东西给村民们听，让他们这些老乡们也跟着开眼界。
与他聊完我们告辞的时候，我提出要拍照留念。一直穿一件有些旧的老头衫、不修边幅的他马上说要换换衣服，并要老伴也换换衣服，梳梳头，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出去找他的儿媳和曾孙的大儿子回来说，没有看见她们，不知到哪里去逛了。这时孙茂亭老人穿上一件大花衬衣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老伴双双牵手站在大门口，对儿子说，找不到算了，咱们三个也算全家福了。
父亲、母亲、儿子。三个人站在了兰山脚下，一直都像个本地农民似的孙茂亭老人，这一瞬间才显得像个海外归来的游子。因为在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
在镜头前他牢牢地握住老伴的手，是那样自然与坦诚，与不少在拍照时都需要我提示甚至“导演”，才与老伴亲近一些的老兵相比，孙茂亭老人又一次流露出他那爱憎分明的个性。
他的爱不需要表白，全在他握紧老伴的手的那一刻，这是迟到了40年的牵手啊，是一个老兵终于回到家的怀抱无以表达的情怀。
13岁的妹妹，八个月大的女儿，31岁的丈夫，29岁的她在那一刻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最后，她选择了跟着丈夫走，她对着岸上抱着她八个月的女儿的妹妹喊：“我去安顿下来，就回来接你们。”可这一别却从此人海两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