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写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我对国家政治时事的敏感。果然，正写着的时候也正是台海形势剑拔弩张的时候，应该说从话题上讲，这是个比较热门的中心议题，毕竟这个时候，只要有民族情感，中国人个个都会来关注台湾问题。可是，我对自己的角度另有一种把握，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角度把握不好则很难传达本身积极的愿望。因此，我把笔触伸向了那些台湾老兵，那些因两岸分离而长期有家不能归，骨肉难以相聚的老兵。我奔波于青岛、上海等地20余天，大约接触了20几位目前或回祖国内地定居，或在台湾定居却经常回家看看，或人已经去世，他的亲属尚还健在的老兵及他们的家人，做了十几万字的笔记，倾听到了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那些思乡盼归，那些情意绵绵，都是他们在这40年时空的距离中所曾经承受的，他们的诉说让我这个经历尚浅的所谓作家，一次次地心神俱动，一次次地热泪盈眶，这的确是达到了我想以民间亲情故事的挖掘，来反映两岸人民盼归的迫切心情的目的。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一次次地怀疑自己，这些我尽量做到纯朴，不加雕琢的文字，这些能够折射时代的小故事，这些老兵同他们家人和祖国的悲欢离合，会不会有人看，会不会有人买这种书。别怪我如此现实，在市场经济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生存对于我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是最难逃避的事情。为此，我不得不为我的书的销路问题左思右想。
我真的不知道，在今天，还会不会有人捧起这样的书，来看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来品味这些老兵们望乡思归的悲凉心境。虽说我写这本书的确是一种责任感，一种想要为祖国的统一做点呐喊的愿望，可是，在许多人是享受生活而不是品味生活的今天，精神食粮到底在人们生活中占多大比重，这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
尽管对这本书的前途无法预见，但我还是写了，别管结果，你只要去付出。记不起是谁的话，但一直是我做事的原则。
我相信那些路，那些话，那些流过的泪，握过手的温暖都不会白白地从我身边流走，那是一种人生的感动我永远无法放弃。我知道我在记载一段历史，为了那些老兵的白发和他们苦苦等了四五十年的妻子那苍老的容颜。我是做文化的，替他们写下这些应该是我的责任。就像我写《遭遇下岗》采访的那些下岗女工。那时，我也是把关注她们的命运和未来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于是，她们在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后，却没有忘了我这个朋友。虽然，我能给予她们的太少太少，可是，那种精神激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是我如此热爱我的职业的动力所在。
这本书我仍然采取了口述实录的方式，但其中穿插着我采访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我想把它们写成电影画面式的感觉，人的叙述是流动的，场景也是流动的。而且，采访者的情绪与被采访人的感情那种情景交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读者读起来会有一种很流畅，很舒展的感觉。我一直很喜欢“口述实录”这种形式，因为这是一种最大程度上表现主人公情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个全方位的角度，透过口述实录还可以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情感起伏。可以说它展现的是一个开放式的场景。从过去到现在，那种时空感很自然的过渡，并且，这种形式也很适合那些饱经了沧桑的台湾老兵。他们那种带有历史感的回忆和叙述，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常常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对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与离乱的我来说，这种倾诉常常让我身临其境。这时我总会想起我的那些同龄人，和那些比我更年轻的人们，我希望他们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真正的骨肉分离又是什么样，这样他们起码会懂得，真正的忧伤是什么。与这样的经历相比，那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爱情变得如纸一样浅薄。
其实，这个后记是我在书写了一半时写的，也许是因为太想说点什么了吧，我想给自己打打气，找一找坚持写下去的理由。不过这浮躁的社会真的让我为这本用情感和善良愿望写成的书担心，还需要关注这些老兵的情感吗？在今天的人们纷纷一头扎进了自己因欲望太多而变得复杂起来的情感世界的时候，这是不是落后于时尚？
但有一点，我是能够把握的。无论老兵们的口述实录有没有卖点，会不会被市场所接受，我坚信这是一种民族情感，是一种历史的追忆与求证。与个人的情感世界相比，这是“大我”与“小我”之间的较量。现代人注重自身的精神世界，这于社会是进步。但是，国家民族是永恒的主题，台湾老兵们的精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升华为一种民族的呼声。他们控诉战争，渴望统一，希望国家民族团结壮大，这才是这本书的根本主题，也是我作为作者想要传达的唯一心声。
作为以写作为生的人，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书市场会好一些。但是，与市场经济交锋沉浮几载，我庆幸自己从没有放弃过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然，我说这话会有些老气横秋，可是，统一是大业，自然关乎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又从事精神文化事业，在这种时刻深沉点绝对有必要。也许我的分量只有很小很小，微不足道，可将来在两岸统一的庆典上，我会有很自豪的微笑，我曾经用我的方式为这艘大船的靠岸出过一把力，还有书中的那些老兵，我希望那时他们都还健在，我将再安排一次采访，不是为了回忆往事，而是为了相聚，为祖国统一，干杯！
在这里我十分感谢上海为我提供线索的朋友和青岛市台办的同志，是他们在炎热的8月，陪我在大街小巷奔波，在乡村的山路上来回穿梭，寻找着一位位台湾老兵在祖国内地的家门。他们的热情和热心让我又一次有了信心，也许方式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完整尽自己该尽的责任，相信这来自人民的呼声吧，它的力量将改变整个世界！
就在此书即将完稿之际，9月21日传来台湾省花莲西南发生7.6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惨重的噩耗，这使一直关注台湾问题的我深感震惊，并连夜给台湾我所曾采访的老兵和他们在国内的亲人去了电话问询平安，结果令人欣慰，他们当中竟无人因震灾受难。
在这危难时刻，祖国内地的同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中国红十字会给台湾的骨肉同胞送去了价值上百万人民币的救援物资，祖国内地的地震专家们也整装待命，等待台湾同胞的呼唤，两岸人民在危急时刻血肉是相连的。让我又一次坚信，国家的统一大业将造就一个腾飞的民族。
在本书的创作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参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陈昌本同志热心为此书作序，并提出修改意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同志，中国版协副主席薛德震同志，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方鸣同志，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办公厅于慧同志，青岛市台办的王广尧同志、王同志、黄丽华同志、唐慧芸同志，青岛市城阳区台办的栾光辉同志、马松贵同志、李良海同志、郭佐修同志，青岛黄岛区台办的杨兴泉同志、范瑞国同志及上海《新生活》杂志社的李豪、何亮、于耀光、真淑芹、陈家仁、许桂霞、于秉军、石荣、王福成、薄翎慧、陈刚、于绚、徐建军、王晓红、刘玉军、李丽、王丽君、陈涛、于琛、刘海涛、江志同、郭仁宝、陈弘默、刘啸、黄文选、于丽、徐宇皓等多位朋友的支持与合作，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与敬意。
于秀
1999年9月22日于北京亚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