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锡三，山东省青岛市夏庄镇夏庄村人，81岁；1949年从莱西去台湾，时年31岁；1987年11月第一次回祖国内地探亲；1998年5月11日回祖国内地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8日。
采访地点：夏庄村栾锡三家中。
当我结束上午的采访，在炎热的午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夏庄镇夏庄村另一个采访对象时，车上的几个人都累得睡着了。
这种不停地与陌生人相识相知又不停地与刚刚熟起来的朋友说再见的采访生涯，是不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所很难一下子进入的状态，于是，累不光是体力上的透支。
也许真的很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十几天来虽然连轴转，到处采访，与人交谈，我的嗓子都哑了，但这种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倾听不同的人生故事的旅程像一种使命感一直在鼓荡着我思维的双翼，使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了解台湾老兵在特殊的命运中特殊的遭遇，对于我是幸运也是教育。
这是一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它鲜明，坎坷，充满了不可预知。
对于还年轻的我来说，他们就是历史，是值得捧起来细细去读的书。
刚开始时我还满足于他们所历经的那种悲欢离合，可是，每次采访回来，我整理这些材料时，就会有很多东西从里面跳出来启发我。
这岂止是一次对往事的追忆。
祖国、民族、家庭、责任。
亲情、友情、爱情、乡情。
在那些饱经沧桑的老人身上，如果说还有喜悦，莫过于这么多几乎被现代人所遗忘的东西的失而复得。
已经被物质压榨得只剩下了欲望的现代人啊，总是要等失去才知道追悔，这样的怪圈我们还要走多少？
令人昏昏欲睡的午后在我的思考中，被车轮抛在了后边，前面那个绿树环抱的村庄向我们迎来。
因为是农家最谧静的下午，我们到栾锡三老人家时，他干净、整洁的院里静悄悄的，只有一片阳光悄悄地在地上移动着。
老人听到声音迎出来，很有礼貌地同我们一一握手，我注意到他同我握手时，只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指，是标准的与女士握手的规格，单从这一点看，这位带着高度近视镜的老人，虽然落户乡村，但却迥然于他身边的环境。
走进老人的房间，桌上的笔墨纸砚俱全，几张工整的毛笔字显示老人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功底，我的感觉没有错，别看是个老兵，但一定是读过书的，果然，老人说自己曾读到小学毕业。
说明我们的来意，栾锡三老人沉默了很久，他拿起茶壶给我们每人都斟满了茶碗，手不住地在抖，看得出他的内心很不平静。
这是我在采访过程中总要碰到的场景，那段往事留给他们的绝不仅仅是满头的白发，苍老的容颜，看不见的伤痕在心里面，像一条永远难以愈合的垣沟，将伴随他们走完一生。
对于已经81岁的栾锡三老人来说，回忆便是在重温那些过去的伤痛，这的确有些勉为其难。
可是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将来不再重演过去，如果真的能有这样的结果，那些苦那些难才会滤去苦味成为财富，为后人所享用不尽。
这是我面对老人欲言又止的潜台词。
乡村的午后很幽深、遥远，正适合诉说悠悠往事，而老人家中与我们去的前几家都不同，没有门前狗的吠叫，没有热热闹闹的人来人往，只有一个看上去样子极憨的中年女人，送进水来又有些羞涩地退了出去，再也不见动静。
看她出去老人叹了口气，给我们介绍，这是他的儿媳妇，儿子早已过世，如今只有跟他在一起相依为命。
经济上靠老人支撑，生活上靠儿媳来照顾他，这个50年后才完整起来的家透着一股难以摆脱的冷清。
茶过三巡，和老人拉了半天家常，看我一直打开的本子上仍是一片空白，栾锡三老人终于清清嗓子言归正传。
我是20岁到青岛保安警备旅当兵的。当时，我们那支部队驻扎在青岛崂山，抗战时期，我们全面抗日，打死了不少日本鬼子。
那时，日本鬼子一听是青岛保安旅的，便吓得掉头就跑，为了彻底剿灭我们这支部队，他们几次调结兵力到崂山，企图将我们全部打垮。
可是，崂山的地势险要，日本鬼子进去多少死多少，所以，青岛保安旅在抗战时期还是很有名的。
我当兵的时候抗战还没有结束，在青岛保安旅我着实为咱中国人出了几口气，由于我读过几年书，人也比较能干，1949年随部队撤退到台湾时我已经是连长。
那一年我31岁，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家里老伴，父母双亲都还健在。
我们是五月端午那天开的船，从青岛港出发走了三天三夜才到基隆港，然后到海南岛，一直到11月份才又回到台湾，那时已经到了1950年的元旦。
当时，我们走的时候部队下令不准跟家里说，而且，安慰我们这些家里有老婆孩子的老兵说，顶多半年就回来了。可自从走到海南岛，我就想恐怕是没有机会回来了。
到了台湾以后，我又在部队干了10年，1959年我41岁时退役了。因为还年轻，我不想进荣民院便走向社会自谋生路。
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老兵在台湾出路很少。年纪小的到了那里什么都可以从头学起，从头干起。可我们这些已进中年的老兵，要文化没有多少，要力气也日薄西山，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养活自己，整日都是磕磕绊绊，一路跟头的坎坷。
我从部队退下来以后，先是跟几个朋友也是退下来的老兵合伙做点小生意，可由于我是行伍出身，对搞生意一窍不通，所以，最后生意失败，朋友也四零八散。
后来，眼看自己做事根本没有出路，我只好到处给人打工，来维持生活。
退役以后，我先是在台北定居，后来因为那里的人口多，工作也不好找，房租也贵得惊人。1961年我又到了高雄，并且，在那儿找到了工作，住了下来。
那时候，我除了想怎么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别的什么也不敢想。家里的父母双亲和媳妇、孩子都让我压在记忆的深处，我不敢想他们，一想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把他们扔下就走了，却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回去。
就这样我在台湾有今天没明天地这么混着，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能活着回来，所以，就从来没想过为回来攒钱。
那时，在那边退役的老兵大多都像我这样，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我们没事凑在一起打牌、喝酒，说说家乡话，这是我们在台湾的生活中最开心的事儿。
直到后来，大家有偷偷从国外往家里捎信的，我们这才明白过来，其实都还有个家想要回去啊！
1986年，我认识了外轮上的一个船员，几次试探后，我觉得那个人还可靠，便对他请求，想让他帮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当时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我几次求他，并且说有许多人都这么做了，只要谨慎点，不会出事的。在我再三请求下，有一次他从香港到广州，终于答应我往家里捎一封家信。
当时写那封信时，我几乎三天只写了一个字，那就是父亲的“父”。写下这个字我的手就不住地抖，泪就忍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
有时候想想算了，索性就这样让家里以为我死了，也省得他们再牵肠挂肚的，我们彼此就了结了。
可是，罪过是大人的，几个孩子是无辜的。我总想自己那四个孩子，40年没有父亲，他们怎么在别人眼前生活，我还能不能活着再见到他们。
我这人因为读了点书，感情比较细腻，因而也就非常善感，几乎是一字一泪写好那封家信，我恳求亲人们原谅我，耐心等着我，只要有回家的那一天，我一定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信是捎出去了，可从此我的心便悬在了半空，不知道家里的人是不是会原谅我？孩子们是不是还都活着？老伴是不是还在等着我？
这么多未知数在我的脑子里来回穿梭，让我无法安静下来做事情。那时，我在一家饭店打工，中午忙的时候，我却六神无主地不是出错菜就是报错单，直弄得老板冲我发了火，晚上打烊，老板跟我算了工钱，对我说，明天你不要来了。
已经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失业了，那时我已经68岁，也的确是腰弯背驼做什么也不利索了，这家饭店的老板当时也是因为同情我才收下我做工，可是，我的表现太让他失望了。
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已是归心似箭，所以，做什么都安不下心来，眼看自己就是70岁的人了，再不回家恐怕将来想走都走不动了。
大约过了有三个月，香港的那个船员终于又回到台湾，他虽然胆子小办事却很扎实。他不仅找到我的家人，还给我带回了家里边的信儿，我感激地拿出钱来想要谢他，可他却有些生气地对我说：“我这样做完全是同情你们的遭遇，想不到你偌大的年纪也这么现实。”
我知道自己误解了这位好朋友，只得含着眼泪对他道谢，请他将来在我回家以后到我家里去做客。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
那个船员朋友听我这样说，也高兴地连连答应。
打开家信我一个人坐在灯下，静静地读着。
父母都已去世了，四个孩子夭折了两个，老伴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后来，实在活不下去了，把大女儿送给了别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日子才好过起来，如今儿子都有了儿子，家里一切平安，只等着我早点回来，全家骨肉团聚。
这就是我40年远离家园付出的代价。
这封信让我一直悬着的那颗心落了下来，但是却摔得很痛，我那年迈的双亲和夭折的两个儿子知道我的心为什么会这样痛。
那是我一生中最为绝望的日子。
屡次失业让我失去了再出去寻找工作的勇气。可几乎没有积蓄让我日渐捉襟见肘，不得不节衣缩食，才不至于家无隔夜粮。
好多次我走在高雄的街头，摇摇晃晃就一个人径直往前走，忘记了身边的车流与人群，忘记了脚下是台湾的柏油路。
朦胧中我觉得就这样一直走，不停地走下去就可以到家了，在路的尽头是我的老伴跟我唯一的儿子那流泪的等待，好几次我被耳边刺耳的刹车声惊醒，远远地却看见警察向我走来。
他们以为我是神经失常离家出走的老人，可我却一再对他们讲，我不是离家出走，我根本就没有家，我的家在大海的那边，我想回也回不去。
知道我是个退役的老兵，他们的态度都变了，没有人再理睬我，连警察也挥挥手让我快离开，回到荣民之家去。我知道他们都希望老兵们在那里，乖乖地度过残生，像一群被人扔掉的没有用的工具。
数数身边剩下不多的钱，为了避免再睡到大街上去，我咬咬牙又四处找工作了。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些，我刮了胡子染了白发，看上去也就是五十出头，终于，又有一家饭店请我给他们跑堂，这使我的生活暂时维持了下来。
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民众探亲，我当时正在工作，一听电视里的广播，我整个人愣在了那里，这时，老板过来了，我以为又要被人训斥了，可是，这个老板接过我手中的托盘，“栾伯，别再干了，上面已经说话了，可以回家了，你这把年纪该回家看看去了。”
我当时什么都没记得，只记得那个老板把薪水放在我手里，而我像个孩子似的站在那里泪流满面，惹得老板娘也不住地擦眼睛。半天老板娘冲我喊：“快点儿，栾伯，刚刚开始，肯定登记的挤破脑袋，你再不快一点就挤不上第一班车了。”
老板娘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我几乎家都没回便去了登记处，果然已排起了长龙，看着这些老态龙钟的老兵有的被家人搀扶，有的独自一人站在已经凉起来的秋风中，为那个回家的梦等待着，我心里有一股希望燃起来，我站进了他们的行列。
说话的时候，栾锡三老人不停地把玩手中的那把茶壶。那是一把白瓷上面烙有几行黑色的篆体字，造型很平常的普通茶壶。
上面的那几行字我仔细辨认，读出这样一首诗：“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欢。言酌饮老友，黄昏最相知。”
这首颇有古风遗韵离情别绪的古诗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老人茶壶的来历，老人微微一笑：“这是我回祖国内地与亲人团聚时，台湾的一个老兵送给我的礼物，而且，我们说好，他回来以后，我还他一个景德镇的茶壶。只可惜，我回来不久，他就去世了，死在台湾。他失约了，我们没有在大陆再见。”
老人说着长叹一声，枯槁的手指抚摸那细白如雪的白瓷茶壶，似乎陷进了对老友的深深追思。
也难怪老人对这件这么不起眼的瓷茶壶如此钟爱，应该说那是一段时空的凝聚，是老兵们在台湾几十年渴望与亲人把手相见欢的祈盼。
如今，坐在自家的堂屋里安享这段平静的生活的栾锡三老人，是否真的感觉到了祈盼成为现实的喜悦？
我非常地想知道。
1987年11月，我作为第一批回家探亲的老兵在汹涌的人流中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那一年我69岁，离开老家整38年。与老伴在门前相遇，她已是68岁的老太太，我孙子都已是能下地的壮小伙子了。
不用说他们根本没想到我能回来，就是我自己直到睡到自己家的炕上，还神魂颠倒地半夜起来到院子里东看看西瞅瞅，老伴问我，代什么？
我说，我想瞅瞅咱们的门，我想看看我是不是从这个门里进来的，我是不是真的回家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记得那是个冬天的晚上，可我和老伴在院子里说了半天话儿，浑身都冻得冰凉，老伴摸摸我的手，问我冷不冷。几滴热泪滴在我手上，也滴在老伴手上。这时候，我哭了，我说老伴啊，咱回屋吧，我知道了，我信了，这次我是真的到家了。
在台湾的时候，每次我在梦里回家，老伴的泪都是冰冷冰冷的，让我心里发颤，可是这次老伴的泪是热的，我的泪也是热的，我知道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些醒来心里发颤的梦了。
第一次从台湾回来，老伴表现得特别坚强，她几十年来带着孩子一直与我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二位老人故去，为此我特别地感激她替我在父母身边尽孝送终。
尽管为了两个夭折的儿子和送人收养的大女儿她一直很内疚，常跟我说，“他爹，我对不起你，那几个孩子是你留下来的骨肉，可是我却没有留住他们，这是我一辈子的罪过啊！”
听老伴这样说，我特别心酸，我对老伴说，要说是罪过，那我才算是有罪之人啊！养不教，父之过啊！我这个人连孙子喊我声爷爷，我都觉得有愧啊！
当时，知道我回来了，大家纷纷上门来看我，我们夏庄村那一年走了70多人，可我是第一个回来的。
有的老太太见到我老伴就抹眼泪，说她福气好，苦熬苦等终于把我给盼回来了，也有的人家里的亲人没有信儿的，便托我回台湾时给他们打听打听。
那时，我老伴出来进去地忙活个不停，人也年轻了许多。我在台湾几十年都没有穿过棉袄，可回来后青岛的冬天特别冷，她张罗着给我买了新棉花，熬了几个晚上给我做了件新棉袄。
虽然我穿上那件棉袄特别像一个乡下的老头儿，可是，那暖和是我几十年都没有感觉到的。
我想老伴老伴，让我肚子饱饱的，身上暖暖的，出来进去地有个说话的就是老来伴了，为此，我特别地满足。
这时儿子也劝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这次回来就不要再回去了。回到台湾一个人孤孤单单没个照应，又得让家里人牵肠挂肚。
我对儿子说，不是我不想回去，眼下我手里一点积蓄没有，光靠儿子种地也只能吃口饱饭，可我特别希望手里能有点钱，最起码能给儿子把房子翻盖成新的，让老伴住得舒心些，也算这么多年来我对这个家尽的一点责任。
当时老伴的身体还挺硬朗，家里里外外都是她张罗，儿子本分老实，儿媳妇更是只知道干活，所以，这个家一直是老伴在撑着。
我一心想回台湾再打两年工，赚点钱让家里的环境改变一下，否则，40年后回家却一无所有的我真的有些对不住他们母子。
就这样在家里待了一个月，我没有听老伴和儿子留下的话，便启程回台湾了。我跟老伴说好好保重身体，再等我两年，两年以后我一定回来。也许那时我会考虑再也不走了的事情。
自从我要走以后，一直很坚强的老伴不吭声了，她默默地把那件新棉袄往我的行李箱里塞，我说，台湾的冬天从来不下雪，那件棉袄我穿不着，就不带了吧。
那一瞬间我看见老伴的脸色变了，照样是没有声音，可眼泪却急速地从她脸上掉下来，落在那件黑色的棉袄上，无声无息。
我知道我这无意中说出的话伤了老伴的心，我也知道老伴给我做的那件棉袄已经不仅仅是要给我御寒，那是老伴的一颗心啊！
在我又要离开的时候，她的不舍，她的不愿也许她说不出口。可是，她愿意让我把那件棉袄带在身边，像一种牵挂，让我不至于一走又杳无音信。
那天夜里我跟老伴说了一宿的话，仿佛要把40年里要说的话都说完，儿子和儿媳也在旁边守了一夜，他们为我又一次要出远门千叮咛，万嘱托，让我觉得迈出家门的脚步很重很重。
也许想起了什么，栾锡三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举目四望像在寻找什么，很快他的目光定在了墙上，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墙上一个紫色的相框里，是西装革履的栾锡三老人与一个看上去面容安详的老太太的合影。
“那是我第一次回来时照的，那会儿老伴虽说是老了，可是还挺精神的，陪我说话聊天，替全家人做饭，一大家子全靠她忙活。”
听着老人的话，我再一次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的老太太，那是一双多么善良、温顺的眼睛啊，很难想象她那瘦弱、矮小的身体内蕴藏着什么样的能量，使她有足够的坚强，不，应该是坚毅，撑起这40年的岁月来。
我至今都很庆幸，当时第一次回来，我拉着她拍了这张照片，否则，我会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等我两年以后，1989年再次回家探亲的时候，老伴已经病倒在床了。
她得了老年痴呆症，什么事都不知道，什么人都不认得了，整天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整个人都变了样，再也没有我第一次回来时的那样干净、利索了。
我看着老伴在床上躺着，拉着她的手问她：“老伴，老伴，我是锡三啊，我回来了，你还认得我吗？”
可她的眼直直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好像没看到我一样。我伤心极了，我没想到才事隔两年，老伴就病成了这样，没想到我再次走进家门，老伴已经不能再陪我说话了。
为了治好老伴的病，我到处替她求医问药，可是医生说她的大脑已是高度萎缩状，这种老年痴呆症除了维持生命，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可以治愈的办法。
我绝望了，守着一天天病下去的老伴我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我才觉得“钱”这个东西是那么地无能为力，它可以给你一切，却无法留住生命，留住那个正在离开的人。
转眼一个月时间又到了，只申请了一个月的探亲时间的我必须回去，否则，就会失去在台湾的一切。
我把在台湾打了两年工攒下的钱给了儿子，让他赶快翻盖新房，让他娘无论如何在走之前住上宽敞的新房子。
儿子拿着这个钱直掉泪，他说，“爹，你也70多岁的人了，你再去打工拼老命赚这个钱，儿子会被人戳脊梁骨骂死的。这次回去，你收拾收拾东西，再回来就别走了，这儿毕竟是你的家啊！”
带着儿子这些贴心贴骨的话，看了已经枯瘦如柴的老伴最后一眼，我含泪走出了家门。这一切我知道自己走的是那么地无情无义，已经人事不知的老伴恐怕很难再等着我走进家门。可是，我没有办法，那时，我没有任何收入保障，留在家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我只能再回台湾，再跨越那道我看一眼都觉着心寒的海峡。
果然，我走后不久，老伴便去世了。满打满算我们40年后的相聚总共才在一起团聚了两个月的时间。
而两个月里老伴只有头一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清醒的，正常的。我第二次回来，她已经认不清人了。1991年，我第三次回来，老伴已经入土多时了，这便是我们夫妻40年后的缘分，虽说是活着见了面，可这种生离死别仍是我们的结局。
最让我承受不了的是第三次回来，老伴的坟前刚刚长出青草，我唯一的儿子又得了胃癌，并且已是晚期。这种接踵而至的打击让我的心更加凄凉，我觉着老天让我活着，就是为了看着自己最亲最近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
看着儿子如此受癌病折磨，我却无能为力，这种痛苦让我这一把年纪的人，哭得像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可是，眼泪救不了儿子，那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从来没有为儿子尽点责任的愧悔啊！
本来打算回来定居的我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心里又凉透了。
儿子要是不在了，家里只剩下儿媳妇跟两个孙子，将来让我指靠谁去。我没有收入来源，他们也刚刚能养活自己，我不能再给这个失去顶梁柱的家雪上添霜。
这一次我又没有留下，又回到了台湾。不是我不想留，是家里没有条件让我留下，那时，我已经73岁，自食其力是不太现实，可得了绝症的儿子能留在我身边几年？
回到台湾没多长时间，儿子去世了，消息传过来，我一个人坐着喝酒，直到天亮。
我想我这40年都干了些什么？我的亲人他们都跟着我受了些什么样的罪？
儿子没了，我回家的愿望也越来越淡，可是，当年的那些老兵，在台湾的死的死，走的走，年纪越大就越不容易再凑到一起，已经快80岁的我一个人住着，孤单极了。
1995年我又回来一次，看到儿子新盖的房子里里外外粉刷得干干净净，儿媳妇说，这是儿子临死前特意让他们粉刷收拾的。儿子说，爹一辈子要干净整洁，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家收拾得像样一点，让他老人家回来住着安心。
摸着儿子临走前给我刷得雪白的墙壁，我忍不住老泪纵横，儿媳妇看我难过，也擦着眼睛说：“爹，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整年地跑来跑去的，跑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儿，家里也没什么人了，您就回来住下别走了，孙子们都大了，平时有我来照顾您，您就放心回家来吧。”
儿媳妇的话让我彻底动心了。
是啊，跑了快50年了，我就不累吗？我为什么有家不回偏要再去那个我根本不想待的地方，几十年了，我不就是盼着回家吗？
那时，我年纪也大了，我真怕自己有一天跑不动了，把这把老骨头扔在台湾，说实在的，要是那样的话恐怕为我送终的人都找不到。
这样一想我也着急起来，再回到台湾，我就到处打听像我这样的老兵是否还有什么保障。结果，那时正在办理补办的荣民身份，我办了这个手续，每年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荣民费”，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就这样1998年5月11日我正式回祖国内地定居，这次是真正地回家了。
这一年我80岁。
31岁离家，80岁才回家，我一个人在外面飘荡了49年。如果从我20岁当兵算起，我整整离开家乡60年。这60年是人的一辈子啊，我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像做了一场噩梦，醒过来却发现我一无所有。
四周静悄悄的，好像只有我们的呼吸声。栾锡三老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空气凝重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
一向以能言善辩，替人排忧解难的我，面对老人如此的遭遇，似乎一下子也很难找出宽慰人心的词儿来。可是，我知道在这种时候，老人的心境已非“宽慰”二字能够平复的。
语言的化解在这时是缺乏力量的，老人面临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是不可挽回的事实，这种痛苦除了承受别无选择。
也许正是因为饱经了沧桑，81岁的栾锡三老人才会在历经了这些打击之后，仍可以坐在我的面前对往事一一追述，对那些过早地离他而去的亲人，他有的是淡淡的思念，而非伤心欲绝的不堪回首。
而正是他这种沉着与冷静的描述，给了我们一个“闻时鸟惊心，感时花溅泪”的画面，让我们知道那道海峡，制造了多少无法弥补的遗憾。
知道他压抑的情绪感染了我们，看上去特别斯文的栾锡三老人用手中的茶壶又给我们每个人斟满了茶水，“喝茶”，“喝茶”，他客气地让着。
回头看看自己收拾得挺整洁的屋子，他脸上有一丝笑容。
我这次回来就踏实了。过去总这儿那儿来回跑，跑一次心酸一次，我这把年纪也真的是受不了。不是没力气了，是没心劲儿了。
我现在四世同堂，连曾孙都有了，也该有个归宿了。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活着回来就是运气，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
我的眼睛1983年还做过白内障手术，现在的视力也有些不行了，可是，我一直盼着的是，活着看到两岸的统一，这是我们这些台湾老兵最后的心愿了。
如果真的有这一天，我希望历史也别忘了我们这些人。毕竟，这种分裂的苦我们吃过，这种伤害我们承受过。这是不应该再发生的事情。
既然你是采访我，这就是我这个老兵最想说的话。你，记下了吗？
告别的时候，再次与栾锡三老人握手，他仍是那样礼貌地碰碰我的手指，一脸老人才有的安详的微笑。
可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这样的造访和刨根问底会让他心里有多难受。可是，他的痛他不说，夕阳下他仍给远去的我一个微笑，把他的满足，他的踏实告诉我们。
是啊，这是那些真正回到家的人才会有的笑容。
可是，透过这笑容我们看到了几分悲凉，50年后归来的老兵接受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现实，一个他只能接受的现实。
那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啊，有父亲、母亲，有年轻的媳妇和四个不大不小的孩子。相信那时候，多大的庭院都放不下那些孩子的喧闹。
可现在那处静静的小院里，有年过半百却早已守寡的儿媳，有80岁才回转家门的老兵，寂寥得让人心里发慌。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分离。
在车上我突然想起我一直很难忘记的一首外国诗。那是战争中，一位姑娘在病重身亡前，写给她久久没能归来的恋人的诗。
如果他来了，
告诉他我死了。
如果他不相信，
就把我的戒指拿给他，
让他看那打开的门，
空起来的床，
熄灭的灯。
这也是战争，也是分离。
也是无法弥补的悲凉，这是我最想对人们说的。
1999年7月4日，他回来了，走了整整50年，她也等了整整50年，77岁的他告诉76岁的她，他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太太，三个儿子。但是，他仍然想要回来看看，因为这儿是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