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立志推翻军阀、统一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后，革命形势更是如火如荼，然先生不幸早逝，国民党内也逐渐分裂，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在政治上明争暗斗，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更是用武力反抗蒋氏独裁，到最后国民党右派公然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革命，为了争权夺利，新军阀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混战。
二哥，我心不变
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发迹，从上海滩青帮小混混到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得益其结拜兄弟的大力提拔。主要有三位，一是张静江，二是陈其美，三是许崇智。
张静江出身浙江富豪之家，早年在法国经商倒卖大清文物赚了不少钱，后来偶遇孙中山，动辄馈赠数万相助革命，被人称为“民国吕不韦”；陈其美在辛亥年间指挥革命军取上海、收浙江、平江苏、下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立下赫赫战功，可惜死在了北洋杀手之冷枪下。
如果是说蒋介石最初上位得益于三个因素，那么可以简单概括如下：陈其美领路，张静江投资，许崇智交兵。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禺人，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清政府辖下福建新军中任职。辛亥革命中许崇智率部起义，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许崇智被举为军务部长。蒋介石看到许崇智年轻有为，又是孙中山的所倚重的大红人，遂起意结交，经张静江说合，张、许、蒋三人焚香盟誓，结为兄弟。蒋介石称许崇智为“二哥”，十分亲热。
后来孙中山授意粤军改编成两个军，陈炯明为“总司令”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许没忘记“三弟”，安排蒋介石任一师参谋长。参谋长只是“首席军事幕僚”而无兵权，不过许崇智对蒋介石非常信任，一直很提拔他。
陈炯明背叛革命被赶走，孙中山改组大元帅府时，许崇智升任粤军总司令，许上任后便立刻提升蒋为总参谋长，两人更加亲近。蒋介石每次见到许崇智，必立正敬礼，口称“总司令”，并且曾表白“我是你的最忠实的下属，海枯石烂、此心不变”，堪比情人之间甜言蜜语。蒋对许的家人也备加照顾，每次见到小孩子必会抱起逗着玩儿。许对蒋则推心置腹，甚至向各将领宣言：“服从总司令，就要服从总参谋长，以后凡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崇智或蒋介石印章，都同样有效。”
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孙中山倡议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在大哥张静江、二哥许崇智的大力推荐下当了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周恩治部正主任。也就是从黄埔军校，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的辉煌发迹之路。
时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身负重任，却沉溺酒色，将一些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蒋是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逐渐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这年秋，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冯玉祥打败了直系，二人控制了北方后，推举已经下台的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同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和平解决南北问题”。国民党内很多人反对总理北上，孙中山为了避免再开战事，不顾疾病缠身，仍决心赴北京，临行之前，他委托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之职。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乘机纠结了一帮乌合之众反攻广州，胡汉民以“代元帅”的名义发表《东征宣言》，命军政部长许崇智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带队东征，将陈再次打垮。
不料1925年春，国父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之前并没指定继承人，国民党内一段时间出现权力真空，当时有三个人资历相当高，一是代大元帅胡汉民，但胡素来书生意气，党内支持率不高；第二位是廖仲恺，廖早年参加革命，为人处事具能服众，不过廖与共产党关系亲密，使一些右派对他不满。第三位便是汪精卫，汪当时在国民党内属于中间派，无论苏联或者中国共产党对其都有好感，他与军中将领许崇智、黄埔学生军领导蒋介石私交也不错，有军队支持，综合比较之下，汪无疑成了最佳人选。
廖仲恺不在意名利，胡汉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能坐头把交椅，汪精卫却努力拉拢各方面，企图上位。几经磋商，国民党中央决意召开“全体会议”，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重新选各部，继而完成北伐事业。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召开，改组顺利完成，选举了16位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再次当选为政府主席，政府下设5个部，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兼任广东省主席，徐谦为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7月6日，“军事委员会”选举，汪精卫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也就是说，党、政、军三方面，汪精卫都成了一把手。
胡汉民很是气愤，不愿上任：“我不懂英语，当什么外交部长？”盛怒之下甚至要辞职出国，经多人劝解后才留下。后来胡汉民得知汪精卫上台得到了廖仲恺与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对廖以及中共也极为不满，逐渐靠向右派。
大权在握的汪精卫此刻忙于整编军队，“国民革命军”正式建立：军事部长许崇智兼任“总指挥”：黄埔学生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字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援鄂军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
廖案是个好机会
廖仲恺协助汪精卫做了国民党头把交椅，胡汉民相当忿然，自此联合右派想倒廖；右派诸人也乐意有个“大佬级”人物充当领袖，因而胡汉民的寓所成了右派集会据点之一。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四枪皆中要害。
“廖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迅速为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全权负责追查此案；随后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委员长，吴铁城、周恩来、陈公博等9人为委员的“廖案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
汪精卫和蒋介石均以“左派”面目出现，汪顾虑胡汉民资望比自己高，想借此搬到胡汉民；蒋介石好容易有个出风头的机会，更是急于表现。
廖仲恺一案，成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作的最好时机。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汪精卫、蒋介石立即宣布戒严。经调查证实，粤军旅长兼民团司令朱卓文主持其事，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参与其事，而且从被捕刺客身上搜出一份名单和一张手枪执照，名单上还有汪精卫、鲍罗廷、谭平山、蒋介石、周恩来等人。
可朱卓文、胡毅生等人纷纷逃到香港去。胡毅生既然参与此事，那么其堂兄胡汉民也摆脱不了嫌疑。
8月25日晚，由汪、蒋派遣的五十多个黄埔军校学生军直扑胡汉民家，并指示若“逃捕”即可就地处决。胡汉民刚刚就寝，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赶紧下床，穿上衣服匆忙从后门逃出。因事出突然，跑到街上不知到哪里是好，稍加思索，推测此事极有可能是与汪精卫有关，一时性起，直奔西华二巷的汪精卫家！
汪精卫妻子陈璧君见胡汉民急装而来，非常诧异。听了胡的一番诉说后，陈璧君怒不可遏，立即打电话给汪精卫，质问道：“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汪精卫打着马虎：“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陈璧君喝道：“胡先生现在我们家里！”汪气得掷下话筒。陈璧君怕生意外，让胡汉民住了下来。
抓捕胡汉民的消息不胫而走，广州城被闹得沸沸扬扬。汪精卫、蒋介石恐怕引起事端，暂将此事搁下。9月底，胡汉民被迫坐船前往苏联。
（资料21，抓胡疑云）
粤军领导许崇智当然也脱不掉干系，朱卓文是他的部下。但许是国民政府军事部长，手中又掌管着强大的粤军，要扳倒他不是易事，蒋介石先打了个迂回球，取悦汪精卫。
9月14日，蒋介石亲自提名，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推汪精卫为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汪心情大悦。接着，蒋介石又私下拜访汪精卫，劝说：“汪主席，现在粤军不稳，我看军事部长就未必可靠，到时万一动起武来，就不好办了。”这话正中汪精卫的忧心，他初掌政局，担心的就是军事根基不稳，便说：“要想个办法才好。”蒋介石成竹在胸：“这好办！”
在不久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大放阙词：“据可靠情报，现在有不少粤官将领存有异动之心，还有极少数粤军将领大骂许部长，更有甚者，还扬言要刀枪相见。为确保许部长的安全，我建议由党军接替警卫许部长的粤军。”汪精卫自是心领神会：“我赞成介石同志的意见，必须保证许部长的安全！”
许崇智便这样被蒋介石以“保护”为由，变相软禁了。许不愿束手待毙，在软禁中启用暗线，秘密调驻守在东莞、石龙嫡系两师回到广州“救驾”，可惜他一动，蒋介石就拿到了确凿证据，直奔汪公馆而。
汪精卫听说许崇智要造反，急了，把处理粤局的大权全部交给了蒋介石。
9月18日深夜，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师生武装出发，抢占了防止许嫡系回广州的要地。翌日凌晨，蒋介石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的罪名扣押了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及军需局长关道职等。当夜又直接扣押了许崇智，并出动部队突然包围了许的两师嫡系，将其全部缴械。
许崇智很快成了笼中鸟，蒋介石又送了一封信，利诱加威胁“希望兄毅然独断，保全名节”，“不如暂离粤境，期以3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并信誓旦旦表示：“如有一毫违心之论、不忠之意，皇天后土当共殛之。”
意思不言而喻，二哥，你该下台了。许崇智接到信后既惊且怒，当即打电话给汪精卫，希望他能出面主持公道。汪精卫拒不接听电话，只回复一函：“……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
眼见大势已去，许崇智知道反抗亦属徒劳，遂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一封辞呈，到上海“休养”。许崇智一倒，蒋介石受益无穷：取代许崇智成了东征军总指挥。这便为他日后晋为“军界领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为了修补与许崇智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平息一下粤军将领的情绪，蒋介石以粤军部下“集献”的名义派人给寓居上海的二哥送去20万元，供其享用。
许崇智原本就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这次遭蒋驱逐后更是心灰意冷，索性不再过问政治。对于蒋介石送来的钱财照单全收，他也知道蒋送钱给他的用意，便让送钱人传话给蒋：“有机会我会规劝老部下，不让他们乱来。”蒋介石听了许崇智的话，稍稍心安。此后，他不断派人给许崇智送钱送物，许如果手头发紧，也会毫不客气地向蒋伸手要，蒋有求必应，不敢丝毫怠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崇智在粤军中的老部下，大多已被蒋介石收买或降服，已经无法形成反对力量。
先把两广弄到手
被击败尚未消亡的陈炯明尚且是个大麻烦，为了统一广东，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
国民政府首先颁发了“征讨方略”，接着蒋介石以“总指挥”和党代表的名义，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东征布告》和《东征军安民布告》。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不到两月便全歼陈部一万二千余人，陈军残部七、八千人往北逃窜至山东。
东征同时，革命军又征讨了粤南军阀邓本殷。邓本殷见国民党跟陈炯明打得热闹，也想浑水摸鱼，蒋介石得知邓本殷进窥广州，即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回援。
等到东征军大胜，蒋介石马上增兵南路，朝邓本殷狠狠锤来。11月，邓率残部退到琼州。蒋趁热打铁，又命李济深率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李济深部很快渡海大定琼州，邓本殷残部被消灭；翌年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实现统一。
东征奏捷，蒋介石班师回穗，俨然成了大英雄。在1926年元旦广州30万民众的庆祝集会上，他身披斗篷登上主席台，接受群众的欢呼。
接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蒋介石更是大出风头。
大会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一大”所定的政纲，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既然有国民党籍的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谭平山、戴季陶、李济深，也有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大钊、吴玉章、恽代英；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毛泽东、夏曦、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
蒋介石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概述了两次东征的胜利和军事方面的其他业绩，接着在“二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兼任广东卫戍司令。在向权力金字塔尖攀登的路上，蒋介石前进了一大步。至此，孙中山逝世后，有资格和实力获得最高职务的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五人，只剩下汪精卫和蒋介石了。
东征胜利给蒋介石带来极大的威望，但他眼前还有两支力量可以制约他，一支是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另一支是中国共产党。接着，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借打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把汪精卫也整了下去。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曾上舰避难而改名。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的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然后布下迷魂阵。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说奉国民革命家总监蒋介石的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调回。而据蒋介石小妾陈洁如回忆，当晚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有过五次电话询问蒋介石的行踪。
中山舰的往返开动，蒋介石认为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想把他“绑架到苏联”。第二天蒋就彻底查究此事，大肆扬言有阴谋，并下令逮捕李之龙，监视汪精卫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还对军队下了指令，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就动用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一切安排妥当后，蒋介石才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白自己是为了制止共产党“图谋暴乱”而突然采取的措施，至于“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汪精卫气得发疯：“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3月20日夜间，蒋介石做出一项更大的动作，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严，并于次日上午将汪精卫逮捕扣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涉及此事的共产党员遭到监禁，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被缴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舰事件”的主要目的是“反共”，蒋介石却把所谓的“共产党图谋暴乱”，缩小为只是李之龙“企图绑架”他的“个人”行为；对苏俄顾问鲍罗廷也只批评他独断专横，而不涉及反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表示他对共产党仍抱有“亲爱的精神”，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是很赞成。又说联俄是国民党的生命，岂有轻易变更动摇之理？竭力维护“左派”的面具。
中山舰事件表露出蒋介石公开向汪精卫争权，蒋、汪精卫关系趋于恶化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这几乎要结拜兄弟的政治人物，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冤家对头。
汪精卫赌气
1926年3月22日，蒋介石拉拢亲蒋派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把汪精卫带到了会场。在80位国民党委员面前，汪精卫怒视蒋介石，大声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我们敬爱的总理会自上苍看着你的勾当，全国人民都会看着你于，历史会予以记录！”
蒋介石怒目而视，冷冷说道：“我会找到证据的。”
几天过后，蒋介石没能找到任何证据，只好把汪精卫放了。蒋此时羽翼未丰，所以采取了适可而止的策略，并非常“诚恳”地向国民政府承认“自己专擅行事，有违组织原则”。蒋介石又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
蒋介石也给汪精卫写信道歉，称共产党图谋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汪主席原谅。汪精卫为了反击，把朱培德、谭言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叫来，以军委主席的身份问他们敢不敢把蒋介石扣押起来，几位军长早被蒋介石拉拢威胁，此时面面相觑不敢出声。
汪精卫相当郁闷，只得再次召开“中央执行会议”，蒋介石也参加了。会上汪精卫强调，军事当局非奉党的政治领袖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但汪也不敢跟蒋介石彻底闹翻，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排除共产党”的提案也被通过。此后，汪精卫觉得自己威信受损，又备感孤独，称病去职离粤，前往法国。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大耍两面派手法，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治影响，然后又把事件本身解释为“误会”，貌似“公正”地处理了这一事件。由此完全取得了主动，既排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绊脚石”，又打击了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接着，他又在中山舰发生的原因及后果上大做文章，公开提出：之所以发生中山舰这样的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员的疑惧。言外之意就是要“吸取教训”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和活动，以避免再次出现“中山舰事件”这样的“误会”。
由于陈独秀的让步和妥协，共产党员先是全部退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蒋介石得寸进尺，认为这样还是不能解决两年来的党务纠纷，必须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他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切实解决。
“整理党务案”计有九条，大致是规定共产党人不能再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权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权三分之一等。
此案于5月15日获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同时大会选举张静江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当上了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换上了国民党右翼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