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军，裁军！
蒋介石给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每派都划分了势力范围，各路诸侯们暂时吃了颗定心丸，也就在口头上赞扬蒋之英明。奉系张作霖控制的地盘尚未归青天白日旗下。鉴于此，各派大佬决定合作完成北伐大业，肃清直、鲁、热、察、绥等省区内，彻底实现全国统一。
为了进一步笼络新归麾下的诸侯，蒋介石又祭起了惯用的法宝：结义。他让人向冯玉祥表示“义结金兰”的意思，冯答：“只要对革命有利就行。”蒋十分高兴，急忙亲笔写了兰谱，派人送交。冯玉祥也亲笔写了兰谱送与蒋介石。蒋写给冯的“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冯写给蒋的帖子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两人换了贴，见面后相互拜了几拜，就算是“兄弟”了。
此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编为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编为第四集团军。1928年3月31日，国民政府正式渡江北伐。
北伐进军途中，蒋介石因为身份“尊贵”颇占优势，他对北军和各省“自治部队”统统采取“见官升一级”的招降办法，不论枪支多少，一律封官鼓励。乱七八糟的小军阀们纷纷浮报名额，本来只有一个旅，也号称一个军“投奔中央”，蒋介石来者不拒。由于当时财权并未统一，蒋慷政府之慨，导致兵额严重过多，南京政府入不敷出，发军饷都难。不过这可难不倒蒋介石，他下令发行“流通券”1600万元，“军需公债”1000万元，并硬性摊派商界“捐款”，“北伐战争”到这时已经演变成了南北新旧军阀争权夺利——谁本钱下的大，就能拉拢更多的人。
杂牌军只是酱油党，北伐军中黄埔嫡系和桂军的战斗力可是相当厉害。在北伐部队的强大攻势下，孙传芳首先抵挡不住，宣布下野，残部投诚。张作霖也不敢留居北京了，带领一批文官武将出关返回奉天。不料日本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
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秘接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日本方面鼓动张学良宣布独立，南京方面则积极争取。张学良顶住压力，派代表向蒋介石表示“愿输诚归降，并请商统一办法。”蒋介石闻报大喜，立即发电勉励。
“全国一统”的局面即将形成，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了：在蒋、冯、阎、桂四派联合打败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冯军一直就在北方作战，付出的代价也最大。阎部最狡猾，根本没放几枪，而桂系投入的军队数量相对较少。
若论功行赏，冯部应得到最多的奖赏。但是蒋介石却把接收北京、天津的任务给了阎锡山，任命阎为“京津卫戍司令”。冯部经五原誓师，从陕西穿越几个省、历尽艰苦才打到北京城下，却被拒之城外，冯玉祥仅分得北京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20万元，这个40多万西北军来说，简直喝稀饭都不够。冯相当不满：还说跟我结拜兄弟，简直坑爹！
桂系白崇禧本也打着足足捞一把的主意，不料冯阎为争地盘已起争执，蒋介石只给了白崇禧在新设立的“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中一个委员的空名，京津肥缺一无所得，白也十分怨愤。
阎锡山则得意洋洋，在封官晋级后连日大宴宾客；蒋介石的幕僚们大肆鼓吹“蒋总司令”的功勋，为其独裁造舆论。当北平、天津接收工作就绪后，蒋介石以退为进，自导自唱了好几天“辞职表演”，表示要把军权奉还政府，请辞北伐总司令、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一带头，国民党和政府中的一批人也纷纷要求“辞职”，装作要“解甲归田”。
拥蒋派内真有不少影帝级的人物，“辞职风”越演越烈，冯玉祥性子直率，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通电对蒋表示挽留，大意是“现在国家初定，还需要老弟你鞠躬尽瘁啊！你也就别谦虚了。”随后挽留蒋的电文由四面八方纷飞而来。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纷纷喊出“舍不得你走”，这场豪华大戏闹了一个多月。蒋看火候已到，假意愿意“负责到底”。
既然负责到底，那就得走下一步棋子：“削藩”。
蒋介石准备在北平号召四大司令为孙中山先生举办“祭灵盛典”，同时召开“善后会议”，一面利用祭典，树立起自己为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形象，一面借此将冯、阎、李邀集讨论裁兵。
几天后，蒋、冯、阎、李以及南京政府的一批党政要员前往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现场由蒋介石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当瞻仰孙总理遣容时，蒋介石抚棺恸哭，冯、阎二人也频频擦泪。奇怪的是蒋一直哭个不停，只要有人上去劝，他就捶胸顿足越是悲痛。大家等得不耐烦了，有人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好容易冯玉祥才劝住了蒋，拉着他做完仪式。
当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在碧云寺旁开谈话会，会上讨论了地盘分配问题，既承认各集团军原有地盘，又根据北伐胜利所取得的原北洋军阀的地盘，作了新的分配：
蒋介石第一集团军占有江浙一带富裕之地，把持国民党中央政府；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占有山东、河南、宁夏、甘肃、陕西；
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占有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和平、津两市；
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占有广西、湖南、湖北。
从结果不难看出，蒋介石第一集团军所占地区最为富饶；阎锡山坐拥河北平津，也算是捞了点油水；而桂系感到地盘太小，不怎么满意。冯玉祥更是郁闷，虽然占的地盘很大，却都是穷山恶水，筹集军饷都困难。
接着，蒋介石又抛出筹谋已久的《军事善后案》。冯、李、阎等已看透了蒋的把戏，东拉西扯就是不愿意裁剪自己的部队，会议开了4天毫无结果。蒋见意见难统一，又让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出面挨个劝说。
吴稚晖嘴皮子都要磨破了，丝毫没起效果，最后这位“稚老”也不耐烦了，讥讽道“国民党好开会，开会又好议而不决”。李宗仁干脆直言告蒋：“当此军事结束，建设开始，若不开诚布公，协调内部，刷新政治，以慰全国人民望治之殷切，则恐中华民国，将为本党所牺牲，而我辈亦将为千秋万世的罪人。”
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但也情知一时难使这几位集团军司令就范，只得把“裁兵”之议暂且收起。
其实民国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大量军队的存在只会消耗民脂民膏，蒋的裁军方案无可厚非——只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其个人品行实在不放心，有了汪精卫、胡汉民前车之鉴，因此他们担心政治地位会随着掌控军队的减少而降低。蒋介石连党内民主都做不到，就想先把别人的军队给肢解，无意痴人说梦。
这酒不好喝啊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又收罗了一些北洋军阀时期的幕僚政客，他时常跟这些人讨论如果消灭异己。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了个好建议：将各实力派领袖调到中央做官，取消“政治分会”，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诸侯们”赖以嚣张的资本。蒋喜出望外，连连称赞这方法是“安邦治国”的妙策，甚至说杨几乎是“当代卧龙！”
1928年8月8日至15日，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在会上抛出两个方案：一是《政治分会存废案》，二是《军事整理案》。冯、李、阎均政坛高手，很快嗅到气氛不对劲，赶紧搬出两条对抗的理由：
1、“二届四中全会”已作出决定，地方政治分会应该保留到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现在取消政治分会，违反四中全会决议；2、取消政治分会，就会削弱“剿共”力量。
李石曾、吴稚晖等元老见两派相持不下，于是就充当好好先生，搬出“总理遗教”规定“中央与地方均权”，主张暂时保留政治分会。蒋介石无言以对，政治分会只好延期裁撤。
第一个方案都行不通，第二个整顿军队更是无从谈起，蒋只好收回提议。
正当蒋介石为裁军一事闹得头晕脑胀之时，胡汉民从欧洲回国了，胡一路号召“同民党内部要团结”、“大权回收中央”，并提出“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建议“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主权”，设立一虚职“主席”，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兼中华民国海陆空总司令，辅以“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五院直接对“国会”负责，国会议员则对民众负责，另外选国府委员16人，以“国务会议”监督处理国事。
胡汉民这个提议算是教容易被各方接受。
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认为，权归中央，虽然对自己不利，但拥兵自重的确名声不大好听，而胡汉民的主张分散了蒋介石的权力，可以防止他独自坐大，于是纷纷通电支持胡。
蒋介石也在盘算：胡汉民的提议消弱了地方权力，即便自己当了虚职国民政府主席，但“海陆空总司令”可是牢牢控制了军队，只要有枪杆子，不怕别人不听话。至于五院、国会等等不过是种形式，根本对他没什么影响，最重要的是把地方大员调到眼皮子底下好管制，于是也积极邀请胡汉民到上海“协商国事”。
胡汉民一时人气暴涨，他自己几乎也忘记了前两次都是被灰溜溜地赶走，得意洋洋到处宣扬自己的理念。
10月8日，“国民党中常委”根据胡汉民拟定的《国民政府组织法》重新组阁，选出17名国民政府委员；以蒋介石为政府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分任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院院长，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分任五院副院长。另在行政院（相当于国务院）下设十部，其中阎锡山任内政部长，冯玉祥任军政部长，孙科任铁道部长。军队则设立“军委参议院”，蒋介石任总司令兼委员长，李宗仁为院长，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
各实力派的首脑虽然被封了高官，但害怕中了蒋的调虎离山之计，都不肯到南京供职，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李济深只派代表到南京挂职，本人均呆在老巢蛰伏。
蒋介石知道冯玉祥喜欢受人吹捧，于是就投其所好：“希望大哥首创入京供职，以后中央的事务，我当一切听大哥的。只有大哥先到了南京，接受了中央的职务，阎、李他们便不敢不来，大一统的新中国等于是大哥造成了……大哥只要到了中央，绝对办到一律平等待遇，第一集团军吃什么，第二集团军也吃什么！”
不仅如此，蒋还补助冯部大批军饷。甜言密语加上糖衣炮弹，冯美昏了头，他一面要属下将领不要只重视地盘，一面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的职务，并到南京供职。蒋把冯骗到南京后，却不肯实现军队待遇“一律平等”的诺言，冯是军政部长，却连查看军需帐目的权力也没有，冯深知自己又上了老蒋的当。
（资料24，冯玉祥讽刺官僚）
不过此刻的蒋介石已经能控制整个中央了，而且东北张学良也适时送上大礼。这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东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旗。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全国表面的统一得以完成。
扯皮拉筋的会议
东北局面安定，蒋介石又想裁军了。早在第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就让何应钦组建了一个“编遣”筹备会，还指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整理军事宣传标语要点》，打出节约开支搞建设的旗号。各地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支持整理军务。社会名流以申诉广大民众深受兵灾之苦为名，要求统一整编军队、打破新军阀割据。
既然全国一统，中央政权完善，“编遣军队”自然再次被提出。
各实力派首领扛不住压力，只好又一次来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蒋介石提出全国共编50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供大家讨论。在会议期间，蒋采取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拉拢和挑拨，他热情地单独约见冯玉祥，假意尊重冯的意见，几次请冯提出一个“标准方案”。冯心里清楚蒋想把自己当炮火，也只是打着哈哈。
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李宗仁发言：“国家趋于统一，兵必须裁，但裁兵容易裁军官难，裁高级军官尤难。为今之计，莫若由政府提出一笔巨额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一则可以增长他们的见识，二则可以作一旋回的步骤。他们回国后，可入高级研究机关深造；可继续任用的，仍给以军职；不堪造就或自愿退伍的，则由国家优给退休金，使其能优游林泉，或转务他业。至于士兵和下级军官，可搞兵工，让他们集体复员到兵工厂，使其既有饭吃，又能为社会出力。”
蒋介石听了，心想这等于没裁，集体到了兵工厂，只要战争一起，拿起枪又是兵。但他并没出声，而是把目光移向冯玉祥。
冯玉祥正一面琢磨，一面盘算，他的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应该力争多编。见蒋正以目视他，遂开言道：“我曾经几次提出，编遣的标准应该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第二集团军应编的标准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占少数。
蒋介石很是不满意，可又不好马上反驳，便把目光投向何应钦，何心领神会，立即打断冯玉祥的话问道：“那么冯司令打算编多少？”
冯玉祥应道：“多少还不敢说，依我的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八个师，其余杂牌军八个师。”冯玉祥还算是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然而冯案一出，李宗仁、阎锡山就齐声反对。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
其实冯案被否决早在蒋预料之中。蒋怂恿冯提出方案，只是为瓦解冯、阎、李阵线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而已。现在李、阎既不同意冯的方案，蒋便暗地里要何应钦出面，将阎锡山请到自己家中会餐。
席间，蒋介石频频为阎锡山敬酒，把阎捧得晕晕乎乎，在阎美滋滋的时候，蒋介石开言道：“伯川兄，我希望你也提一个方案，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特区。”阎锡山酒醒了一半，原来老蒋想利用自己之口说出他心中的话，好增加其辖区“中央特区”。阎明知此举会得罪李宗仁和冯玉祥，但他更不愿就此得罪蒋介石，于是考虑了片刻，慢慢喝了口酒：“我一定提出。”
接着，阎锡山召集部下，几经研究整出了一个方案即“第一、二集团军各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八个师，杂牌军六到八个师，其余六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年1月，扯皮数日的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孙科，以及“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共6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蒋让众人就“阎案”表态，其时四个集团军中冯部人数最多，有四十余万，蒋部近四十万，李部桂军约二十万人，而阎部尚不足二十万。按照阎的提案，冯部裁减最多，阎部裁减最少，而中央特区编制，实际上是送给蒋的人情。
李宗仁先前反对了冯玉祥的方案，如果再对阎案表示反对，那么两边都得罪了。李深知蒋的用心，于是装聋作哑，在会上发困打盹不作一辞，最后干脆提出：“早点散会休息吧，春节要到了，免得大家在路上过大年。”
冯玉祥因自己的提案被否定，又被阎锡山无端砍了几个师，就怒气冲冲地走出会场，从此称病请假。
既然瓦解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马拉松式的编遣会议终于出台了方案：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及海军应由“编遣委员会”进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
第一集团军为第一区，由蒋介石直接管辖缩编，办事处在南京；
第二集团军为第二区，冯玉祥管辖，办事处在开封；
第三集团军为第三区，阎锡山管辖，办事处在汉口；
第四集体军为第四区，李宗仁管辖，办事处在广州；
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五区，办事处在沈阳；
另划一个第六区，编遣云、贵、川、康各处军队。
最后，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部仍在原地驻扎，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
这样，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剥夺了。
至此，阎、冯、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中了蒋的圈套。于是这些人再次结盟共同抵制。最后阶段冯玉祥提出抗议：“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先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随后冯便称病到军政部办公。阎锡山工于心计，说家中有事要回太原一趟，蒋介石留不住，只得允许。接着冯玉祥也依葫芦画瓢，装病悄悄离开了南京。
天又要变了
“编遣会议”彻底激化了蒋介石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蒋知道如果想独揽政权军权，必先把党权捞到手，于是又安排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大致有五大派系，并称“五绝”：
首先，“拥蒋派”，这群人没具体的政治纲领，反正唯蒋马首是瞻。
其次，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人数最多，成份也最复杂，汪在军事斗争上屡屡吃亏，做政治斗争倒是相当在行，他号召一群“中央委员”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海外充当精神领袖，号召改组派以“反对恶化腐化势力，唤醒并组织社会上一切民主势力，实现国家外交、军事、财政、政治各方面的统一，打破割据局面”，不断掀起反蒋浪潮。
第三，孙科的“再造派”，也被人称为“太子派”，主张“再次整顿国民党，继承总理精神”；
第四，胡汉民的“党内民主派”，也被称为“右派”，宗旨有二，一是坚决反共，二是国民党内部分权。
第五，就是日薄西山的“西山会议派”，基本是一群失意的老顽固，无非是想占据显赫地位。
蒋介石对争夺党权太有经验了，为了操纵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他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拢嫡系排除异己。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与蒋的矛盾。李宗仁不服安排，白崇禧电请辞职，于右任也不肯赴宁开会。冯玉祥则不仅不来开会，反而通电公开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汪精卫更乘机鼓噪，策动“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时间，反蒋活动日益扩大，各派政治力量、军事力量都蠢蠢欲动。
本已是风雨欲来，桂系此刻却出现了内乱。
桂系进入湖南后，为了拉拢湘军，李宗仁就建议中央“提拔”湘军第2军军长鲁涤平接任湖南省主席，同时让嫡系35军军长何键率部驻守湖南。结果鲁、何二人不和，何想搬到鲁。鲁深感不安，便向蒋介石靠拢。蒋则给鲁部秘密送来大批军械弹药。何键则上报“武汉政治分会”，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等人闻讯大怒，李宗仁在南京开会，白崇禧驻北平，何键、夏威、胡宗铎三人来不及与他们商量，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更是率军入长沙将鲁部缴械，鲁涤平吓得赶紧开溜。
“湘变”发生后，李宗仁悄然离开南京住进上海法租界，发出通电为事变辩解，要求中央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又表示要辞去国府委员职，以示引咎。
蒋介石本来想扶持湖南瓦解桂系，现在桂系几个毛头小子居然先动手，他深感气愤，但“讨桂”尚不到时机，于是对李、白不动声色，并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命何键代行湖南省主席，同时将胡宗铎等三位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对李宗仁则表示安慰。蒋致函李宗仁说：“惟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权，而兄之命令也不能有效，此显而易见之事实，至今也无可讳言。”
胡宗铎致电中央，承认“过于心急，违反纪律”，对处分表示服从，看来事态趋于平静。李宗仁、白崇禧深知蒋介石决不肯善罢甘休，暗中开始调兵遣将，对付南京方面的袭击。
当时桂军从广西到北京拉成长长一条线，很容易被拦腰切断。白崇禧便多次以“天气渐冷，所部单衣草鞋，痛苦不堪”为名，电请中央请求把部队撤回广西。蒋介石看出了桂系布防上的弱点，正打算将桂系这条“长蛇”砍头、击腹、切尾，于是一再命令白崇禧不要着急回去，暂留北方。
蒋、桂显然闹出更大的动静，汪精卫也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抓紧把党权揽在手。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大会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公开更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列为清除的对象。另外，将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再造派”以及“西山会议派”一些人物纷纷开除党籍。胡汉民此刻认为只要能平定全国民生安康，支持蒋也成，在胡派和蒋派的联合操纵下，“三大”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
蒋介石强行开会引得全国轰然，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对其不断辱骂；桂系则厉兵秣马。
蒋不怕叽叽喳喳的政客，却担心手握军权的军阀，尤其是日益嚣张的桂系：二次北伐后，武汉政治分会仅仅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财政、军事上却自成系统，白崇禧镇守北平，夏威、胡宗铎坐镇湖北，黄绍竑留广西，桂系横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令蒋很不安。更让蒋掉面子的是：他主动提出与李宗仁烧黄表结为兄弟，李居然婉言拒绝！
桂系有逼宫前科，现在战线长，首尾不能兼顾，其内部也有不合，蒋决定拉拢阎锡山和冯玉祥，先铲桂系。
送了一大票的钱后，冯玉祥表示愿意出兵“支持中央”，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带兵十万出武胜关相助。冯玉祥也有自己的打算：蒋桂交战对他只有好处，如果桂败，他就乘机夺取武汉，把湖北拿到手里，使河南和湖北连结起来，控制长江流域。如果蒋败，他就立刻逼近江浙扩张地盘。抱着这样的心思，冯玉祥命令部队进驻武胜关后按兵不动，坐观形势变化。
阎锡山也受蒋拉拢，决定通电拥蒋。
温柔一刀
桂系驻扎在河北一带的白崇禧部，绝大多数为西征时收编的湘军唐生智旧部，唐拥护汪精卫被桂系打垮后到日本去了一圈，回国后就蛰居在上海。
蒋介石得知湘军对唐感情极深，便派心腹政客、唐的老友刘文岛到上海请唐出马，送上30万大洋做经费，委托唐北上夺取白崇禧的军权，并嘱咐“如能把白捉住，便杀了他，所需军费，找宋子文商量”。蒋的亲信到处在北平各处散布消息，一时间，北京、天津等桂军驻扎地传遍了唐生智要复职。
唐生智收到钱后，立马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白崇禧也担心军队哗变，计划率部南下，可部队不听指挥，湘军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
白崇禧见风声不对，秘密来到53师师长廖磊住所寻庇护。廖磊虽也是唐生智的旧部，但他是广西人，为人很讲义气，平时与白关系不错。廖为了白的安全着想，亲自护送白由塘沽上了英国的客轮。
1929年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大受旧部欢迎。第二天，唐便通电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不动一兵一卒，30万大洋一夜之间把河北10万反蒋军弄成了“拥蒋军”。
为了捉住白崇禧，蒋介石下令：一旦白所乘的轮船驶入上海吴淞口，马上派人上船搜捕，务必将白逮住。并秘令吴淞炮台：如果英轮不服检查，即行开炮将其击沉，宁愿事后与英方办理外交赔偿交涉，任何损失在所不计。
白崇禧在船上毫不知情，事又有凑巧，上海一个广西籍特务偷偷把蒋的安排报给李宗仁，李情急之下请同在上海的军界前辈、蒋介石的二哥许崇智相救。许自从被蒋夺了兵权，一直就很看不惯这位义弟，于是通过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日本驻上海领事，花了10万块钱雇了一艘日轮，与白崇禧所乘的英国轮船“碰巧”相遇，将白接走直驶香港。白崇禧这才逃过一劫。
风声鹤唳之下，蒋介石又利用“调停湘案”为由，骗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来南京，蒋先把广东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擢升为广东省主席和广东编遣区主任，再电请李北上。
李济深也担心蒋桂开战，他想帮李宗仁、白崇禧把大事化小，故来到上海。留在上海的李宗仁知道蒋介石不安好心，劝李济深别到南京去。李济深也觉得此行凶多吉少，暂时打消了念头。不料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国民党四老一起来到上海，坚决邀请李宗仁、李济深同去南京，吴稚晖甚至并赌咒发誓“以人格担保二李安全”。
李宗仁不以为然，讽刺他“人格担保渺茫得很”，李济深却认为：“我在广东有部队，要对我怎样，自会有人在我背后讲话。”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南京一趟，李宗仁可以继续观察事态，如果蒋介石真要翻脸，那么就准备迎战！
李济深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软禁，蒋无理扣押李引起了各方不满，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元老更是脸上无光，多次找蒋，可蒋就是不放人。吴稚晖和张静江为防备蒋对李迫害，干脆与李同居一室，日夜相处。
广东方面，李济深旧部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同时也电邀李宗仁、黄绍竑到广州议事。但此时粤系内部已经分化，在蒋介石的收买下，陈铭枢、陈济棠联合发出拥蒋反李通电。蒋介石甚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统辖驻粤的陆海空军，陈铭枢则仍任广东省主席，“粤桂联盟”逐渐被拆散。
李宗仁得知李济深被囚，估计战祸无可避免，秘密离开上海经香港回到广西。
白崇禧失去河北十万军队，粤方闹起内讧，桂系大好局面已显败象。蒋介石却得心应手，接着则想挫败驻防武汉的桂系主力。
蒋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他便利用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他先派人游说湖北籍将领胡宗铎、陶钧，不料被胡、陶二人不买账。蒋又探得湖北内部桂籍将领对胡、陶不满，如第七军副军长李明瑞、师长钟祖培就看不惯湖北籍。
当时桂系在武汉的主要部队有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胡、陶都是湖北人。李宗仁为了笼络，任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胡、陶二人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对第七军的军饷却时常拖欠，引得广西子弟兵大为不满，甚至军中传出“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之语。
蒋介石派人到香港找到了李明瑞的表兄俞作柏，请俞作柏到武汉策动桂系倒戈，允诺事成之后委其为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简直当天上掉了馅饼，于是潜赴武汉煽动李明瑞反桂。联络告成后，俞作柏即给蒋介石复命。至此，蒋向桂系进攻的时机完全成熟。
谈不拢，打
1929年3月25日，蒋桂正式开战。蒋介石发出《讨逆时告将士文》，说桂系“最大者厥有五项：1、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2、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3、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4、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5、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同日，国民党三大作出决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除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
接着，蒋军各路人马齐向武汉逼近；陈济棠等广东军阀也发表通电，拥护南京反对桂系，出兵进攻广西。
李宗仁电令第四集团军兵分五路，分别在黄陂至武穴一线严阵待敌，在不得已时缩短战线撤入湖南，待机北伐。
由于李宗仁并不在武汉，部队军心离散。第七军军长夏威因病住院，部队交副军长李明瑞指挥。李明瑞随即调动所部秘密集结，以急行军的速度抵达孝感，随即四处张贴反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的标语，且发出布告拥护中央。
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的两手攻势下，桂系很快支撑不住：湖南何键在湘军压力下“投诚”，桂军退路被截；胡宗铎等率部向鄂西撤退，武汉弃守；蒋介石大喜之下，亲自到达汉口慰问桂系倒戈部队，并派兵分头追歼逃往鄂西的桂军。
桂军军心离散无法再战，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为保全部队，于4月15日联名电蒋：“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三人通电离军出国，所部桂军由粤军包围缴械。
桂系20余万大军，短短几天只剩下黄绍竑统领的广西省三个师。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巨头在梧州聚首唏嘘不已。在南京被扣的李济深写来一函，示意李等早日行赴海外，避免家乡遭到兵灾。于是，李宗仁便委托黄绍竑出面，通过广东陈铭枢、陈济棠与蒋介石交涉，提出要蒋撤消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查办案，恢复李济深的自由，给李、白出洋考察名义及旅费，广西部队编遣由黄绍竑全权处理的条件。
南京政府回复：1、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2、广西不准收容从武汉退回的部队；3、桂省部队缩编为1师1旅，剩余武器交中央；4黄绍竑将以上三项办妥后，任为“两广编遣区”副主任。
李宗仁看完电报，沉默不语递给黄绍竑。黄绍竑看着脸色就变了，连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随即将电报递给白崇禧。白崇禧看后，冷冷道：“这样的条件，还有什么好说的！”李宗仁沉声道：“算了吧，准备打！”黄绍竑连连点头道：“反正本钱在前方输光了，家里留下这一点也无用，干脆拼个痛快！”
当晚，李宗仁电令省内各高级将领，作迎战蒋军的一切准备。
蒋介石抱定要铲除李、白，赶到长沙，亲自指挥大军由湖南、广东、云南三路踏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反守为攻，发出讨蒋檄文，斥蒋“图使内争，涂炭生灵，动兵邦内，任用外戚，贿赂公行，凌乱度支，饱盈私壑，排除异己，残害同胞，此贼不除，党国何有？”桂系三大巨头分开行动，黄绍竑、白崇禧率部队决定先取广东，剪除牵制；李宗仁只身赴香港，联络汪精卫反蒋。
陈济棠好容易弄走李济深独霸广东，当然坚定不移站在蒋介石这边，为了对蒋表示效忠，他赶到前线督军作战。一场血战后，桂军受损惨重，黄绍竑、白崇禧只得退回广西，改向湖南方向出击，结果又被击退。黄、白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下，只得将余部委托麾下师长，嘱咐其与桂军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合作，希望能保存桂系实力。随后，黄绍竑、白崇禧逃到越南。
蒋介石打垮桂系后，以中央的名义升任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李、黄、白的残部被收编为第16师。
不想俞作柏、李明瑞受共产党影响，思想显“左倾”。蒋介石大为震惊，电召二人到南京听训，俞、李别无选择，干脆在南宁通电讨蒋。可惜桂系此刻实力更加若小，俞、李很快事败下野，广西落入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