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经商的精神形象。诚实守信的商人，人们对他有信任感，塌实感，信誉有佳，愿意与之交往，自然人缘好，财气旺。而虚伪寡信的商人，人们对他有疑虑感，困惑感，难以置信，不愿与之交往，又何谈经商。因此，诚信对商人来说，就像是水对鱼那么重要，是成就大事业的基础，能带给你一生的财富。
讲求诚信，仁义经商
虽说现在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但坚持把“义”与“利”统一起来放在首位的企业家仍然占了绝大多数。例如，方正集团负责人张兆东虽然说“企业挣不到钱一切都是瞎掰”，然而他在赚钱求利的商业动机中一直坚持义利并重，“利”要符合“义”的规范。在张兆东眼中，这个“义”不仅指商业经营中的正当手段，还包括一种诚信、善意、积极为对方着想的经商态度。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仁中取利，义中求财，义利双收”的成功商人。他们常常被誉为“仁义之商”的楷模。
一个成功的商人必是视信誉为生命、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的人。胡雪岩也深知“诚信至利，欺诈招害”的道理，在经商中坚持做到：
以质取“信”。在胡庆余堂创办之初，就亲自立下了“戒欺”匾，上书：“凡百货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悬挂店堂内侧，时时告诫员工。胡庆余堂制药所涉及的药材不下3000余种，全为在全国药材产区自设机构收购的药材上品，倘有假冒药材进店，概弃之。
以服务取“信”。一流的企业还应有一流的服务，对此胡雪岩也是十分较真的。他要求员工不但服务应热情、周到、诚实，还应精通业务。一次一湖州香客买了一盒“胡氏避瘟丹”，看后微露愠色，欲换之，不巧已售罄。胡雪岩再三致歉后即命三日后赶制出来，并给予免费在店膳宿。还有一在萧山县署当差的敖姓四川人，持五百两银子，走遍杭城钱庄，都说银质劣不予兑换，抱着最后一试来到阜康钱庄，胡看后笑曰：“这是上等纹银，有何可疑？”敖生返署后赞不绝口，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声名洋溢，一时达官显贵都以存资阜康为荣，是年钱庄积资三千余万两银子。更为称奇的一件事是一位即将上前线的驻浙绿营兵罗尚全，慕名登门存一万两银子，声称不要计息、不要收据、三年后来取，但不幸阵亡了。胡雪岩得知后，在毫无凭据情况下，主动连奉带息付予罗的家人一万五千两银子。
此外，胡雪岩还主张商人应当“重义不轻利”，讲究“仁义”是他的商业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核心，以此取得民心，诚服员工。他有一句名言谓之“一碗饭，大家吃，花花轿儿人抬人”，这就是商事中的互惠“双赢”原理。他常主动给药农贷款，面对洋商刁难蚕农压价收购蚕丝时，敢冒风险以较高价购入。在人家有急难时敢于挺身相助，尤其在成为巨富后，更热心于赈善扶危、兴办公益事业。在清军攻克杭城后，饿殍遍地，饥民满街，他不但收葬残骸上万具，还捐米万石，施粥施药。那些年，旱涝灾频发，他先后捐助直隶、汉口、江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灾民钱、物以及药材总折价达20余万两白银，还在杭城兴义渡，开义塾，由此博得了一个“胡善人”的美名。
在中国这个“人际关系高度暖昧”的商业背景下，经商如果太精于世故往往适得其反的，“过，犹不及也！”可是天下有些商人却不能悟透其中的玄机关节，只想用最经济、最便宜的方式获取最完美、最广泛的结果。因此，他们便挖空心思，不择手段，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会想到这样的好办法，好路道。可惜，他们却错了，谁也不是傻瓜，小花招小聪明小伎俩迟早都会大白于天下。到时，任何商人都会为自己的所谓聪明付出代价。明明有规则，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打“擦边球”，可以在守规矩与犯规矩之间求得大利益。可是等擦出火花、引火烧身的时候，他才知道“远离禁区，永不违规”的人才是天下最聪明的人。
聪明难，糊涂更难，要糊涂，首先你要够聪明。例如，在经商过程中商人言利，天经地义的；不过，商人如果在谋利的同时也讲义，则会取得更大的成果。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义与利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赚取钱财要问心
毫无疑问，做生意都是要有利润的。但有时经商的策略错了就会被人看做是在赚取不义之财。在这种情况下，商人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你究竟是需要眼前的利润，还是需要长久的信用，放弃眼前的利润，乍一看好像是糊涂招，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步高棋。
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以经营绸缎布帛而闻名京畿的王姓商人，人称“缎子王”。
锻子王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的奥秘在于他有一套商贾理念。他认为做生意“忠厚不蚀本，刻薄不赚钱”，要想生意兴旺，财源茂盛，不仅要靠灵活的经营方式，良好的服务态度，而且更应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以德经商，来赢得市场的信誉。那种昧着良心，掺假使巧，靠“卖狗皮膏药”坑害顾客的做法，虽然能获利一时，但决不会得财一世，最终会信誉扫地，身败名裂，人财两空，正是缎子王以诚处贾、以信经商，赢得了中外顾客的赞誉。
缎子王经商的仁义之举，居然为乾隆皇帝所闻。在乾隆年间，一些外国使臣常来访问中国。一天，乾隆皇帝征求日本、朝鲜诸国使臣在中国的观感，使臣们回答：来中国以后，不仅看到士大夫知书达理，就连一些市井商人也很讲信用，行仁义、布公道。并指明东华门外开绸缎铺的缎子王就是其中的一位。国外使臣崇尚中国绸缎华贵，但常不知那些迷人漂亮绸缎的价格，给钱往往高于卖价，缎子王却不多取分文，每次都将多余的银钱退回。有一次，使臣们到缎子王店铺买东西，忘了带银两，缎子王就爽快地赊之，又以酒饭热情待之，使得外国使臣们受宠若惊，深感中国不愧为礼义之邦。乾隆皇帝闻之欣喜，让人记住缎子王的名字。
后来，乾隆皇帝召见缎子王，问缎子王所为为何？缎子王答道：行仁义、布公道乃为人之本，经商处贾更应如此。利于顾客，能赢得顾客的赞许和信任，是商人的无价之宝；顾客的良好口碑，是商人的财源，利于商人，十全难买。乾隆皇帝听了缎子王的此番经商高见，大喜过望，随即给缎子王以表彰和重奖。
此后，缎子王名声大振，生意红火，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分店达近50处，成为名贾巨商。尽管如此，缎子王仍坚持自己的商贾理念，不以店大欺客，仁义经商，诚信处贾，义利两全，名利双收。商道酬信，奸猾只能获一时之利，很难获一世之功。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在观念上塑造了“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经营形象。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诚实不欺是立业之本
世界上假的东西太多，它们在一时间也确实蒙蔽了不少人。但假的终究是假的，经不起真实的考验。我们在生活中，靠欺骗手段可能会赢得别人一时的尊重与信任，但远不如诚实更有用。
世界知名的多米诺皮公司，他们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总是始终如一地保证最多在30分钟之内，将客户所订的货物送到任何指定地点。这是他们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得以站住脚的关键所在。这家公司的供应部门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公司分散在各地的商店和代销点不会中断货物的供应。如果这些分店和代销点因商品供应不及时而影响受惠者的利益，那就是供应部门最大的损失。
有一次，长途汽车运输货物时出现故障，而车中所运的货物正是一家商店急需的生面团。公司总裁唐·弗尔塞克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包一架飞机，把生面团及时送到那个将要中断供应的商店。
“几百公斤生面团，值得包一架飞机吗？”当时有人不理解，提出疑问：“送货物的价值还不及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你们感到奇怪吗？”弗尔塞克总裁回答说：“我们宁可赔偿高额的运输费，也不可中断供销店的供货，飞机为我们送去的不仅是几百斤生面团，而是多米诺皮公司的信誉，是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信誉。”当几百公斤面团抵达那个商店时，这家商店经理欣喜若狂“如果让顾客失望地空着手回去，那可真是我们商店的罪过，我们哪里还会有脸在这里做生意。”在他们看来，不能让顾客满意比什么事情都令人懊丧。
俗话说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企业要想在商业竞争中获得长久的发展，只能靠信誉和真诚树立自己的企业形象，能得一分便得一分，不能靠搞欺诈和蒙骗赚钱，这样不但会使广大的社会公众受害，早晚也会使企业本身被消费者抛弃，最终在这个发展的潮流中被拉下马来。现代许多企业长盛不衰的奥秘都在于注重求信誉、讲诚信。
有不少商人把诚实正直这些优秀品质和处世原则贬为不屑一提的东西，甚至认为诚实就是傻，诚实就是傻子，混不开，不吃香，似乎只有“又厚又黑”才能成功，这是很错误的。
信誉是不变的承诺
据报载，一架由东京直飞伦敦的波音747客机有353个座位，20名机组人员，飞行一趟需成本1000万元，然而在一次航班中，该机仅载一名女乘客。何故该航空公司如此不惜血本？原来这架大型客机由于技术故障需延迟20个小时起飞，当时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改变了计划，转乘其他客机，只有山本莉子留了下来，英国航空公司按民航惯例，宁可损失巨额成本费用，为这一名乘客照常起飞，赢得信誉。
良好的经营信誉，是奠定事业成功的基础。企业经营，信誉为最。只有讲信誉、求质量，才有可能招徕大批顾客的信任，从而扩大企业的影响，求得进一步发展。
年4月6日，艾哈迈德·奥斯曼出生在埃及伊斯梅利亚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幼年丧父，受舅父影响，幼年时即想当一名建筑承包商。1940年，奥斯曼大学毕业，身无分文。却想实现多年来的梦想——当承包商。为了筹集资金学习承包业务，他先到他舅父那儿当帮手。他在工作中，注意积累工作经验，常常到施工现场了解提高功效、节省材料的方法。1942年，奥斯曼离开舅父，开始实现他的承包商之梦。
奥斯曼根据在其舅父承包行的工作经验，确立了“谋事以诚，平等相待，以信誉为重”的经营原则，他第一次承包的是设计一个小店的铺面，合同金只有3埃镑，但他煞费苦心，毫不马虎，设计出来的铺面使店主十分满意。正是靠“诚”，他的承包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获纯利5.4万元。
世纪50年代后，海湾地区大量发现和开发石油，各王室相继加快国内建设步伐，精明的奥斯曼很快把眼光投向海湾地区，在沙特阿拉伯承包工程。他以低价投标、高质量、讲信誉的标准来完成承包合同，并注意吸收西方国家公司的先进经验。这样，奥斯曼公司的工程承包很令沙特王室满意，影响不断扩大。几年后，奥斯曼公司在科威特、约旦、苏丹、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分公司，奥斯曼成为中东地上著名的大建筑承包商。
奥斯曼更是以“诚”、“信”的原则树立自己公司在国内的信誉。1960年，奥斯曼公司承色了世界上著名的阿斯旺高坝工程。气温高、设备陈旧、地质构造复杂给建筑带来了重重困难。为了按期完成任务、保证工程质量，奥斯曼组织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严格培训。同时，他大胆引进西方先进的机械设备，代替陈旧的苏联设备。他还注意充分调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生产积极性。通过种种努力，奥斯曼公司完成了苏联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阿斯旺高坝工程第一期高坝合垅工程，为高坝的最终建成立了汗马功劳。阿斯旺高坝工程不仅反映了奥斯曼公司的信誉，而且反映了埃及人民的智慧。
奥斯曼公司正是由于重信誉、讲质量，此后还参与了埃及许多大工程的单独承色，公司影响进一步扩大。到1981年，奥斯曼公司的资本已达40亿元，奥斯曼本人成为驰名中东地区的大实业家，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
奥斯曼以“诚”、“信”为本，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始终坚持这一经营原则，因而成为亿万富翁。他的经营谋略，不能不说是一个经营妙方。
英国管理学家罗杰·福尔克说过：“世界上最容易损害一个人威信的莫过于被人发现在进行欺骗。”在全世界的商界中，犹太商人重信守约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一旦签订了契约就一定执行，即使有再大的困难和风险也要自己承担。他们认为契约是神圣不可破坏的，所以在犹太商人中，根本就不会有“违反合约”这句话。因此，各国商人在同犹太商人作交易时，对对方的履约有着最大的信心，而对自己的履约也往往有着最严格的要求，哪怕他在其他方面有背信弃义的习惯。我国的一些老字号企业，如杭州的张小泉剪刀、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贵州的茅台酒等何以能够长盛不衰？其关键就在于他们始终讲求信誉，货真价实。正因为如此，才能得到顾客长期的信赖，并为自己赢得了用价值无法衡量的美誉。
诚信，对个人，对公司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这面标榜美德，标榜信誉的旗帜，就能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一个企业，一家公司而言，诚信更是它们的生存之本。
诚信似金，可贵无比
《礼记·儒行》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由此可见，诚信似金，或更甚于金，它是千金难买，可贵无比的。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上，常常存在一些虚伪欺骗、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不良现象，“诚信”显得尤为重要：一个缺少“诚信”的人，在交际场上会失去知心朋友，在生意场上会失去合作伙伴。
梅耶·安塞姆是赫赫有名的罗特希尔德家族财团的创始人，18世纪末他生活在法兰克福著名的犹太人街道时，他的同胞们往往遭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虽然关押他们房子的门已经被拿破仑推倒了，但此时他们仍然被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回到家里，否则将被处以死刑。他们过着一种猥琐和屈辱的生活，生命的尊严遭到践踏，所以，一般的犹太人在这种条件下很难过一种塌实的生活。但实践证明，安塞姆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大人，他开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建立起了自己的事务所，并在上面悬挂了一个红盾。他将其称之为罗特希尔德，在德语中的意思就是“红盾”。他就在这里干起了借贷的生意，迈出了创办横跨欧陆的巨型银行集团的第一步。
当兰德格里夫·威廉被拿破仑从他在赫斯卡塞尔地区的地产上赶走的时候，他还拥有500万的银币，他把这些银币交给了安塞姆，并没有指望还能把它们要回来，因为他相信侵略者们肯定会把这些银币没收的。但是，安塞姆这位犹大人却非常精明，他把钱埋在后花园里，等到敌人撤退以后，就以合适的利率把它们贷了出去。当威廉返回来的时候，等待他的是令他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安塞姆差遣他的大儿子把这笔钱连本带息送还了回来，并且还附了一张借贷的明细账目表。
在罗特希尔德这个家族的世世代代当中，没有一个家庭成员为家族诚实的名誉带来过一丝的污点，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事业上的。如今，据估算，仅“罗特希尔德”这个品牌的价值就高达4亿美金。
在糊涂经商中，好信用如同好履历，是企业的生命，诚信也是企业的生命。许多明智的企业家视诚信为无形资产，十分重视自身信誉，因为好的信誉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一个人在商场上迅速崛起、发财的秘诀。
为诚信，不怕揭家丑
在美国，有一个农家子弟，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搞起食品加工业，后来竟成为国际知名的企业家，这个人就是美国的亨利·霍金士。霍金士一生保持了农民那种勤劳纯朴的性格，他的这种淳厚的性格得到企业界同行的交口称赞并且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单靠性格厚道还是不够的，霍金士还兼有那种创业的苦干精神和顽强毅力。他把农民勤劳纯朴的性格优点和企业家应该具有的远见卓识和经营智慧巧妙地融为一体。
霍金士刚开始经营食品加工业的时候，美国的《纯正食品法》还没有出台，许多食品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制成品中乱加一些添加物，严重危害着人们健康。对此，霍金士保持着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赚钱也要赇得正正当当，不能赇黑心钱，尤其是干食品这一行业，不能为了赇取眼前利益而损害热心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危害消费者的健康。他说：“供应消费者优良的食品是我们的天职，不能一味在价格和原料投入上做文章、做手脚。”保证食品纯正，这就是他在经营上的大原则。他还严格要求本公司的职员，要他们抱着“这些食品是我们吃”的心理去工作，要特别注意讲究卫生。
霍金士坚持自己的原则几乎到了执拗不可回的地步，为此他遭到了许多同行的非议。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毫不动摇。他坚持自己生产的质地纯正。凡要在其制作过程中添加东西，都要经过专家试验，证明确实对人体无害才可投入。即便给食品添加防腐剂也不例外，而且他还曾经因为防腐剂的问题而被挤出食品加工业。
通过一个偶然的实验，专家证明防腐剂对人体有害。霍金士注意到这个报告而且大为震惊，因为几乎所有同行生产的食品中都添加了这种防腐剂。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生产惯例。他决定将这份实验报告公布于世，但专家提醒他是否应该再仔细考虑一下，因为这很可能会在食品业中引起轩然大波，公司也会遭到同行的斥责和反对，从而招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再说，在食品中添加防腐剂早已成为众多食品加工企业的生产模式，添加防腐剂可以延长食品的保存期，有利贮存，一旦放弃防腐剂，就会给食品业带来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使食品贮存时间更长。这一困难将是共同的。但霍金士还是把这份报告公布于世，即使是自己也会因此而遭受重大的损失。
“既然我们知道了事情真相，我就不能对大众隐瞒。不管后果如何，必须马上向消费者宣告，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霍金士此举虽然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擦亮了消费者的眼睛，但却几乎为自己招致了灭顶之灾，同行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特意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把霍金士诽谤成为“荒谬至极，别有用心”之人。他们还联合起来，在业务上排挤霍金士，妄图逼迫霍金士至破产绝境。他们的举动也的确使霍金士的公司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产品销售量锐减，市场份额也几乎被别的公司给抢光了。食品纯正活动持续了三四年之久。1906年，美国政府终于制定了《纯正食品法》。这一法规的创立，使美国食品在国际上声誉鹊起，这是霍金士始料不及的。更重要的是，霍金士在这三四年的磨炼下，非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增强了他创业的信心。在这场商战中大获全肚，他的公司也由此迎来大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人们纷纷赶来祝贺时，霍金士感慨之余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从小没有学过做生意，后来却咸了生意人，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农产品因为没有销路而被弃置于田野，感到非常可惜，但是我从一开始经商就不习惯商界的虚假和欺骗行为。支配我的想法是，生意人也应像平常人一样，不能净做损人利己的事。”
在生意交往中，对别人示以诚实和信誉，非但不会使你赔本，还能使你大大获利。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霍金士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一种聪明绝顶的竞争手段：一方面，固然是从根本上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而另一面，通过反对添加防腐剂的行动，把同行逼进了要么改进工艺，要么下马破产的死胡同，为自己迎来了发展良机。这种诚信不正是赚大财的武器吗？
一些公司竭力避免家丑外扬的原因，不外是怕家丑外扬后影响本公司的声誉。实际上，特别是在现今网络发达时代，捂是捂不住的。古人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于家丑采取捂的做法，只能让人认为公司完全没有认识错误，对于该丑闻采取容忍，甚至默许的态度，实际上的效果是欲盖弥彰，只能对该公司的声誉起到极其恶劣的作用，最终结果只能促使类似家丑的不断发生。
关爱赢得员工的真诚回报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马夫想买酒喝，就偷偷地把用来喂马的大麦卖掉换了钱。但他还要靠马来拉车。于是他仍然每天用水给马擦洗，还用梳子为马梳理鬃毛。他在马的耳边说：“马儿啊马儿，我对你这么好，你可要好好出力拉车啊！”
马无奈地对马夫说：“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就不要把大麦卖掉！”表面上看起来，马夫每天又是洗又是梳的，对马可谓是百般照顾了。其实不然，稍加分析就会明白，梳梳洗洗的表面功夫怎么及得上实实在在地喂点儿大麦。
糊涂的上司绝不做类似马夫这样说一套做一套的人，而是关爱员工，实现双赢的人。关爱员工才是企业真正的价值所在。
香港企业家李责辉也有如此感慨。他仅用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便在香港和海外拥有了庞大的企业，同时还赢得了众多荣誉。他能如此迅速致富，与其注重人情味的管理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贵辉用人之道的首要一点便是为员工排忧解难，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
比如，他曾这样规定：职工一律只取50%的工资，余下的50%由公司负责寄往家中。这条措施的确定意在防止某些员工乱花钱，影响家庭和睦。如此全面的考虑，充满人情味儿的规定，受到了员工及其家属的欢迎。一次，他雇用的一个内地工人的母亲病重，他知道后立即给当地医院的院长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求千方百计组织抢救。李贵辉从生活上、经济上对员工无微不至的照顾与体贴，使员工工作起来尽心尽责，任劳任怨，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贵辉关心爱护员工，员工也很尊重他、支持他，竭力维护李氏企业的声誉：在李贵辉的公司里有1000多名梅县子弟，他们进公司后，发扬了“过江龙”的精神，在各省市承包了不少工程，一年盈利数百万元人民币。由于有信誉，工程不转包，不取巧，保质保期，设计施工都由自己干，不转手他人，因而获得了一致的信任。员工们纪律严明，工作作风严谨，不聚赌，不闹事，甚至不逛夜市，被人称为有礼貌的“客家大军”，而对于李贵辉来说，这也就是最好的回报了。
美国百万富翁鲍伯曾经说过：“我这一生都把赌注放在下属身上，我对他们愈好，得的报偿就愈高。实际上，我并不总是有意这么做，但好结果就自然降临。”事实正是这样，你把员工善待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就是你核心竞争能力的一个基础。
一个企业的上司，一定要正确对待员工，去关爱员工，只有让你的员工，在物质上得到保障，在精神上得到一些鼓励，可能赚钱的机会就多了一些，如果这个企业的员工，整天牢骚满腹，怨声载道，那么他赔钱的机会就更多了一些。
危难之时不弃员工
年初，世界经济不景气，经济基础脆弱的日本没有抵抗能力，于是有很多日本企业，甚至大企业都关门倒闭了，松下电器公司也不能幸免，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这以前，松下发展顺利，扩充了工厂和设备，员工又大量增加，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商品积压如山，资金周转不灵。在这紧急关头，松下幸之助的肺结核病又严重了。这使他卧床不起，必须安静治疗，可说是祸不单行。当时松下公司的业务交由职位相当的井植岁男和战久逸郎两人主持，他们绞尽脑汁，希望摆脱困境，最后确定了“裁减员工，缩小业务规模”的策略。他们到医院去向松下幸之助报告自己的决策想法，满以为是唯一高明的举措。岂料松下幸之助提出了恰恰与他们相反的决策意见：“不能裁员，设法推销。”
松下幸之助认为：“做生意，是用真刀真剑，一决胜负的。用真刀真剑决胜负，脑袋被砍到一次就完了。市场不景气，商品卖不掉，都是暂时的问题，而且，不论多么不景气，只要认真去寻找，就能找到需求商品的地方。”
基于上述的认识，他决定松下公司的所有工厂不裁员，而从现在起，所有人员上午上班，下午大家一起去推销库存商品。松下公司这一做法，获得全体员工的欢呼和拥护，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厂商都是裁员，百姓失业严重，生活无保障。松下用与众不同的举措，使得其员工与企业的命运“与之死，与之生”，大家千方百计地推销库存商品。结果，在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只花了3个月时间，全部积压的库存商品被推销一空，这使松下公司顺利地渡过了不景气的难关，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件事验证了“糊涂学”中有关危难之时不可算计小利的道理。作为上司，一向以精明自居，每一分每一毫的金钱都要算计，这无疑是对的。然而，做生意也有例外的时候，特别是当生意处在生死关头时，为了挽救大局，绝不可对小利斤斤计较。所谓该糊涂时且糊涂，这种糊涂正是大精明、大聪明的表现。
顾客至上
“顾客至上”是值得赞赏的宗旨，也是糊涂经商的策略。顾客是一切企业组织的生命之源。优秀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对顾客的服务。例如，沃尔玛就强调为顾客提供“超值的服务”。
“提供比满意更满意的服务”是沃尔玛对顾客做出的承诺。沃尔玛的经营哲学认为顾客永远第一，商店需要不断地了解顾客的需要，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最大程度地为顾客提供方便。
许多年前，萨姆·沃尔顿就对其员工提出了一个颇为苛刻的要求，即：要向每一位顾客提供比满意更满意的服务，一项服务做到让顾客满意还不够，还应努力想方设法加以改进，以期提供比满意更好的服务。萨姆·沃尔顿认为：“让我们成为顾客最好的朋友，微笑着欢迎光顾本店的所有顾客，提供他们所能给予的帮助，不断改进服务，这种服务甚至超过了顾客原来的期望。沃尔玛应该是最好的，它应能提供比任何其他商店更多更好的服务。沃尔玛公司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顾客对公司提供的”超过期望的服务赞不绝口。例如，一名叫萨拉的员工奋不顾身，把一名儿童从马路中央推开，避免了一起交通事故；另一名叫费力斯的员工对在其店中突发心脏病的顾客实行紧急救护，使之转危为安；而一名叫安迪的员工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帮一位母亲精心挑选儿子的生日礼物，却不惜耽误了自己儿子的生日晚会。这些深植于普通日常工作中的优质服务，给沃尔玛公司带来了大量的回头客，顾客们总是愿意在沃尔玛公司购物，因为在这里，他们感到特别亲切。
沃尔玛这样告诫第一天进店的新员工：“顾客来到商店，是他们给我们付工资的。这样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好好对待顾客，永远要尽力帮助顾客，永远要走到你的顾客身边，问他们你是否能帮助他们。”在沃尔玛商店，你还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顾客永远是对的。顾客如有错误，请参见第一条。”这恐怕是对“顾客第一”最好的解释了，和“顾客是÷帝”相比，这句话更让人易于理解，便于操作。“顾客就是上帝”，这是服务行业经常提起的一句箴言。企业因顾客而存在，因顾客而成长，所以要牢固树立服务顾客的价值理念，以顾客为本。要站在顾客角度考虑问题，给顾客最满意的服务！这是一种看似糊涂、实则聪明的一种糊涂理念的表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