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在封建前期，曾为帝都所在，中原人民为皇民情结所困，从而塑造了河南人的“官本位”意识和“泛政治人格”，河南人对从政当官的兴趣远远胜过对经商的兴趣。形成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树立了浓厚的政治兴趣和“官本位”的人生观、价值观。河南人和北京人一样对政治感兴趣，但两者表现不一：北京人的政治兴趣主要停留在嘴上，只是过过“嘴瘾”，是只说不做；而河南人的政治兴趣是要落实在行动上，是动真格的，是只做不说。
儒家正统思想与保守观念，塑造了正统的中原人。长期以来，儒家的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贵贱分明的社会等级制度，“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为河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打上深深的“官本位”烙印。河南人的“官本位”思想十分突出，他们敬官、畏官，又想当官，崇拜权威，唯上是从，形成权威取向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他们心目中，人分三流九等，有富人、贵人、穷人、贱人，关键在于是否有官有位、有权有势。要想出人头地、荣华富贵，要想扬眉吐气、不被人欺，必须走仕途，才能由“小人”变成“官人”。只要当了官，实惠多多，所以官场的吸引力、诱惑力根深蒂固。河南人普遍以官为尊、以官为荣，惟官、惟上是从。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东南沿海地区普遍都早已“商本位”了，但在河南受着封建小农意识影响，依然在追求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和“官本位”的意识支配下，滋生着如火如荼的官本位现象。为了实现这种“官本位”的仕途，他们不惜一切地投上所好，投机取巧，邀功请赏，于是官场上出现浮夸风、造假风，成为全国的重灾区。50年代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90年代又虚报乡镇企业产值，实质都是为了“伪造政绩”，为升官捞取资本。有的甚至还采取“骗官”手法，胆敢伪造中央国务院的图章、信笺、稿纸、伪造某领导人的签字、信件和合影照片等等，妄想实现“升官梦”。
由于河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形成它与四周交通四通八达，在西部的洛阳和南部南阳地区，自古商业往来就较为兴盛。特别是在洛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背负邙岭，面对伊阙，四水交流，土地肥沃。北有黄河、太行之险，南有中岳群山拱卫，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四方辐辏，形势甲天下。洛阳居中州之中，即“天下之中”、“国之枢纽”，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宋人李格非在《书洛阳名园所后》说：
洛阳处天下之中……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司马光亦说：
欲知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同时也是商贾必经之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
《汉书·地理志》辑朱赣《风俗志》亦云：
周人（指洛阳地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
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
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颖川好争讼分异。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
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於农夫，虚伪游手什於末业。
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豫商”中也出现过不少“精英”，他们能兢兢业业，坚忍不拔、深谋远虑，善于经营，有胸怀、有气魄、稳步发展，终成大业，而且还谦虚低调，从不张扬。就以当代而言，如双汇集团总裁万隆、新飞集团总裁刘炳根、许继电器集团公司总裁王纪年、莲花味精集团总裁李怀清、宇通客车集团总裁路发尧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河南人增了光。
河南人还有一特点，就是作为群体的河南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喜欢随大流、追风、赶时髦，但人际关系复杂，缺乏群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凝聚力。河南人虽然也重乡情，但远不如河北、山东、山西人那样重，他们出门在外，不是很抱团。虽然他们都很聪明、能干，也很勤奋、卖力，在单打独斗中往往很出色、很优秀；但他们挤到一起需要合力拼搏时，尤其是形成竞争时，就难以和平相处，团结一致。有些人甚至用不正当手段排挤对方，根本不顾乡情，以致形成恶性竞争和内耗。
说到“内耗”，河南人尤为突出。很多河南人在河南得不到发展，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就是不能成功，得不到大家和领导的认可；而一旦离开了河南，到了外地发展，很快就能出类拔萃，业绩突出，成名成家，干出一番事业来。有些人在河南创业还可以，一旦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档次时，就会出现内哄、矛盾，他们就会立即离开河南到外地去谋求继续发展。常常听到一些调离河南的人抱怨说，在河南得不到有利的发展，主要是河南的人际关系太复杂，内耗太大，想要干成一些事很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