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仿照他的表达方式，我们是否可以说，世界上怕就怕规律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规律。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事情；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是党遵循客观规律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党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甚至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暂时的失败，也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规律之学，共产党干的是合规律之事。对共产党来说，没有什么比探讨规律、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更重要的了。在经典作家中，斯大林是对规律探讨得较多的一位，他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的规律和其他一些规律。现在看，他探讨规律的理论活动确实有不小的收获，促进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但也不容否认，他的理论中有不少形而上学的东西，简单决定论的东西，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东西。我们不能苛求斯大林，但正是这些东西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探索和发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最重要的是，要在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苏联剧变的原因很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是一个重要原因。苛刻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两个根本问题，苏联共产党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1.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偏差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这些代价和挫折也应当看作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特殊贡献，它使共产主义的活动家们清醒地认识到：规律是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偏差，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不少表现，这里仅以在经济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为例来加以说明。
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尽管有经典作家的天才设想，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极不成熟的，这一点在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表现得尤其明显。克服这种不成熟性，探索创新是唯一的途径。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苏联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如果要勾画一条极简略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演化路径：第一，在起步阶段，基于理想的需要，基本上脱离原有的经济基础，原则上同资本主义经济对着干，这就是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第二，经历最初的曲折后，开始了从理想层面到现实基础的回归和磨合，既有对旧事物的恢复，也有对新事物的探索，这就是所谓新经济政策时期；第三，在国内外环境的特殊约束下，既要建立公有制，又要消灭私有制，既要建设社会主义，又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既要实践经典作家的设想，又要考虑实际条件的限制，于是就有了经济体制上的计划革命，这就是所谓计划经济时期；第四，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斯大林时期，主要是用强化这种体制的办法来克服其弊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试图用改革的办法矫正其弊端，这就是所谓体制改革时期。这样一条演化路径带给苏联的最终结果是两个失败：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一个是对这种体制改革的失败。前一个失败说明，最初的体制选择和方案设计是不正确的；后一个失败说明，最终的改革取向和战略选择是不正确的。
造成两个失败的认识偏差可以从不同角度概括，主要有这样一些：一是忽视发展的阶段性。在苏联 70 多年的历史上，苏共把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教条化、僵死化，一直没有对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做出一个科学的、准确的、符合国情的总体判断，因而，在政策上总是急于过渡，在工作上总是急于求成，在效果上总是急于拔高，总是在干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事情。赫鲁晓夫以后的30多年，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苏联的教训说明，社会主义同样不能脱离既定的生产力，不能超越发展阶段。
二是忽视产品的商品性。建国之初，苏联就宣布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取消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代之以物资调拨。以后虽然有所调整，但也只是承认消费品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具有商品属性。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缺乏活力，原因就在于此。苏联的教训说明，商品货币关系能不能取消，什么时候取消，这是很远很远的事情，它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经典作家说的不算，任何人说的都不算。
三是忽视体制的市场性。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为地取消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造成资源配置计划化，经济活动行政化，价格信号无效化，使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低效率的困境之中。苏联的教训说明，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迄今所找到的成本最低的经济体制。理想固然可贵，理论设计固然美妙，但只要不具备成本优势，就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以此推论，任何理想的实现，都需要一个逐步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的过程，就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言，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
四是忽视结构的均衡性。从结构上考察，苏联长期实行的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表现为五个突出：突出发展国家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突出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突出发展军事技术，突出发展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物质基础，突出发展城市经济。在非均衡战略的推动下，微观上的软预算约束和宏观上的强计划干预共同作用，使得资源朝着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方向长期倾斜配置，使得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长期失衡。苏联的教训说明，结构问题是一个长期战略问题，结构决定功能，它不仅关系微观基础，更关系宏观总量，不仅关系短期增长，更关系长期发展，选择结构就是选择未来，选定了结构就是选定了结果，如果资源配置长期倾斜，势必导致经济长期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慢性病急性发作，就会造成结构的整体坍塌，这就是苏联“经济病”的病理所在。
五是忽视利益的竞争性。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资源不是按照价格信号而是按照行政命令配置，按专业部门划分的纵向行政隶属关系替代了根据市场供求形成的横向商品交换关系。在这种体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缺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条件，经济生活难以形成有效竞争，从而造成动力不足。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城市利益和农村利益、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这五大利益关系的协调上，资源配置总是向前者倾斜，靠牺牲后者来支撑前者，这就极易造成高积累、高消耗、低消费、低效率的结果，动力不足和供给不足长期并存，使整个经济陷入“短缺经济”的恶性循环之中。苏联的教训说明，人们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利益，消灭了源于利益的竞争性，就消解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社会主义必须从人性深处和历史深处寻求自身建设的动力基础，以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为基点，寓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于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之中，辩证地认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六是忽视经济的开放性。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自然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在国家规模上的放大，它保留了自然经济体制几乎所有的弊端。自然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给自足、自管自营，经济细胞同政治细胞是合一的，生产与消费是直接统一的，一个生产单位既具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职能，又能满足国家的纳税需求，政治合作只发生在抵御天灾人祸的公共领域，经济交换只发生在生产单位的边际领域，就是说，这种经济具有很强的封闭性。自然经济的这一特点，在苏式体制的许多方面都有表现，对此，包括苏联学者在内的中外学术界都做过充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在此强调四点：第一，在政治上把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家庭来管理，在经济上把一个国家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在思想上把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单位来对待，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条路走不通。第二，在经济互助委员会这样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中，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核心，把具有民族国家身份的会员国当作行政性分工体系中的专业生产单位，在国际性的区域合作层次上实施计划管理，扩大封闭范围，这是苏式社会主义的败亡之道。第三，封闭环境下的任何组织，由于缺乏同外界有效的信息、能源、物质交换，必定会走向衰亡，具体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关起门来搞建设，就不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两种文明成果、两种体制优势，在科技和体制两个方面发生革命性变革，取得同资本主义竞争的综合优势，这样，落在世界进步潮流的后面，甚至走向失败，就是必然的。第四，面对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面对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竞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攘外和安内的关系，既要攘外，更要安内。加强国防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能走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快发展，办好自己的事，努力增强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等大事。第五，正确认识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确认识一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这样那样的主义，在多样、多元、多边、多变的大背景下，努力营造和充分利用和平发展的环境，这是至关重要的。
2.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上的偏差
政党作为阶级利益的代表，是阶级的政治集团。党的宗旨是为阶级利益服务，这是任何政党理论都不可否认的。因此，党的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党的问题。前者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个人或小团体）的问题，后者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如何从思想、组织、制度、作风诸方面建党的问题。
“无产阶级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简言之，就是为公而立的党，为公而立的党当然就要围绕“公”字从思想、组织、制度、作风诸方面加以建设，使之合乎人民利益之要求。这一切在理论上是多么简明、容易，而在实际中又是多么复杂、困难。我们不能说苏共从斯大林始就完全忘掉了党的宗旨，但至少他们对党的建设的复杂和困难估计不足，在建党的方法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第一，谈建党，就绕不开政治体制。在斯大林之后，在政治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在战争时期的非常状态下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结构及运作模式及国家管理模式突然被移植到正常条件下，非正常条件下有效的模式，在正常条件下产生了极大的不适应。这个巨大的矛盾，使旧模式及其已过时的属性发生了严重扭曲、变态。无论用社会主义原则来衡量还是用健康的思维来看待，这一切都是绝对不正常的。用我国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苏共根本没有把握住党历史方位的变化。非常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机制越来越适应于夺权和掌权，却不适应于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政治机制的“多面性”越来越明显：一种是掌权机关（党组织，主管部门，惩罚机构），一种是提供给人民政权的“民主门面”机构（苏维埃、工会，社会组织），这种体制把政治生活限制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这种体制使决策者的任务和愿望停留在努力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现状上，并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都要这样做。在此体制下党的“呼吸”明显困难了。
第二，关于党的宗旨问题。说苏共在非常时期过后，其宗旨完全变了，这不是事实。宗旨完全变了，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会有那么大的不可否认的成就且能坚持执政几十年吗？说完全未变，也不是事实。宗旨未变，党的性质就未变，党的性质未变，党何以死亡？所以，苏共的立党宗旨无论是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事实上考察，都是“渐变”。这种渐变，不可避免地给党的建设造成根本性影响。关于苏共立党宗旨对其垮台的作用，笔者将在“党内利益集团的形成”部分集中论述。在此，只谈“渐变”对执政党建设的影响，能导出规律性的结论既可。
思想上，一方面，党内教条主义非常严重，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具体实际结合。虽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很细，但因怀着宗教式的情感（甚至别有用心的目的）去研究，就当然地不能解释和指导现实，且不论不愿指导的问题。另一方面，从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股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在苏共党内逐步发展，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占领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苏共垮台前，可以说全党基本上接受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连利加乔夫这样的人，都主张摧毁斯大林主义，实行多党制。
组织上，苏共一直没有很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无民主可言。“最近几十年来，常常听说政治局进行一些讨论时是不作记录的。而有些十分重要的决定（包括出兵阿富汗的决定）甚至往往不是在政治局会议（尽管政治局也不具备做这些决定的宪法权力）上，而干脆是几个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上做出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干部习惯上听命于上级，对领导人缺乏监督，领导交替制度未解决，中下层党组织不具备堡垒作用。这样，一旦党内出现错误思潮或领导人犯错误的情况，党就无法纠正，只能听任错误发展。
作风上，党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也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层习惯于机关式的方式工作，习惯于享受特权，隔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所有这些，不仅损坏了党的形象，而且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以人代党，党近乎名存实亡。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不能正确认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不仅是党的建设走弯路的问题。在党的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可能亡党：宗旨变质，肯定亡党；制度缺陷，也能亡党；思想、组织、作风方面的重大问题也会亡党。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提一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是何等深刻。当然，我们也坦率地承认，正是苏联亡党的教训，使我党愈加清醒、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