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国外成熟市场中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怎样的，是不是也整天看着图说涨道跌、买短买长，如果也是这样，投资者又作何反映。几年前我在香港工作时，曾有机会接触过一些大证券公司的研发咨询机构，当时在他们的业务和利润构成中零售业务，即经纪业务占的比重都不大，研发咨询的对象主要针对机构投资群，由于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所以这些公司的研发有的以香港本地公司见长，有的研究 H股公司，有的关注B股企业，但我拿到手里的都是一份份厚厚的从行业背景到公司具体经营的研究报告。至于市场分析，据他们讲也有人做，但不是主要业务。
我的这种感受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我想国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过于专注市场本身、专注短期波动，以至于对公司基本面分析、行业分析较为薄弱的情况应该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没有做空机制，市场好时说会更好，市场不好时则说总会好的，这种现象或许可以描述为咨询业务的投机倾向。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想问，预测行情特别是短期行情是全世界都头疼的事情，因为这样的预测本来就是缺乏规律的，如果总是说错就会影响信誉。既然如此，国内的咨询机构为何还热衷于此，而且在事实证明并不高明、经常遭到投资者指责的情况下，还初衷不改，一如既往呢？难道他们不需要信誉？谁给了他们饭碗，谁又将砸他们的饭碗？
因为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从供求关系去寻找，因为有需求所以有供给，需求的内容决定了供给的内容，只要有需求存在，强制性地抑制供给在长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目前国内的投资咨询方式的存在是因为有这方面的需求存在，只要有需求，管理层即使认为咨询方式不合理，也只能加以引导和规范，强行关闭是不行的。按照这样的推理，只有需求变了，咨询方式才会因没有市场而作出改变，这个饭碗只有需求者自己来砸。那么需求者是谁呢？
需求者其实就是指责这种方式的广大投资者。这似乎不可理解，我们来做进一步分析。
第一，投资者经常的指责只是骂咨询机构说得不准，钱一投进去就被套住了，并没有说这种短期投机的方式不好，所以我们又经常看到另一面：只要证券节目中有解答股民疑问时，你就会听到很多电话打进来咨询某某股票被套，下一步应该怎样操作。显然他们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间段、对一些机构预测市场的能力感到恼火，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以至于应该对方式本身进行质疑。
第二，投资咨询机构只是一个中介机构，它根据投资者的需求来提供服务，而在证券市场上，一级市场主要的供求双方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二级市场的供求则是在众多的投资者之间。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主要偏重于为国有企业筹集解困、发展的资金，并且在国企上市节奏方面每年都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虽然市场不是自发生成的，企业筹资能力与基本面、筹资能力与运用资金的能力是脱节的，但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又必须保证能筹集到资金。这种情况决定了证券市场的最终制度安排必然是政府管制下的以国有企业计划上市为主的市场，由于缺乏基本面的投资依据，投资需求并不能对供给进行选择，投资行为必将出现异化。在这一制度中，政府管制是前提，国企筹资是目标，二级市场的投机是保障。
第三，在管制市场下，投资理性受投机行为驱逐，作为投资咨询机构只能选择适应性生存的方式，着眼于短期市场的分析与推荐，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坚持倡导理性投资、长线投资，一方面公司基本面能否保障，心里没底，另一方面如果死抱着一只股票推荐又不涨，可能用不了一年时间就真的要被人砸了饭碗，所以宁可错也要说，只要说就不怕错，宁可喋喋不休，也不作十年不鸣的打算。市场的制度性安排应该是咨询业务定位短期化、投机化的根本原因。
第四，2001年以来管理层在市场化方面加大了推进力度，投机行为被打击，基本面又出现信心危机，一时间金鼓齐鸣、进退两难，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了，投资者不知道该继续投机还是开始理性投资，咨询机构想沿用以前的思路却屡屡遭到市场的迎头痛击，想尝试倡导理性投资又还感到为时尚早，自己都还调整不过来，所以论起市道如何，自然也只能信马由缰、云里雾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证券咨询业的现状固然有其自律、行业监管的原因，但从大的背景来考察，它只是大局中的一个局部，作为中介的职能就是服务，其风之所以盛，最终还是因为有好者。因此透过咨询业我们也才可以看到如上所说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市场理性回归，咨询才能寻求增值自身的变革。
（发表于2001年12月15日）
最近一段时间股市的节奏成了无主题变奏，或者浅唱低吟、或者黄钟大鼓，但动静之中终究也成不了大戏，各位方家对压扁在窄幅空间里的大盘走势的判断和解释，主要与每日即时的政策出台、领导讲话、个股公告等联系起来，既然无所作为，索性坐而论道，显示了政策断市的取向。这也难怪，中国的股市历来被称为政策市，股市因政策需要而生，为政策目标服务，自然也由政策的调整而波动。政策不可能对市场无影响，国外成熟市场虽然也十分关注政策变化，但主要是因为政策变化影响了经济运行，会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不会运用直接干预市场的政策，我们则更多关注政策变化对市场涨跌的直接影响，对于公司经营的影响也往往简单地用利好利空的市场思维来界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政策干预的广度和深度要比国外高，政策运行的独立性和意图十分明显。从现象上看，2001年市场波动很大，2001年出台的政策也应该算最多，有时候一周之内天天都有新的规章规则出台，搞得大家总在忙于应付；从更深层次看，则反映出市场中累积的问题较多，规范的力度在加强，政策的多变是由渐进改革的方式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