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于苏东坡的影响，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由于苏洵是当时名士，在朝中有很重要的关系网，结交了许多知名人物，这些关系网对苏东坡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使他一开始就能与一些名家仕宦打交道。这为他的仕途奠定了基础，也极大地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与文化视野。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要想有所作为，一般都得以君主的信赖为前提；若要想以自己的那一套来施政，那就非得成为当代君主的心腹重臣不可。所以，结君心是为人臣者首要的事。然而，无论怎样开诚布公的皇帝，他的心腹重臣总是有限的，而且君臣之间的遇合也不全是理性抉择的结果。一朝天子一朝臣，局面已定之后，新进的臣子要结君心是困难的。当苏东坡在仁宗晚年入仕时，皇帝与重臣都是他的父辈，他就面临着如何结君心，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开始自己的仕途之旅的问题。
苏东坡在京城，一开始就与宋仁宗信任的大臣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优游浸渍而深交之”。这种办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获得了几乎整整一代前辈的赏识。所以，他初年的仕途十分顺利，甚至那没有儿子的宋仁宗，也已经把苏氏兄弟看作可以留给子孙的两位宰相。这都是因为苏东坡一开始出仕就注意广交名家仕宦的缘故。
与这种进身的方式相应的是，年轻的苏东坡表现出一种世家子弟的名士风度。他身上有一种蜀中的唐代世族古风，喜欢自称赵郡苏氏。他与欧阳修存在着很深厚的师生关系，且与京城的名门望族晁氏交谊甚厚。他还与真宗故相王旦的子孙王素、王巩有密切交往。王旦任宰相十八年，门生故吏满朝，子孙清贵者甚多，王素在宋仁宗时已居显职，王巩是故相张士逊的外孙，又是苏东坡恩公张方平的女婿，与元祐时的宰相也有亲戚关系。苏东坡于嘉祐时守母丧居蜀期间，就拜见过王素，熙宁时居京城，也常去看望王素，与王巩更是一生的密友。他为王家写过《三槐堂铭》，称扬世德，为王素写过《王仲仪真赞》云：
《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盖功烈已著于时，德望已信于人，譬之乔木，封殖爱养，自拱把以至于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无事，商功利，课殿最，诚不如新进之士；至于缓急之际，决大策，安大众，呼之则来，挥之则散者，惟世臣、巨室为能。
这里，苏东坡透露出一种六朝隋唐士族门阀的意识，使得他对于广交名门有着浓厚的兴趣。苏东坡与世家子弟王巩的诗酒之交，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活动，而且从中获取了很多政坛的信息。虽然后来王巩本人也被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连累，但王巩的侄子王震却在宋神宗的身边，与闻机要，所以即使在新党执政的时候，他们也能及时知道神宗皇帝的思想动态。
除了世家子弟外，当代的名人司马光也是他结交的对象。司马光与王安石声望相当，在苏氏兄弟应制科时，苏辙对策过于激烈，险被黜落，而司马光极力主张录为优等，可想而知，苏氏兄弟对司马光是很感激的。与此相反的是，王安石对苏辙的对策持否定态度，拒绝起草苏辙的任命状，虽然此事的起因未必可从私交来窥测，但它本身的确是王、苏交恶的一个重要事例。在苏氏与王安石交恶的同时，他们与司马光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苏洵去世时，司马光前往吊唁，二苏便请他写作母亲程夫人的墓志。
后来，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也存在很深厚的文学友谊。尽管他曾经遭受过王安石的政治打击，还是不计前嫌，在王安石退位之后，他主动赴金陵去拜访了王安石，两位著名诗人相谈甚欢，过去的恩怨全都消散了。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评价，把他与诸葛亮等历史伟大人物相提并论。
苏东坡优游浸渍于旧君老臣之间，广交世家名宦，以建立社会关系，这给苏东坡带来了初入仕途的顺利，也有助于他的声名鹊起，在后来的忧患生涯中，他从中也得到许多帮助；然而，这也注定了他要经受人生的大起大落，因为他势必遭到来自政界另一翼的打击，即与旧君、老臣、世家、名宦相对立的新皇帝、新执政、新进、小人的疑忌与排斥。
苏东坡不但广泛结交世宦名家，而且很注意结交人物的道德素质。一般来说，他结交的都是贤者，是道德品质非常高尚的人。
苏东坡认为交友之中，应注意友分损益，即朋友有损友和益友。交友的损益对于人生极其重要。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友时应心明眼亮，结交有德之友，绝无义之朋，这才是交友相益，才能同舟共济，患难相救。由此，苏东坡在生活中很注重结识贤人作为自己的朋友。
张方平是苏东坡早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就认识了的朋友，他曾竭力向欧阳修推荐苏东坡。那年考试，欧阳修是主试，苏东坡顺利通过。后来，张方平和欧阳修都成为苏东坡的良师益友。在王安石变法时，苏东坡和他们一道并肩作战，反对变法。张方平在南京退隐时，曾经位至参知政事，这时苏东坡因为被别人诬告入狱，张方平愤然上书营救。南京官吏不敢转呈，他就派儿子张恕上京到闻鼓院投书。苏辙读到张方平奏疏的副本，大惊失色，对朋友说：“吾兄能够不死，全是张恕的功劳了。”
苏东坡结交的另外一个贤者是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他的性格有如一盏明灯。苏东坡早年和父亲、弟弟一同进京，途中在江陵小歇，就认识了范纯仁。他们的关系始终很友善，互相尊敬。范纯仁做官的记录毫无瑕疵，是名父的名子，忠心为国，也是接受太后遗嘱的两个大臣之一。在苏东坡等三十余人遭到放逐期间，故相吕大防七十一岁，老病交迫，也被放逐。以儒家标准来说，这件事太不人道，但没有人敢为他说话。范纯仁就敢。亲友都劝他不要多事，他说：我年近七十，两眼半瞎，难道我愿意流放千里？不过这件事不说不行。我知道往后的命运，但是我还要说。他上书要求赦免老宰相，结果自己也被贬到南方。从范纯仁这种仗义执言的品格即可看出，苏东坡结交的范纯仁是一位真正的贤者。
在交友上，苏东坡有自己的风格。他主张应把政见和交友分开，不要因政见不同而影响了感情和友谊。王安石推行新政改革的时候，反对最强烈的是苏东坡。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俩人的私交很好。大体上说来，王安石虽然刚愎自用，却是个道德、操守都不错的人，是一位难得的贤者。尽管苏东坡曾经屡次遭受王安石政治上的打击与迫害，还是能排除政治差异，倾心与之结交。苏东坡路过南京时，曾专门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听说后，亲自骑着驴去接他，两人同游钟山，诗酒畅谈。
许多人知道，苏东坡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他还说过一句：宁可行无车，不可居无友。朋友是人生的财富，人要广交好朋友，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欣赏的人，友好是交友金字塔的最底面。另外还需要对待任何人都学会一视同仁，学会谦逊，学会宽容。用心善待周围人。这是苏东坡的交友心态，也是做人心态。
苏东坡在做人和交友方面一向主张：待己者，当于无过中求过；待人者，当于过中求无过。心地宽厚，遇事总把人往好处想，这对于处好朋友关系大有帮助。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章淳，这人后来当了宰相，执掌大权。他当政时，把苏东坡发配岭南，后又贬至海南。再后来，苏东坡遇赦北归，此人却被放逐到岭南的雷州半岛。苏东坡听到这个消息，给他的儿子章援写了封信，说：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很惊叹，你父亲这么大年纪浪迹天涯，心情可想而知，好在雷州一带虽偏远，但无瘴气，可安慰你的老父亲，并对他说过去的别提，多想将来云云。可想而知，章淳知道后自是羞愧不已，一家人都对苏东坡心存感激。
苏东坡的胸怀要比一般的人宽广，对一个几乎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在他落难时，还能尽朋友之责。
苏东坡广交人缘，每到一处能很快地跟当地的官僚百姓相处融洽。他身为一代英才，自然是鹤立鸡群，但他有过人之节，决不因为自己是名士而高高凌驾于其他同僚之上，而是平等相待，与他们亲如兄弟。后来苏东坡在教育儿子时，语重心长地说：“同僚之间虽然出生的地方相距很远，但在一起为官同事，就要像兄弟一样，有事互相商量决定。对待同僚应该像对待兄弟一样；同僚之间应该像一家人一样。”又说：“同僚之间亲密无间的友谊，其中本来就有兄弟般的情义。”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与老百姓也能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苏东坡说：“我上可以成为皇帝的秘书，下可以成为乞丐的朋友，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此话一点不假。他每到一处，都愿意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这也是他能够广交朋友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东坡的这句话，是多么具有人性和包容心的人生哲言。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被调至湖州任太守。由于他在徐州做官有政绩，对老百姓又非常好，所以徐州的百姓十分爱戴他，很多人都与他成了好朋友。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为苏轼送行。有的泪流满面，万分感激地说：“前年徐州发生的洪水，如果不是您带领我们干的话，我们早就喂鱼了。”
苏东坡接触人生百态，朋友中有诗人，有大臣，有隐士，有药师，也有酒店老板和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好友包括爱诗的和尚、不知名的道士以及比他更穷的人。他写的诗词也并非仅仅献给上层社会的朋友，而是更多地献给那些不知名的三教九流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