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大多数曾步入宦途的宋代诗人一样，苏轼诗中也有若干篇反映民生疾苦和揭露官吏横暴的作品。其中有些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如《吴中田妇叹》和《山村五绝》等，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流弊而作，前一首中写道：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后面接着写到由于新法造成“官今要钱不要米”，农家只得将粮食贱卖、甚至卖牛拆屋的惨景。这是直接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进行批判。
苏轼以诗词宣泄生活情绪，并将自己的“嬉笑怒骂”皆行之于文，《洗儿戏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诗是1083年苏轼为其第四子洗儿（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或满月时，会集亲友，为婴儿洗澡，叫洗儿）时所作。自古以来，“望子成龙”是中国父母的通病，“望子成龙”也必然望子聪明，而作者却“惟愿孩儿愚且鲁”，这种愿望多么不合情理，原因何在呢？从苏轼本人身上就可以找到答案：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聪明之人，却为聪明所误，一生贫困潦倒，坎坷不平，甚至差点被杀头，而那些庸庸碌碌愚鲁之辈，反而无灾无难，青云直上。在这种反常理的对比中，封建社会的污秽浑浊，政治官场的乌烟瘴气令人不触目也惊心！这是在以自我的不幸遭遇批判压制贤才的不平现实。
苏轼以诗人的眼光敏锐观察政治、人情、世态，目光如炬，异常敏锐地看出了其中的某些本质东西，因而其诗也显之以“异端”面目。他身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主观上只想对封建政治“补台”，发现改变不了，必然会引起深深的怨愤，于是他常常借助超脱、飘逸、不着世情的行为来抗争。当他被贬惠州时，写诗曰：“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以这种近乎玩世的放达态度来对待正在执政的政敌的迫害，难怪要再贬海南了。据曾季狸《艇斋诗话》载，苏轼这首《纵笔》传到京城，宰相章淳读到诗中“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一句时，冷笑说，苏轼还这样快活吗？于是把他再贬儋州。这是绍圣四年苏轼六十二岁高龄时发生的事。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苏轼是一条傲骨铮铮的硬汉子。被贬儋州后，行为更为不羁，他用椰子酿酒，用椰子壳做帽子，不以远谪为意，而以“违时”自傲，请看其诗《椰子冠》：
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
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前汉·高祖纪注》云：薛有作冠师。
规摹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
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苏轼已将切肤之痛，化为违时之言了。
还有一些则属于传统的内容，如《鱼蛮子》反映赋税的网罗无所不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因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农业欠收而自责“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等等。应该说，这两类诗都反映了苏轼作为一个正直官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批判现实的精神。
历史上绝大多数诗人，都具有这种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批判现实是历史上所有正直文学家的优良品质，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对历史、对人民所负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像苏东坡那样，因强烈批判现实，而屡次遭受统治者的贬谪，甚至还因此而遭受“乌台诗案”的残酷打击与迫害的人，历史上的文人中也是常见的。而这正从侧面反映了苏东坡的批判精神对腐朽现实的强大冲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