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贡举，他决心利用科举，打击太学体，扫除文坛颓风。他特地召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为参详官。国子监直讲是国家学校中的教师，参详官当时俗称“小试官”，负责考试阅卷的具体组织工作。
那一年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在阅卷中，发现苏东坡写的文章议论透辟，行文流畅，很有“孟轲之风”，便将卷子给其他考官看了，也都说好。梅尧臣便把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一看，的确是一篇敦厚顺畅的好文章，心中赞叹这位考生的文才。
不过这件事情上发生了误解。欧阳修很欣赏那篇试卷的文体和内容，以为一定是好友曾巩所写。为了避嫌疑，他把卷子由第一名改为第二名，于是苏东坡考了个第二。
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八日苏东坡通过殿试，四月十四日年方二十就被点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位考中的学子中名列前茅。
苏东坡才气纵横，在这次科举考试中，他引用历史事例时，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意时说，在赏忠之时，应当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满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显出自己才短，因此也只当视而不见。在当时，考试时用典失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要是被明眼的考官察觉，中进士恐怕就困难了。
苏东坡进士及第后，拜见了欧阳修。欧阳修又问起“皋陶曰杀之三”的出处来，苏东坡说是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欧阳修查阅《三国志》，并无这句话。又问苏东坡，苏东坡说：“曹操把俘虏来的袁熙的妻子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曹操说：‘过去周武王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周公坚决不受’。曹操问：‘你在哪部经典中见到的？’孔融说：‘从今天的事来看，我猜想过去应该如此。’我文章中皋陶和尧的事，我也是猜想应该如此。”欧阳修听后非常吃惊，但他并没有责备苏东坡用典失实，相反还赞赏他的活学活用之精神，以及他的果断，他说：“这个人可以说善读书，善用书，能学以致用，将来文章必定独步天下。”欧阳修又对别人说：“再过30年，就没有人提到我了。老夫我应当让开道路，放他出人头地。”
此话后来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还有人暗中偷读。
欧阳修是当时文坛巨擘，获得他赏识的人是不多的，但苏东坡年纪轻轻，就获得欧阳修的如此赞赏，实在是因为苏东坡才华横溢，活学活用的学术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欧阳修。
苏东坡曾说：“成功的第一要诀，就是善学善用。”正是因为他能学以致用，所以才能在众多的文章高手中脱颖而出，一举而考中进士，而且受到文章大家欧阳修的赞誉。我们平常所学的都是一些方法、规律、经验类的东西，只有在实际中运用它们，才能发挥出效果。如果做不到在现实中活学活用，举一反三，那么学习就没有任何用处。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学以致用。惟有学以致用，知识才能变成真正有用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