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祥的原籍是山东黄县人，打小儿与娘逃荒到此落户，起先娘儿俩就住在兴隆镇东北角的老夫子庙崇圣祠左边的偏殿里。老夫子庙年久失修，夏不避雨，冬不御寒，就这样相依为命。娘勤劳、善良，开荒种地，喂鸡养猪，把个皮包骨的小文祥养得身强体壮。可娘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两年前咳血而亡，临终前，将哭成泪人似的文祥托付给镇南口“牲喜堂”的老掌柜国老汉。文祥擦干了泪，给国老汉磕了头，叫声“师傅”，搬出了夫子庙，就到“牲喜堂”当了学徒。
“牲喜堂” 坐落在镇南，早先年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兽医所，近些年家道中落。从山里通往小镇的惟一山路就在门前通过，前后进院，前院两间门房，门前立着两根水桶粗细拴马的木桩，横七竖八地搭着几根鸡蛋粗细的棕绳，为过往车辆的牲口治病、挂掌。后院三间高脊瓦房，靠东两间住着掌柜的国老汉和独生女儿红铃，靠西一间，堆放着在山里收购来的山参、五味子、刺五加等中草药。这里的草药名气很大，很多南方的商人都来这里收购。中医讲究北药南治，国老汉的“牲喜堂”便成了南方药商的草药集散地，一来走动方便，二来老汉朴实，对中草药也在行。这样一来，老汉除了终日走街串镇为牲口看病外，每年又多了一项活计，那就是每年进山收草药。自从高文祥来了以后，孩子机灵，没一年的工夫，里里外外拿得起、放得下，为他帮了很多忙，老汉看在眼里，喜在心中。觉得自己有了好帮手，自己的手艺将来也好有个继承；再说，女儿也老大不小的了，姑娘大了也得找个婆家，嫁个好人，文祥这孩子不错，到时候招个上门女婿，常言道，一个女婿半个儿，到那时自己和女儿也好有个依靠。老汉从此把文祥当儿子一样看待，一些生意上的重要事情也放手由他去干。文祥也看出老汉的心思，干起活来也更勤快，嘴巴也更甜。
那年秋天的一天，国老汉将文祥叫进上屋，拿出几沓钱码在桌上，郑重地说：
“我老了，有些事儿，你多跑跑，今年，你进一次山，把药都采购回来，再过些日子，老客们就来了，别让人等得着急，药要看好成色。路上要小心，眼下散兵和胡子到处都是，真有事，要活泛一点儿。”
老汉停了一下，看着有些吃惊的文祥：
“明儿就走。”
说完，他转过身从腰间拿出烟袋，烟锅在烟口袋里使劲地挖着，回头又看看文祥，把烟袋叼在嘴里，“扑”地一口吹燃了吊在半空的火绳，深深地吸了两口烟袋。
“你回去拾掇一下吧。”
老汉说完转回头“吧嗒、吧嗒”地抽烟。文祥怯怯地拿起钱，捏了捏，把它放在怀里。
“师傅，我回屋拾掇去了。”
老汉没有吭声，文祥悄悄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红铃为文祥准备了水和干粮，天还没亮文祥就上路了。第一次单独进山，心里是慌？是喜？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全身发热，脚下轻快得要命。不到一天的工夫，走出了百十里的山路。天黑的时候来到了山根儿下的一个小村，去年和师傅来过，路还熟，他径直向村里的一个大院套走去。院里靠门堆满了劈好的干柴，全都是一尺多长、拳头粗细的小树干，新劈开的茬口向外，在晚上白花花的，非常整齐。靠屋门旁，两领席子上，晒着松籽和榛子，对面趴着一条黑色白蹄白嘴巴的大狗。狗听到脚步声，机警地坐起来，“汪汪”地叫了两声，看到文祥又停了叫声，站了起来摇着尾巴，头上下友好地晃动着。文祥走到它身旁，伸手拍拍狗的脑门，狗眯着眼睛，向他的腿上蹭着。
“这畜生，记性真他妈的好，一年了，还没忘了我。”
他刚要伸手去拉门，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推门探出头，瓮声瓮气地问：
“谁呀？”
文祥爽快地说：
“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财神爷到此。”
说着文祥蹿到中年男人面前，做了个鬼脸，又加了一句：
“牛大叔，还不出门迎接。”
中年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一愣，伸头看了半天。
“呦呵！真是不假，贵客到了，我说爷们儿们，看看谁来了？”
牛大叔推开门，拉住文祥的胳膊往里拽。屋里北炕上，一张炕桌旁，几个粗俗的男人，围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同时转头向门外看，一股浓烈的“蛤蟆头”旱烟味儿，直冲鼻子。文祥一脚迈进屋，屋里比外面低很多，文祥一下子好像矮了不少，炕上的几个男人也认出了他：
“这不是国掌柜的徒弟吗？今年的买卖你跑？国掌柜怎么没来？”
满脸落腮胡子的汉子问。
“快成国掌柜的女婿了吧？不然，能放手让他出来？听说没？国掌柜的宝贝闺女可他妈的水灵了，这小子真有艳福。”
瘦瘦的刀条脸说完后，满屋子一片笑声。文祥也笑着迎合着说：
“大叔们，别拿你大侄子开心，我能干什么，还不是掌柜的信任，再说到这儿还有大叔们帮忙，我心里早就有底了，要是真的能像瘦叔说的那样，我文祥有那份福气，绝忘不了大叔们，咱们到镇上找一个好一点的馆子，是酒、是肉，凭大叔们点，咱们甩开腮帮子造它一顿，来它个一醉方休。”
文祥说完向大家拱拱手，他这才看出，炕桌上横七竖八地扔满了纸牌，每个人跟前都放着一沓褶皱的钞票，他们在耍牌赌钱。这时瓮声瓮气的牛大叔说：
“爷们儿，来两把看看运气，像你这样总也不玩儿的，手气才壮哪！”
文祥看看桌边的几个憨头憨脑的人，也没把他们当回事儿，为了浑和气氛，就笑着应了：
“好吧！今儿就和爷儿几个乐呵乐呵，来他几把，玩儿牌平时只是看得多，玩儿得少，今儿，来多大的？二四六的？”
文祥扭头向开门的牛大叔说：
“叔，来碗茶，解解渴。”
中年人应了一声，跑到炕边的漆柜上，从扁匣里拿出一个黄纸包，捏了一撮劣等茶叶，放在四个海碗里，双手捧着来到灶边，掀开锅盖，一股白汽“呼”地冲上屋顶，他拿起锅台上的瓢，舀了一瓢开水，分别倒在几个碗里，然后端进屋里，每人一碗。几个人重又围坐在桌前，文祥掏出一沓钱，拍在桌上：
“我可是头一次玩儿真的，叔们手下留情，可别让我交不了差。”
文祥笑嘻嘻地说完，兴致勃勃地玩儿起来。
当桌边的油灯添了几次灯油后，窗外泛起了青白色。屋里的旱烟呛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文祥输了。他没想到这些粗人打起牌来，是那么精明。以往他低估了很多人，当满脸落腮胡子的汉子再一次谄笑着拿起纸牌，嘴里念念有词地说：
“七八坎上角，二把自己拿，你们压哪门？”
然后把纸牌发到文祥面前，文祥把自己眼前包钱的黄纸使劲地揉成团摔在地上，转身下炕，愤愤地说：
“不玩儿了，这屋里像是死人呆的地儿，都快把我憋死了。”
他跳下炕，活动一下发酸的胳膊腿，径直向外走去，屋里的人也散了。文祥推门走到屋外，天很凉，他打了个冷战，觉得很紧张，也有点委屈，不由得眼窝一酸，眼泪流了下来。想起买药的钱大半输了，怎么向师傅说。他直愣愣地看着远处的青山，内心就像那起伏的峰峦，他不再觉得冷。
“文祥，进屋吃口饭，歇吧。”
瓮声瓮气的牛大叔说。
文祥听到牛大叔的话，没有回头，只是像求人似的和牛大叔说：
“大叔，给我雇个车脚，我急着用。让他后儿晌午在樱桃沟等我。我现在进山。”
牛大叔有些着急地说：
“别呀，吃完饭再走，肚里有食儿好不冷啊。”
文祥倔强地说：
“我不冷，我热着呢，叔，我第一次出来，不能丢了面子，我得先把正事办了，你替我在这里先张罗车，这是定钱。”
文祥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张钞票中抽了两张，递给满脸络腮胡子的牛大叔，然后，推开栅栏门走了。
牛大叔看着文祥远去的背影，摇着头：
“钱都输光了，还他妈的办个屁正事，这孩子还是太嫩哪。”
他瓮声瓮气的嘟囔着，背着手进屋歇着去了。
樱桃沟在大山的深处，隐藏在一片翠绿的樱桃丛中，山里是一个金矿，一些采金的矿工常年吃住在山上。春天樱桃开花时一片雪白，远远望去，似一片白云在山坳里飘荡，当樱桃成熟的时候，满山遍野一片火红，在绿叶的衬托下，似一块晶莹的翡翠，镶嵌在大山中。沟中散住着几户山民，以狩猎、采药为生。中午时分，文祥从老林的深处走了出来，他的前额挂满汗珠，汗水已湿透了后背，他远远地看到樱桃沟那一片绿生生的樱桃树，心“怦怦”地直跳，他回头看看自己身后那两匹驮满草药包的老马，在湿漉漉的石板道上艰难地走着，两名牵马的山民一手拉着马的缰绳，一手摇着一棵艾蒿在为牲口哄赶着蚊虫，他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他看到了山里人的善良，也感到了自己的卑鄙，但事已至此，他只有横下一条心，让我负天下人吧。文祥向后面那两个已是汗流浃背的山民笑着说：
“大哥，前面就到樱桃沟了，卸了货，还得麻烦二位再跑一趟山路，把剩下的货给我驮来。”
两位山民很憨厚，点头应了：
“好。”
他们来到沟旁的一个木屋前的白桦木捆绑成的栅栏门前，文祥回头对身后的两位说：
“到了，你俩把货卸下来，我到院里拾掇一个地场。”
文祥推开门，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来到小木屋前。门旁一个老汉精神矍铄，坐在一个横放的木墩上，手里拿着一个树枝，摆弄着晒在地上的山核桃，独自享受着秋日的艳阳。文祥热情地打着招呼：
“大爷，我是收草药的，我的大车还没到，把货放你这一会儿。”
文祥面带笑容地看着老汉，他深知山里人的性格，老汉会把他当亲儿子看的。老汉抬起头，看是一个年轻的后生，声若洪钟似地说：
“放，院里的地场大着那，到咱山里就别客气，就当这是家，我身子骨不及前几年，要是前几年，我帮你背几趟。”
老汉很爽朗，用手中的树枝指着院中的空地，用手扶了一下木墩，站了起来。文祥上前扶住老人：
“大爷，您坐着，我让他们把草药抬进来。”
他转头向院外喊：
“大哥，把草药抬进来放在门旁。”
两位山民扛着沉甸甸的草药，按照文祥指的地方，来回跑了几趟，把草药放好。回头冲着文祥说：
“我们哥俩不歇了，这就回去，天黑前，好再回来一趟。”
说完俩人用捆草药的麻绳抽打着身上的灰土，牵上马去了。
文祥看着两个山民远去的背影，紧张的心情好像轻松了一些。他转身笑着对大爷说：
“大爷，我到沟口去看看，我的大车来了没。”
大爷扬扬手说：
“去吧，去吧，这儿我给你照看着。”
文祥疾步走向沟口，他歪头看看天空的太阳，判断着山外的大车这个时辰该到了。转过沟口那一片白桦林，他看到远处的山道上，停着一辆木轮大车，驾辕的是一匹火红的儿马，车把势是一个年轻的乡下汉子，坐在车辕子上卷着旱烟。他向马车的方向挥挥手：
“喂，是牛大叔叫你来的吧？把大车赶过来。”
赶车的小伙子听到喊声，用舌头舔了一下纸烟，把烟夹在了耳朵上，抄起扔在车上的长鞭向空中一举，手中的长鞭在半空中一甩，一声清脆的鞭响在深山幽谷中回荡，马车伴着“咕隆隆”的车轮声，由远而近来到文祥眼前。
“这位兄弟，久等了，走吧，我们进沟。”
文祥一只手按了一下车辕，往上一蹿，轻盈地坐到了车上。赶车的小伙子一边吆唤着牲口，一边和文祥搭话：
“今年收药怎么到这么深的沟里来？路太远了，再说，也不好走哇。”
“这里药的成色好，能卖个好价钱。头一次自己出来办事，吃点苦，也好让师傅放心。”文祥像是心不在焉地答。
“天都这个时辰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到你们屯儿？”文祥焦急地问。
年轻的车把势回头看看文祥，俏皮地在空中甩了个响鞭，“嘻嘻”地笑着说：
“看见没？咱这匹马是大肚蝈蝈红，当年程咬金骑的就是它，日走一千，夜行八百，一会儿咱装上车，这马要是撒开了欢儿，只要你不怕把屁股颠开了花，保险在头半夜到我们屯里。咱不卸车，明儿还不用起大早，明晚擦黑前管保把你送到家。”
文祥看着车把势自信的神态，也轻松地笑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黑，文祥带着一车的草药回到了兴隆镇。晚霞把他那张兴奋与激动的脸映得更红。他跳下车，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麻的腿脚，兴冲冲地来到“牲喜堂”前，用脚踢了几下横七竖八的扔在拴马桩旁的棕绳，心里有些疑惑，这“咕隆隆”的车轮声和长长的马嘶，屋里的人竟一点儿没察觉？师傅没出来，红铃也没出来，他的心里有些慌，出什么事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门前，猛地推开门，冲着黑洞洞的屋里喊：
“师傅，我回来了。”
屋里没有回答，却传出轻轻的哭声，他使劲地瞪着那双惊愕的眼睛，隐约看见了躺在炕上的师傅和伏在炕边的红铃妹。他不顾一切地冲到炕前，紧紧地握住师傅那双冰冷的手：
“红铃快点灯，告诉我，师傅怎么了？”
红铃起身端来油灯，吹燃了火绳，点上灯，惨淡的灯光下，师傅的脸显得更白了，红铃哽咽着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文祥进山的那一天，太阳升了一竿子高的时辰，从远处的官道上跑过来几匹高头大马，马背上是几个身穿深黄色军服的日本军人，带头的是一个挎着洋刀的中年人，旁边的马上骑着一个中国人，到了镇口，停在了“牲喜堂”前，正赶上国老汉出来拾掇家什，听到马蹄声，手搭凉棚一看，老汉不知这是什么队伍，想看个究竟，他停在那里没动，仰头看着这帮人。马上的中国人向身旁那个挎着洋刀的日本人说了些什么，一帮人下了马，那个中国人走到国老汉面前说：
“老人家，这几位是关东军司令部的几位太君，为开拓团选地来了，这儿的路可真难走，在城里新挂的马掌全磨没了，劳动你老人家一下，为我们补一下马掌。”
说完，向身后的几个日本兵挥了一下手，几个日本兵把十几匹高头大马拴在了院里，那个中国人向国老汉拱拱手：
“有劳您了，抓紧一点时间，我们下午还要回省城哪。”说完，十几个人向镇警察分驻所走去。
老汉目送着这帮人走远，有些为难，徒弟不在家，自己如何应付。女儿红铃出来看出爹在为难，调皮地说：
“爹，我来帮你。”
老汉看看女儿，幸福地笑了。老汉解下一匹马，拉到拴马桩前，把马顺在“门”字型的拴马桩下，顺手操起一根粗的棕绳，“唰”地从头上撇到马的另一边，红铃拾起棕绳，把绳头从马肚子底下递给了爹，国老汉熟练地在马的软肋旁挽了个扣，又操起了另一根，在红铃的帮助下，在马的前面又加固了一道绳索。马被完全的绑牢了，老汉又拿起一根细一些的环状的绳索，将马的前蹄弯起，套在了马的弯曲的大腿和小腿上，马蹄自然的朝上了，他拿过来一把扁口铁钳，拔掉了留在马蹄中的铁钉，用修刀修平了马的蹄面，选出一个合适的马掌放在蹄面上，在木盒子里抓出六枚四棱铁钉，将一枚捏在手中，其余的叼在嘴里，左手拿钉，右手抡锤，只两下，铁钉就牢牢地嵌在马蹄中了。红铃像是欣赏着一个艺人，在雕琢着他的作品一样，看着爹娴熟的技艺，看着爹满头花白的头发，看着那一脸豆大的汗珠，她感到爹真的老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国老汉将所有的马掌全都补好了，用搭在脖子上的发了黄的洋手巾擦了一把汗，一屁股坐在钉盒子上喘着粗气：
“铃啊，给爹舀一瓢凉水来。”
红铃应了一声，从里屋端出一瓢水来，递给爹，国老汉“咚咚”地喝了半瓢，把剩下的水泼在地上，空瓢递给了红铃，红铃转身进屋了。这时，从镇子里传出嘈杂的人声，国老汉扶了一下酸疼的腰站了起来，他看见了上午那几个身穿深黄色军服的日本人，在中国翻译的陪同下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的警察，他身穿浅黄色伪满洲国警服，推着一辆自行车，他就是镇警察分驻所的余家冰，一群人连说带比划地来到“牲喜堂”前，几个日本兵牵过战马，搬起马蹄看了看，伸出大拇指“哈哈”地笑着。国老汉笑着来到那个中国翻译面前：
“先生，镇上的事办完了？这几匹马我也给拾掇利落了，把帐算了吧？”
那个翻译笑着看着国老汉，像是不认识似的：
“给太君干活儿是你的福分，就甭提钱了，太君们不也是为我们满洲的繁荣而到处奔忙吗？”
国老汉听到这里，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紧接着转成了愤怒，他强压住怒火对着翻译说：
“先生，这活儿我可整整忙活了一天哪！”
翻译的笑脸也没了：
“别给你脸不要脸啊！”
说完，他翻身上马，一勒缰绳，准备要走，国老汉气得浑身发抖，愤愤地说了一声：
“强盗！”
也许有很多正直的中国人经常这样说日本人，也许这两个字过于敏感，几个日本兵同时听懂了这句话，不由分说围住国老汉一通毒打，马靴踢在老汉的脸上，鲜血直流，枪托乒乒乓乓地砸在老汉的肩上、腰上。等年轻的余家冰放好自行车，跑过来劝开日本兵时，老汉已经奄奄一息了。当红铃听到响声走出房门时，国老汉已倒在血泊中了。警察分驻所的警察余家冰佯装高兴地送走日本人，忙转身跑回来，嘴里劝着哭成泪人似的红铃，将国老汉抱回了屋里，红铃打来了一盆热水，放了一把食盐，哭着为爹爹擦拭着伤口，老汉眉头紧锁着，嘴角颤抖着。余家冰看着老汉，把头上浅黄色的战斗帽捏成了一个团，“啪”地摔在炕上：
“妈的，太欺负人了，没把咱中国人当人。”
红铃听了这话，抬起头，用手背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仔细地看着余家冰。只见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细高挑儿的个儿，剃了一头贴着头皮儿的短发，清瘦的刀条脸，微微有点高颧骨，眼睛不大，但非常有神，额头正中有一条暴起的青筋，能看得出这个人脾气一定大，他身上穿着浅黄色的警察制服，肩头和领口挂了一些花里胡哨的牌牌，下面是高筒的大皮靴子，左肩斜挎一支驳壳枪，右边腰间的皮带上别了个小腰别子，看到这儿，红铃认出了余家冰，知道这是镇里的警察，兴隆客栈的三当家的，就怯怯地问：
“余大哥，他们来干什么？”
余家冰看了一眼红铃，知道是国老汉的女儿，从炕上拿起帽子，戴在了头上，两眼看着国老汉，嘴里答着：
“是日本关东军，为日本移民选住的地方。镇东夫子庙旁的那一片柳条丛被他们选中了，说要在那里盖房子，要来日本人在那里住。”
国老汉像是听到了余家冰的话，微微地睁开了红肿的眼睛，对着天棚说：
“这世道还让不让老百姓活呀！”
说完，老汉重重地咳了两声，一口鲜血从口中流了出来。红铃哭着为爹擦去血迹：
“爹，你可要挺住啊。”
老汉用微弱的声音问：
“文祥什么时候回来？”
红铃肯定地说：
“快了。”
文祥听完红铃的讲述，自己的一双手也变得冰凉，师傅示意他离自己近一些，艰难地对他说：
“我走了，照顾好‘牲喜堂’，照顾好铃儿……”
他看着师傅那双通红的眼睛，他那双眸子里喷射出愤怒的火光，仿佛还能听到他那“咯吱吱”的咬牙声。
“妈的，小日本儿……”
这天夜里，师傅走了。两天之后，在邻里及老客的帮助下，发送了师傅。
师傅去世过了百日，文祥和红铃也草草地成了亲。
新婚夜里，高文祥看着眼前如花似玉的小师妹，却一点儿冲动也没有，满脑子都是师傅临死前的那张惨白的脸，他恨日本人，有朝一日，他要亲手杀了这些日本人，给师傅报仇。连着几个晚上，他都是哄着红铃睡觉，却一点也不想行夫妻间的事。到了第五天，夫妻俩脱衣上了床，红铃哭了，她很委屈，哽咽着对高文祥说：
“文祥哥，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我长得丑吗？”
文祥听完这话，才领悟到自己冷落了妻子，就温柔地抱住妻子，吻着她那流满泪水的脸颊，轻声地说：
“红铃，你说的是什么话，你长得很美，我喜欢你，这些日子，咱爸走时的情景总在我的眼前转悠，我咽不下这口气，小日本儿，我早晚收拾他。”
说到这儿，文祥把红铃搂得更紧了，在她的耳边说：
“红铃，打我们拜天地那时起，你就是我的老婆了，我们就要在一起生活了，我会好好地疼你，你要给我生个儿子。”
红铃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笑着点点头：
“我会的。”
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红铃的柔情打动了文祥，他感到浑身上下热血沸腾，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充斥他的全身，他一把翻过斜躺在他怀里赤裸裸的红铃，将自己健壮的身体实实地压在红铃那匀称的身上，红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刺激，双手抱住满身腱子肉的高文祥，嘴里轻声地说着：
“文祥哥，打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女人了，我要为你生好多孩子。”
文祥听到身下喘着粗气的红铃这温柔的话语，他体内的那种野性又复苏了，他紧紧地搂着红铃那纤细的腰，嘴里说着粗话，男人的利剑，打破了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于是，小屋里回荡起女人那迷人的呻吟声和古老的制造生命时那单调的乐章。
一年后，红铃生了个男孩，取名叫高生。“牲喜堂”的生意还在艰难地做着，文祥跑东跑西地张罗生意，平日里难得回家。高文祥虽不如师傅的技艺精湛，但多了几分精明，他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是镇上少有的几个穿西装戴礼帽的人之一。
这时，一个女人闯进了他的生活，使他那颗本不安分的心更加狂躁。这就是雪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