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代表中国出席的法官梅汝璈先生率先提出自己的观点说：“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我们既然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重，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的牺牲最大，因此，有8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次，实属顺理成章。”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幽默地接着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次。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听了这话，庭长韦伯笑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先生回答说：“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座次，那还是按体重排好。这样，纵使我被安置末座亦心安理得，并可以此对我的国家有所交待。一旦他们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调派另一名比我肥胖的来替换我呀。”结果，梅汝璈以其善于雄辩的口才和果敢的斗争为中国争了一口气，赢得了第二把交椅。
“志愿军”的来历
黄炎培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所结交的诤友，两人平时曾多次切磋如何避免“历代兴亡周期率”的治国之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凡遇大事，直言相陈，毛泽东也总是虚心纳谏。在抗美援朝前夕，我国打算以“支援军”名义出兵援助朝鲜。毛泽东说：“民主人士阅历多，可多听听他们的意见。”黄炎培直言不讳道：“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打不好。我们叫‘支援军’是不是师出无名？‘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的？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跟美国宣战？”
毛泽东听后非常赞赏黄炎培的意见，就把“支援军”改为“志愿军”，这仅表明是中国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名义上同美国宣战的嫌疑。
周恩来国际会议提议案
1954年4月，周恩来参加了国际日内瓦会议。在会议上，美国采用威吓和利诱等手段，迫使16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执行美国政府的指示：一定要使会议彻底破裂，各方不达成协议。
周恩来认为16国也并非铁板一块。他全神贯注地听了与会者发言，仔细观察会场每个代表团人员的情绪，认为还可以争取人心，达成某种退而求次的协议。他说：“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顿时，整个会场都静了下来，两句话能形成什么协议？可是，周恩来已经一字一板地口述出来：“日内瓦与会国达成协议，它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最后周恩来提高声音，庄严宣布：“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有关国家所拒绝的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与和解的态度，将给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
对于周恩来这些合情合理的建议，与会者无法拒绝。那些曾经紧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忽然“哗变”了，就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造反”了。会议主席英国外相艾登宣布：“周恩来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宣布周恩来的意见成为会议各方的一致意见。”
在那一时刻，美国陷入空前孤立，而中国和周恩来的声望得到了极大提高。
“一”字评霸王
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查一批出国演出剧目。京剧《霸王别姬》就是其中一个。在演这场戏时，周恩来对该剧每个重要的场景都下了评语。这些评语下得简洁奇巧，它们都是以“一”字打头的成语。
当戏演到项羽不顾形势，不听劝阻，执意出战时，周恩来评道：“一言堂。”
项羽回了后宫，虞姬再三规劝，千万不可发兵，以免中刘邦奸计。项羽不容分说，回拒说：“孤意已决，明日发兵！”周恩来评道：“一家之长”。
项羽孤军深入，落进了刘邦的伏击圈。周恩来又评道：“一意孤行”。
项羽被困垓下，周恩来评道：“一筹莫展”。
戏演到虞姬备酒，项羽吟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周恩来再次评道“一曲挽歌”。
项羽四面楚歌，汉兵将至，虞姬自刎。周恩来指出这是“一败涂地”。
会前辩论
1964年4月10日，陈毅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这次由2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筹备会，一开始就在是否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展开了激烈争论。
印度代表团团长辛格发言，主张邀请苏联参加，理由是苏联有很大一部分领土在亚洲，是一个亚洲国家。
陈毅当即站起来对这一言词进行批驳，他说：“苏联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地理常识问题。苏联自己也从未以一个亚洲国家自居，在联合国中它也从未参加过亚非集团的活动，那么，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提出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给预备会造成争执和分歧呢？”
有人说，中国的观点，是因为与苏联的关系搞得不好。
陈毅副总理指出：“中国在同苏联关系好的时候，同样认为苏联是欧洲国家。蒙古同中国虽然关系不好，但中国却一贯支持蒙古参加亚非会议，因为它在地理概念上确属亚洲国家。中国反对邀请苏联，是为了维护万隆精神，维护亚非会议的原则，如果屈服于某些大国的压力而放弃原则，将使我们亚非会议蒙受耻辱。有人说，苏联在亚洲有一大片领土，因此，它可以算亚洲国家，那么，我要问：美国在檀香山也有领土，它是否也可以算作是亚洲国家呢？”
陈毅的慷慨发言，有理有力有据，使会场气氛顿时发生变化。很多国家的代表纷纷站起来讲话，支持维护中国的意见。
陈外长说服苏加诺
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到雅加达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他与苏加诺总统一见面，就发现双方在开会的地点、时间上的意见不一致。陈毅主张在非洲国家召开，于是陈毅便对苏加诺说道：
“非洲的独立国家有40多个，总统阁下如果主张在非洲开，就是支持了非洲的斗争，这样你就站得高、看得远，顾全大局，表现了政治家风度，证明你没有什么私利打算，你去发言就响亮。”
这就在开会地点上说服了苏加诺，然而在开会的时间上仍有分歧。于是陈毅就以幽默的语言说道：
“你是总统，我是元帅，我给你当个参谋长，你要不要呢？——好，你既然要我这个参谋长，就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最好在明年开，为什么？因为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脑会议，8月有非洲首脑会议，10月有不结盟国家会议，以后又有什么英联邦会议，联合国大会，这些国家领导人长期在外面开会怎么行呢？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不应该互相竞争，而应当互相补充，即使要竞争，也不必用抢先开会的办法来竞争嘛。”
陈毅以自荐参谋长的方式入题，幽默风趣，又见其军人本色。最后双方就地点、时间问题大体达成了一致意见。苏加诺感慨地说：“我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谈话，从未像与你这样。”
40“公岁”
1965年11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庆祝她的80诞辰。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展览馆大厅特意为她举行盛大庆寿宴会。周恩来风趣的开场白使那天的宾主们感叹不已。他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40‘公岁’诞辰。”周总理预料到客人们对“公岁”这个奇怪的词儿可能不太理解，他又即刻做了解释。他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数量词的两倍。40公斤等于80斤。因此，40公岁就等于80岁。”听了总理对这个新名词的巧妙而详细解释，几百位中外祝寿者爆发出一阵欢笑声。斯特朗听到总理说她只有40公岁，她感觉到自己还很年轻，高兴得两眼盈满了泪水。
“两个叶帅”
1955年9月27日，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盛大的国家授勋典礼在中南海举行。授勋结束后，在休息室里，老帅们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叶剑英含着笑问陈毅：“要是叶挺军长还在，贵军——新四军就会有两位元帅了，不是吗？”
“不！”陈毅爽朗的笑声中带着认真的口气回答道，“要是他还健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送给他。那时，在十大元帅中，有两个叶帅倒是真的。”’
陈毅头颅的价格
有一次，在着名的赣州谈判期间，国共两党谈判共同抗日的问题。陈毅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谈判。在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国民党代表请陈毅谈谈下山之后的感想。
陈毅扫了一眼，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出赏收买我的头，赏格是2000元；我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赏格涨价了，涨到5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赏格从5万元跌到3万元，后来竟跌到200元。你们出200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
国民党官员们面面相觑，狼狈不堪。
陈毅行“脱帽礼”
60年代在一次会议上，陈毅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十几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们鞠了一躬，然后又大声地说：“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幽默诙谐而寓义深刻的语言和动作，使全场每一位听众为之动容。
“民主”与“主民”
陈毅在上海任市长期间，曾对官僚主义恶习进行过狠狠痛斥：“哪有你们主民几十年，却不准许群众民主一分钟的道理？”他将“民主”换成“主民”，一针见血，击中了要害。
“同志们好！”
建国初期，罗荣桓参加了华东野战军的一个大会。大家纷纷要求他上台讲话。盛情难却，他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台，在台上他只讲了4个字：“同志们好！”语毕下台，全场掌声雷动。
感到失望
1985年6月，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当时的联邦德国。德国的根舍外长在与吴外长会谈后说：“我认为这次讨论是有成果的，我只对一点感到失望，”说到此，根舍故意停顿了一下，使当时在场的人都吃惊地望着他，根舍直爽地说：“我感到失望的是，根本没有一个问题是同我的中国同事可以为之争论的。”
“孙子兵”
冯玉祥将军当旅长时，曾驻防四川的顺庆，与一支“友邻部队”发生了一些口角。这支“友邻部队”将骄兵傲，长官上街都穿着黑花缎的马褂，蓝花缎的袍子，青缎的刺花云子靴，在街上摇摇摆摆，像当地的富家公子一样。这同当时治军甚严的冯玉祥部队自然格格不入了。有一天，冯听到这样的报告：“我们的士兵在街上买东西，第四混成旅的兵见到了，就说我们穿得不好，讥骂我们是孙子兵。”，冯玉祥听后看看官兵们，又看看自己，都是穿的灰布袄、黄布袄，便说；“由他们骂去，有什么可气的。这正是表示他们的堕落腐化，恬不知耻。我们只要刻苦努力争取上进，人家骂也好，不骂也好，都不必管！”冯玉祥见部属们听后虽不再说什么，但余怒未息。为了避免因这无聊的事引起乱子，他又立召全体官兵集合做了一次队前即兴演讲：
“刚才你们来报告，说第四混成旅的兵骂我们是孙子兵，听说大家都很生气，可是我倒觉得他们骂得对。按历史的关系说，他们的旅长曾做到20镇的协统，我是20镇里出来的，你们又是我的学生，算起来你们不正是矮两辈吗？他们说你们是孙子兵，不是说对了吗’？再拿衣服说，缎子的儿子是绸子，绸子的儿子就是布。现在他们穿缎子，我们穿布，因此他们说我们是孙子兵，不也是应当的吗？不过话虽这么说，若是有朝一日开上战场，那时也就能看出谁是爷爷，谁才是真正的孙子来了。”
一席话便敞开了“孙子兵”们郁闷的心扉，使他们一个个振作起来，再也不生气了。
海灯法师答记者问
1986年12月，成都军区武术总教练海灯法师偕高徒——成都军区武术教练范应莲一行访问美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美国记者对法师问道：“法师和你的高徒担任成都军区武术总教练和教练，而成都军区担负着打越南的任务，这岂不犯了你们佛教的杀戒，坏了佛门的规矩？”海灯法师莞尔笑道：“朋友之言须作些修正，勿能称打越南，而谓之自卫还击，此其一；其二，我佛慈悲，善恶须分，惩恶扬善，佛门之本。越南当局忘恩负义，与邻反目，骚扰边境，杀害无辜，吾为中国一佛徒，岂能坐视？”这一席话，赢得当场众人赞许：有理，有理。
海灯法师言犹未尽，继续陈词：“中国兵士乃再现之罗汉，深受黎民百姓之信赖，老衲愿效绵薄之力，聊表寸心。”话音刚落，又一名美国记者追问道：“法师说，中国军队值得信赖，有何根据？”
“敝人坐守佛门，天下之事了解很少，实属坎井之蛙。不过中国军人之德行，吾还有一点发言权。”法师环顾了一下全场的记者，谦虚地说道：“别的不说，仅就耳闻目睹之事作一简介。如上所述，惩治越寇，保卫山河，中国军人抛头洒血，在所不辞，吃尽苦头，也心甘情愿，此为一宗；1981年四川发大水，良田民房惨遭淹没，妇孺老幼，危在旦夕，正值存亡之秋，忽千军万马犹如天兵天将，迅即赶来救援，普度众生，此乃第二宗；为庶民生活更上一层楼，几千军人和民兵活跃在李白故乡四川江油青莲乡，修建水电站……”海灯法师如数家珍，一气列举了23宗中国军队的为国为民之义举，然后闭目合十，喃喃细语：“功德无量，善哉，善哉！”记者们对法师的谈辩之才无不钦佩。
勾结共严党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反动派费尽心机，抓住“七君子”和共产党、张学良有过公开电信来往的事实，大作文章，竭力想审出他们联合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罪名。“七君子”的代表邹韬奋在法庭上反问道：
“我们打电报请张学良抗日，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张杨兵变；我们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共产党给我们写公开信，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共产党；共产党也给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发过公开信，是不是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也勾结共产党？”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邹韬奋的几声反问，辞锋犀利，理直气壮，锐不可挡，直逼得对方支支吾吾，有口难言。
郭沫若智斗陈诚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实行改组后，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3厅为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立即编写了一本《抗战将军李宗仁》的小册子。
可是，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原因，陈诚竟然命令不准散发，并借题发挥，专门发了个训令称：“近查3厅所印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份’。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