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思考的独立性始终被皇权无情践踏着。而随着数百年来一轮又一轮的文化浩劫，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已经满目疮痍。人们在失去价值皈依及生命意义指向后，又缺乏凌驾于世俗社会的宗教信仰，因此，许多人在苦苦思索之后，仍然不知生命所向何方？
1.妨碍我们真正幸福快乐的原由究竟何在？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于官场权势和功利主义的长期熏陶，特别是明清以来文士们普遍倡导“明哲保身”的思想，很多人都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智慧”，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能够清算这种功利主义的余毒。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大学毕业后才留学海外的中国人，我知道批判中国式的冷漠，探讨中国人的生命价值问题很容易引出诸如“崇洋媚外”之类的讥讽。而我要说明，我是实事求是哲学的践行者。虽然身居海外十余年，但因着工作原因，我常年奔波于国内国外之间，国内所发生的一切，点点滴滴都在牵动着我的心。在无数次攸关生死的生命价值挣扎及考量后，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写下了这样一个主题。
当然，探讨中国式的冷漠，也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就没有类似的问题。凡是人，就会有共性。只是生命价值各有其体现的方式，我在此希望探讨的是生我养我的切肤之中国。
我们通常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于勤劳智慧，互助互爱的集体来讴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当然有足够的理由令人称傲。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自不讳言。在国外各大学里考前几名的，往往都是中国留学生，而时至今天，在我所居住国留学的中小学生中，留学三年左右就在全国统考当中拿到前三名的中国小留学生也屡见不鲜。华裔科学家往往拥有叫人羡慕的一流头脑，孙汉权、钱学森、杨振宁等名字如雷贯耳。中国人绝非素质不如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撼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人坚忍、善良、勤劳、俭朴、谦逊等等诸般优点，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提了很多，写了很多，我不拟赘述。今天我要探索的是妨碍国人真正幸福快乐的原由。
先哲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孔子的弟子曾参说：“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苏格拉底也说过：“一个没有检视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换句话说，内省是做人的责任，专门谈优点救不了自己，只有反省，直面缺点才可能自救。而在今天这种变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足与缺陷，对于仍在不懈探索中国人生命价值之体现方式的有识之士而言，相信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2.让人民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单从中国人的聪明及素质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很好的，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国家。而让人民能安居乐业，听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需要大智慧的。它不单纯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让GDP猛增，真正的治国是要用心的，而用心的最佳体现，应该是让国民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出路”。
在2010年6月新加坡《联合早报》上，黄浦新陈有一篇文章说：前天是中国学生升大学的高考第一天，上海市的作文考试题目大意是：丹麦人去钓鱼会随身带一把尺，钓到以后用尺量一下，太小不合尺寸的就放回去。他们认为让鱼长大会刚好。题目同时举了个中国的例子，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意思是细密的渔网不放入池塘，则鱼和鳖就会吃不完。题目是要考生从中写出“贯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这个题目显然是为了对应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即可持续发展，低碳生活，创造更美好和谐的城市生活……对关注时事的上海学生来说，应该都不难发挥。
报章媒体循例在隔天跟着做文章，访问的专家学者莫不以生态环保，城市和谐等角度评论一番。
环保、低碳既是上海世博会所要呈现的重点，也是当前世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更可能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作文选题的方式让莘莘学子对课题做一番思考，不能不说切合时宜。
但是如果能允许学生引而申之，从自然与环境更进一步朝当前中国社会与人文的失衡去想，可能更有助于建立学子对社会的关怀精神。
孟子此话是在与梁惠王对答的时候说的，好战的梁惠王认为自己治国很用心，但是人口没有增加，反观邻国君主治国没有那么用心，人口却没有减少，他问孟子为什么？孟子显然不认同梁惠王治国用心的说法，他认为真正的治国用心，应该体现在给老百姓安居乐业。农耕的季节到了，不会因为其他事务——主要是指战争和徭役——而耽搁；此外，教育，养老，温饱通通有着落，从生养到死葬都没有让百姓抱怨的地方，那么就是王道的开始，四邻的人民自然会想迁移而来，人口就会增加。而要做到这些，按照时节规律伐木和捕捞就很重要，植物能安然生长，百姓就有衣帛可穿，牲畜能安然繁殖，人民就有肉可吃。
按时节伐木和捕捞，是顺应大自然的生殖繁衍，给予休养生息的机会，反之用细密的渔网把大鱼小鱼都捕捞了，不问时令把大树小树都砍伐了，不但是危害生态，更会影响到人民未来的生计。
丹麦人钓鱼的时候可以不自欺地把小鱼放回大自然继续生长，是千锤百炼出来的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这在当前的中国显然还很难实现。而政府政策能不能在强大国家实力与富裕百姓民生之间取得真正的平衡，不为了经济收益而任由企业用绵密的网挤压民力，这都是丹麦人和孟子的智慧所要表达的。
2010年10月1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温家宝总理头像为封面，刊登了温总理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资深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的专访。在谈及政治理想时，温总理总结了他的四点政治愿望：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可见在总理看来：国家强大固然重要，但人民生活幸福，有生命尊严，有感受快乐的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话语背后依稀是孟子的智慧，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确，只有实现了人民的幸福，才有民族的凝聚力；也只有极具凝聚力的民族才能谈“富有”、谈“强大”。
先哲德拉戈内蒂在谈到政府的作用时曾说过这样的警世恒言：“政治家的成功秘诀在于为人民谋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那些探索出全新的政府模式，能做到既不劳民伤财，又最大限度地确保人人幸福的政治家们，理应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激。”
诚然幸福是一种很主观的个人化感受，不太可能用一个具体的标准去衡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没有尊严，便没有幸福可言。而所谓尊严，虽然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在渴望他人对自己的认同与尊重这点上，是人人一样的。不管一个人出身名门望族，或出生于三教九流的背景，不论他是穷困潦倒还是富贵光鲜，都希望能得到他人——包括家庭、朋友或社会的尊重及认同。梁启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人之为人，就在于有尊重和自尊的需求。所以，有尊严地活着，是人作为个体的基本价值。
而在现代，个体尊严的体现，底线的标准就是要享受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换言之，无论他出身如何，出生在哪，是否受过教育，信仰什么，有无才能和财富，国家给予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他都能均等的享受到，不会因为自身的各种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而成沦为二等公民，更不会让生命的基本权利因此受到错待及漠视。
社会的秩序与理性的建立，来自每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救济，尊严能够得到保障，不管这个人是平凡还是出众，也不管这个人是卑微还是权贵。
遗憾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被我们神话了。GDP真的能创造幸福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GDP衡量一切，但不包括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一部分。”
近几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之高有目共睹。但必须承认，我们大部分人幸福指数并不高。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正生活在重重危机感当中。
美国人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写过一本书《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他就是通过美国近30年的物化的对比，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现在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在逐渐降低。书里给出了答案：人类在追求幸福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物质，但是真正物质满足的时候，其实并不幸福。英国有一个调查，说衣食无忧解决的最方便和最快的那群人，幸福指数是成反比的。
无独有偶，不久前，中国发布的一份《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中产家庭的幸福指数最低，这些繁华而又喧闹的一线城市正在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而“伪幸福”也如一股隐疾正在中国中产人群中滋生蔓延。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近期出版了随笔新作《幸福了吗？》，他认为：
快乐跟幸福，不太好划界线。但用自己的感受去碰撞，发现它俩区别很大。快乐5秒钟就可以，口渴了，冰镇可乐的第一口下去，爽，就由衷地开心了。但它不能属于幸福，幸福一定是一个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来检验的东西。一系列的碎片是快乐，但相加起来不一定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得有几个标准，一是可持续的，二是平静，相对平静，三是有一个根本不用谈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很多层面的，职业的、生命的、包括社会的。
曾经，我们以为我们向往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幸福社会，我们相信有车有房就是幸福生活，让我们看看白岩松的反思：
以前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还不幸福死呀。可是现在发现即便你得到了这些物化的东西，并不直接跟原来以为的幸福画等号，这时候反差就出现了。这是个1 1的关系，这个1你已经奔向了，那个1却跟它没关系。——有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你堵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超市里可买的食品越来越多了，你敢吃的食品越来越少了；人的自由进一步增加了，但是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越来越少了。这里前半句都是物化的，后一句都是非物化的。关于幸福这种非物化的东西，没法用数字统计。我们国家的前半程漫长20多年改革开放，全部都是物化目标，也正好进入2000年以后，开始提所谓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也是人和人的问题，这两者就挂靠在一起了。
有一个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社会保障：中国改革，是在盖楼，但是盖到10层时才发现没弄安全网，一两层时没安全网，还好办，摔下来死不了，盖到10层了，还要越盖越高，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搭晚了。
白岩松则引用前文的比喻，认为：信仰、目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另一张安全网？你越建越高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安全网，会越高越危险。
有趣的是，在中国，只要一提到信仰，就会有很多人把它等同于宗教。诚如林语堂所讽，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拦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了，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
我们中国人更擅长把宗教行为当作人与神的交易，而非人对神的责任。所以他们习惯见庙烧香，哪个菩萨灵就拜哪个，这是功利的中国的信仰。
而在白岩松眼里，信仰是这样解读的：
中国人的信仰本来就是儒释道杂糅，它在唐诗宋词里，在爷爷奶奶讲的故事里，尤其在别人约束的眼光里……但是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在更大的层面，基本都已经毁掉了。巧的是，“文革”结束后，正好是改革，改革确定了一个绝对物化的目标过程，从国家到个体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的词，咱们都很清楚，信仰危机问题，那时候这些词提得很多，但这些年不提了，也就是一个全面摧毁信仰之后，反而开始了一个物化的时代。恰恰没有信仰，可是欲望又重新把所有人撩拨起来，然后大家都只信物化的一些东西。走了30多年，现在下来各找各的道。
环顾我身边的亲友，包括因为工作原因所接触的许多生活在中国内地，经济富裕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朋友，在外人眼里本该最幸福满足的他们，传递给我的信息却往往是“水深火热”“生不如死”。他们最大的问题自然并非生存或经济，而是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迷惑，对亲友爱人间疏远甚至破裂的关系、对亲子教育的困顿、对家庭婚姻生活的无力与迷茫比比皆是。
鲁迅先生曾控诉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如今，近百年过去了，先生渴望变革与推翻的腐朽政权经过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无畏牺牲，早已被人民政权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取代。一转眼间，新中国解放六十多年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也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中国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按说中华儿女应该过得有滋有味，套用2010年热播电视剧《老大的幸福》里的台词，“我生活的挺幸福的。”可让人费解的是，现实生活中，有这种幸福感受的人，实在凤毛麟角。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今的中国，每当那些带有特定色彩的大案要案发生时，总能第一时间在网上看到为数不少的网友感叹并且形容当代的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相信本人所体会到的五味杂陈并不是个人感观问题，也不是少数人群的问题，而是超出个人、超越政治层面的整体共性问题。
是的，每逢喜庆节日，我们中国人都集体庆祝，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心声：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我打心眼里愿意相信并也由衷热盼着。鲁迅先生曾希望他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但不得不承认，许多年许多代许多时间流逝过去了，到了今天，这个社会依然没能变得足够美好，美好到不需要批判。
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第34期刊登了文章《大国造形》，一名读者随后向杂志社发来感想：从积弱积贫的“东亚病夫”到GDP第二的世界强国，中国国家形象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过，一个国家的最佳形象最终还是她的普通国民发自内心的幸福微笑。遗憾的是，这样的幸福微笑在身边人的脸上似乎并不多见。现实是，在大部分中国人都已经告别温饱并正在迈向富有富足的今天，我们却并没有随着科技发达，经济发展而感觉美好和幸福，心灵的寂寞和空虚感反而远远超过了我们曾经贫穷的父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困惑，我曾苦苦探究过，挣扎过，又反复思索过。结合自身的生命经历，反思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差异与现状，个人以为：归根结底，这样的现状，不单单是体制原因，责任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甚至也在我们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上。
3.“官本位”践踏着生命思考的独立性
“官本位”是中国文化至今未愈的痼疾。只有惧怕权势，没有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这种盲从与盲目的价值观，使我们大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考究生命价值的能力。一切的行为价值都以现实、功利为准绳，以统治者的价值标准为标准，大部分人甚至因此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便有人不为功名利禄所困，面对强大的社会现实也只能选择沉默。就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诗人陶渊明，轰轰烈烈地辞官解甲后，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归隐山林，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对世俗的黑暗与丑恶“眼不见为净”。杰出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是别无选择，只有继续盲目与盲从。年代久远，耳濡目染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分辨是非和考究生命价值的能力。
曾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诅咒这千年的权力本位。但物质化的我又应邀加入这权利本位的盛宴，我手持华美的邀请函，还在人前炫耀呢？临睡之前，我却痛苦的诅咒这千年的权力本位和物化的自己”。而来到今天，这种文化缺陷并没有得到重视与弥补，反而愈演愈烈。其中最明显的是，现代教育中仍然严重忽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智慧创造能力。下面我们来看下香港大学面试题给中国教育的启示：
香港大学的面试题目“刁钻古怪”，让一些高分考生很不好回答。前几天见到了近年来港大在内地招生的一些面试题，果然名不虚传。细细琢磨之余，不由得就联想到了现在的中国教育，不禁生发了无穷的感慨。这些面试题考察的内容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有要求考生密切关注现实的。比如：“你如何评价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如何杜绝滥用急诊导致费用激增？”如果考生平时不关心民生疾苦，不知道普通百姓是如何生活的，不知道人们看病到底有多难，即便知道这些问题的表象，如果不去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两个问题也是很不好回答的；还有一些开放性很大的题目，如：“如果你跟胡锦涛总书记见面，你会跟他讲什么？”由于官本位在中国的长期盛行，人们见了官总有点诚惶诚恐，这就需要考生有说真话的勇气，在我们这个真话稀缺的环境中，平时缺乏训练的考生，会说真话敢说真话吗？
说实话，香港大学的这些面试题目确实不太好回答。不要说普通考生了，就是拿给一些文科老师，他们也不见得就能回答得多么有水平。据悉，去年，香港有些大学曾经拒绝了有些地方的“高考状元”，因为一面试才发现这些状元只是分数方面的成功者，而社会素质和道德素质方面却离优秀相去甚远。
不管这些面试题如何难回答，香港大学关注学生“社会情商”和“道德情商”的多元化、立体化教育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正如担当考官的香港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刘俏说：“我们从来不在乎答案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乎学生如何表达他的答案。”在表达中，学生个人的社会素质、精神责任感以及公民道德见解得到了自然体现，同时，一个创新型人才潜在的素质也得到了尽情展现。（王贵成：不默生主——腾讯博客）
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这一极不平衡的现象：教育的普及带来了知识的增加，现代的科学发达和经济繁荣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生活上的方便和享受，但在与个人生命同样息息相关的个人精神责任感及生命的价值、奋斗的目标等等课题，几乎无人提及以至完全不知所向。孩子们从小与这些生命课题隔离开来，不曾接触，当然就更不会明白与生命相关的社会素质课题。
4.从众心理影响对生命的探究
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文化熏陶当中，日子久了，中国人自然产生了一种苟且心理。常常听年轻人说“郁闷”，所谓郁闷的情绪往往掩盖着厌恶，恐惧和无奈种种潜台词。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中的某一部分人，他们的快乐指数往往也并没有与财富的增长成正比，反而一边追求物质上的自大炫耀，一边难抑精神上的自卑、自私及冷漠。因为常年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我时常听到家长抱怨：“社会是个大染缸，把我的孩子都带坏了。”我回答：“我们都是社会当中的一分子。让社会成为一个好的染缸或是坏的染缸，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现实是，大部分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潜意识里仍觉得社会的黑暗及冷漠现状与自己无关，匹夫仅仅是指他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些观念和教育在一部分上辈人“诲人不倦”的教导下，也早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了现代中国人，人际之间疏离冷漠的理论依据。
该改变了。让“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人善被人欺，马骟被人骑”“女人不狠位子不稳”。这些生存法则彻底从我们文化中消失吧。近读张鸣先生一篇博客，颇有深度，愿与读者“奇文共欣赏”。
5.当冷漠成为习惯（张鸣）
据新华社报道，7月30日傍晚，一场暴雨突袭京城，即将举行“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的某剧场外一片慌乱。剧场外的上百名小演员们纷纷跑向剧场内避雨，但却被入口处的工作人员拦住，不准入内。多名带队老师与之交涉，依然不能放行，其理由是“没到时间”，“里面的演员已经很多了”。在演出进行中，剧场方面再次给出了一个解释：“之所以没有让孩子们进来，是怕礼堂台阶上人多路滑容易摔倒。”
当然，这样的解释，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信。让几百个花季的孩子在瓢泼大雨中淋着，真正的原因，只是剧场工作人员的冷漠——一种跟公事公办、官僚主义习气相联系的习惯性冷漠。对他们来说，孩子们是不是淋雨，会不会因此而得病，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乎的，只是所谓的规矩，或者领导的指示。别说外面在下雨，就是下冰雹，也一样无动于衷。原本作为人的天性的对孩子的怜惜，早就在刻板的公事公办中丧失殆尽。无论场景如何，也无论孩子的境况有多糟，更无论带孩子的老师们如何说情，换来的，只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
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冷漠，我们似曾相识。在很多大衙门口，很多堂皇的场所，我们都能非常幸运地碰到这样的面孔，和这样的拒绝。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或者医院，都能发现类似的“工作人员”。但是，只要把孩子换成领导，那么，此前还冷若冰霜的工作人员，就会立马满脸堆笑，灿烂得跟桃花似的。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其实不仅活在当年的沙俄，而且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
是否爱孩子，是当今之世，衡量国家和社会是否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我们北京某剧场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发达国家，那么，这个剧场的老板，无论是否国家工作人员，百分之百是做不下去了。不仅做不下去，还极有可能被告上法庭，面临巨额的赔偿。尽管我们一直很努力争取让自己文明些，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行为，还有很多的欠缺。尤其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我们好像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自古以来，虽然我们也有爱孩子的天性，还有“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圣人之言。但社会的现实，却是唯上而且唯老，社会上最重视的人，不是官员就是长者。孩子，总是被忽视，其最大的价值，无非是作为继承长辈血脉的传承者，别让长者死后没了血食。
当然，我们当今的每个大人，都知道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是国家的未来。可是只要眼前的孩子里没有自己家的，未来也就微不足道了。大人们利害相关的东西，似乎只有管他们的上司。上司没有发话，即使像放孩子进来躲雨这样的小事，都不会被“通融”的。因为，在这些工作人员眼里，任何的通融，都是要有代价的，或者是熟人，或者是贿赂，哪怕一支好烟，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对不起，孩子只能在外面淋雨。最可恶的是，事后剧场方面，居然做出这样弱智的解释。只能说明，不只是挡驾的工作人员，就是剧场的负责人，也一样毫无心肝。
当冷漠成为习惯，我们走到那里，所见到的就只能是冷漠。今天剧场的工作人员把孩子挡在外面淋雨，明天，这些工作人员的家人，也许一样会碰到同样冷漠的对待。让世界充满爱，就只能留在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