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意味着“民主”吗？
秦的统治理论与诸子的思想存在怎样的关系？
独尊与兼容：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一种模式。
一、“百家争鸣”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各逞胸臆，或议论政治，或阐述哲理，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
“百家”，表示家数很多。西汉初期的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曾将“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法”、“名”、“道”6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家。但他们又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是将小说家排除在外。在余下的9家中，除了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讲“尚农”和农业技术的农家，重要的也确只有儒、墨、道、名、法、阴阳6家。
儒家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儒家继承了血缘宗法时代的原始民主和人道的遗风，重视血亲人伦、现世事功、实用理性和道德修养。司马谈以为，“其（指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墨家创始人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墨翟。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的“仁”；主张“非攻”，希望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尚贤”，反对旧的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同”，希望有一个贤德的国君；还主张“节葬”、“节用”，反对儒家的“厚葬”、“三年之丧”和权贵们的铺张浪费。墨子及其门徒还是个科学团体，他们在天文、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绩。
道家“道”的本义是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宇宙的本源等意思。先秦诸子中以“道”为思想核心的学派，被称为“道家”。老子、庄子以及杨朱、宋钘、尹文，均以此为自己学说的主旨。在道家看来，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仁义礼乐之羁。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道。所以他们讲求“无为”，主张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提出要弃仁背义，废礼毁智。
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宋国人惠施和战国后期赵国人公孙龙。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变动使旧有的名不能反映新的内容，新的名还需要社会的公认。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社会上很突出。不少思想家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企图解决“名”、“实”问题。这就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名辩思潮。名家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是专门研究“名”、“实”问题的一个学派。他们对逻辑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在自然科学上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他们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反对“法先王”，主张建立和巩固新的等级制度。他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独到的深刻理解，将蒙在社会秩序、人伦规范之上的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然撕去，揭示出在其掩盖下的赤裸裸的人际间的利害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起君主专制政治的基本原则。
阴阳家运用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的原理来论证社会人事，并把阴阳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两大创造。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为战国中期的邹衍。邹衍以为，阴阳消长的结果，体现为五行相胜，循环运转，并反映于朝代的盛衰更替。每一个朝代都有金、木、水、火、土5种德（神力）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这种德支配着这个朝代的命运。黄帝“以土德王”；木胜土，故代之而兴的是“以木德王”的夏；金胜木，故代之而兴的是“以金德王”的殷；火胜金，故代之而兴的是“以火德王”的周。接下去。周将为“以水德王”的朝代所取代，如此周而复始。邹衍的这种循环论的历史发展观点，被称之为“五德终始说”。
二、惟我独尊：争鸣者反对争鸣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蒙昧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外部环境而论，当时的中国弥漫着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比如，扶持稷下学宫的齐国统治者，对士人自由的议学议政给予相当的宽容，表露出较浓的民主气息——当然，在这“民主”之前，需冠以“原始的”3个字：它与我们今日所讲的民主，尚有很大的区别。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并非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地却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百家争鸣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强化和完善君主制。当时的思想家除极少数人，如农家，曾向君主制提出质疑外，大多数人几乎都视君主制度为一种当然的理论前提，都未从制度上对君权的存在表示否定性的意见。
争鸣者还往往都反对争鸣，以为争鸣现象的出现，不是好事。我们来看一下诸子有关的一些议论。
《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作：出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未仕或不仕的人）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吾为此惧，闲（意谓扦御）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以为，由于世道的衰落，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就起来了。自那以后。圣王也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就乱发议论，于是，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孟子将不同于己的诸子学说。视为“邪说”、“淫辞”，将士人自由、大胆地发表言论，看作世道衰微的结果。孟子表示要担当起放逐“淫辞”、“邪说”的重任，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
《孟子》的这段话，虽主要在于批评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的理论，但由此也表露出他对当时百家争鸣的状况十分憎恶。
庄子认为百家争鸣因“天下大乱”而引致。专讲先秦学说的《庄子·天下篇》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晋人郭象注：“裂，分离也。道术流弊，遂各奋其方……”唐人成玄英疏：“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所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遂使苍生措心无所，分离物性，实此之由也。”
荀子也著有专门评述先秦诸子学说的文章《非十二子》。“非”，乃批评之意。此文开篇就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蟊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列举了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12人，指斥他们是借乱世以惑众。
韩非更是反对人民都去从事智力活动，而不干耕战等体力劳动。他说：“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所以他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显然，韩非对百家争鸣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得益于百家争鸣自由空气的先秦诸子，却对百家争鸣现象本身颇多贬意，或者完全予以否定。他们以为真理只握在自己一人（或自己所属学派）之手，其余的都是“淫辞”、“邪说”，必须禁绝。
先秦诸子的这种惟我独尊意识，与他们所论证和鼓吹的君主制度正相契合。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独尊”局面的序幕。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可以在先秦诸子的独尊意识中找到某些“前因”。
三、法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
在战国七雄中，秦属于文化上的弱国。秦国本土从未产生过大的思想家，在秦活跃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来自异邦。不过，由于没有像东方国家那样比较深厚的传统宗法文化的积淀，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秦反而具有了“轻装上阵”的优势，秦国统治者坚决地选择了尚战功、讲实用的法家理论，以解富国强兵的燃眉之急。商鞅在向秦孝公游说时，曾先说以“帝道”和“王道”，但引起孝公的反感。后来改讲“霸道”，即法家的学说，才赢得孝公的重视。此后，法家思想就在秦国确立起“独尊”的地位，其他思想则被斥之为“治烦言生”的“六虱”。（《商君书·靳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