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的刀间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商业奇才，他专门从奴隶中挑选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主人视为桀骜不驯却精明强干的奴隶，都加以收买，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有的奴隶善于公关，用赚来的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就更能得到刀间的信用。刀间因而致富，拥有数千万资产。奴隶们在为刀间尽力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人，所以都说“宁爵毋刀”（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仅从敢于并且善于在奴隶中发掘商业人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刀间的见识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够通过扩大和延伸经营管理的方式，不是把奴隶当做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和能力，才能获得高额收益。尽管他没有改变奴隶们的身份，也剥削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但奴隶们得到了原来根本不敢企望的钱财和地位。
司马迁还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例子：
古代画扇农业并不是收益高的行业，但秦扬经营得当，富甲一州；盗墓是不光彩的勾当，曲叔却由此起家；赌博是恶业，桓发因而致富；行商不是大丈夫所为，但雍县人乐成却因此发了财；贩油脂的人地位低下，而雍伯赚了千金；卖浆是小生意，张氏却获利千万；郅氏靠磨刀这样的薄技而享受豪华的筵席，浊氏干制作胃脯这类小事而拥有高车驷马，张里凭医马的本领而过上王侯般的生活。
和卓氏等人一样，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诚壹”（信誉和敬业精神）获得成功。所以太史公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当然，这些“贤人”只是将本求利，充其量只是奉公守法或遵守商业道德，还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爱国事迹。而武帝时一位奇人卜式，以畜牧致富，却一次次作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贡献。
卜式是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人，主要经营畜牧。他本来有土地住宅，弟弟长大后就将田宅都留给弟弟，自己只分了百余头羊到山里放牧。十几年后，卜式的羊已增加到千余头，还买了田宅，而弟弟却破产了，卜式就不止一次将自己的田宅分给弟弟。
武帝用兵匈奴，卜式上书，愿意将一半家产献出资助军费，武帝派使者问他：“想当官吗？”卜式答：“从小放羊，不了解官场的事，不愿当官。”“家里是不是有冤要伸，或者想上书报告什么问题？”“我生来不与人争吵，乡里的穷人我借钱给他们。不会经营的我教他们，我住在哪里，哪里的人都听从我，我会受什么冤？”使者简直不能理解：“既然如此，那你要干吗呢？”卜式说：“皇上征匈奴，我以为有本领的人应该上前线不怕死，有钱的应该出钱，这样才能消灭匈奴。”听了使者的报告，武帝告诉了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认为卜式不符合人之常情，像这样不规矩的人不能树为典型，要不就乱了法制，请武帝不要理睬他。拖了几年，武帝也没有接受卜式的捐献，卜式也不在乎，还是回家放牧。
一年多后，匈奴昆邪王率众归降，关东移民迁往西北，都得靠朝廷供养，仓库里都空了，还是不够开支。卜式得知后又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要求用于资助移民。在河南郡上报的捐款富人名单中，武帝发现了卜式：“肯定就是上次那个要捐一半家产助边用的人。”武帝赏给他400个免除服役的指标，他又全部上缴。当时富豪们都争着隐匿自己的财产，只有卜式特别主动捐献，武帝断定他是忠厚长者，召他来封为中郎，授予左庶长的爵位，奖励田10顷，将他的事迹布告天下，作为百姓学习的榜样。
卜式还是不愿当官，武帝说：“我在上林苑中有一群羊，你就替我牧羊吧。”卜式就以郎官的身份，穿着布衣，脚蹬草鞋当了羊倌。一年多后，武帝经过牧地，见羊长得很肥，数量也增加了，十分赞赏。卜式说：“不但牧羊，治理百姓也应该如此，让他们起居适时，坏的及时除去，别让他们害了大家。”武帝觉得他的话不同一般，想试着让他治理百姓，就任为缑氏县（今河南巩义市西南）令，缑氏人反映他管理有方；调到成皋县（今河南荥阳市西北），该县的漕运完成得最好。武帝认为他朴实忠诚，任命为儿子齐王的太傅，又调任齐国的相。
南越吕嘉反叛的消息传来，卜式上书，请求与儿子一起，率领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的弓箭手和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东南）的船工上前线参战。武帝下诏表彰，赐他关内侯爵位，黄金40斤、田10顷，并布告天下。可是全国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响，上百名列侯没有一人要求从军。到了列侯们献金助祭宗庙时，武帝令少府检测他们上缴的“酎金”，发现不是分量不足，就是成色过低，气得他一下子免去了百余人的爵位。武帝更感到卜式的可贵，提升他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是文职官员中仅次于丞相的高官，牧羊出身的一介平民在和平时期能获得如此宠幸，实在是罕见的际遇，这是卜式人生的巅峰。到了这一地步，他不得不介入朝廷政务，与武帝的主张相左就在所难免了。卜式发现各地对实行盐铁专卖都不满意，官造的铁器质次价高，却硬性配给，强令百姓购买。对商船征税后，商人减少，商品涨价。完全不懂官场规矩的卜式，不像其他大臣那样总是为现行政策歌功颂德，向武帝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引起武帝不悦。加上武帝正忙于筹备封禅大典，应该负有重要责任的这位御史大夫却没有什么文化，更不懂礼仪，所以不到一年，卜式就被降职为太子太傅，理论上是太子的老师，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但卜式有机会还是要说话。自从桑弘羊主管财政和商业后，大力推行均输平准等政策，成绩显著，博得武帝的嘉奖。那年出现小旱，武帝命令百官求雨，卜式上书：“朝廷的开支应该依靠百姓的租税，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坐在市场上，贩卖货物求利，实在太不像话。将桑弘羊下油锅烹了，天就会下雨。”这当然动摇不了桑弘羊的地位，他最终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但武帝对卜式还是优容的，使他得以善终。
对卜式致富的原因，史书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不过可以肯定不是靠种田，而是靠牧羊。但一般的牧羊也不可能使他积累如此多的财产，看来他必定是一位养羊专家，或者是兼营商业，最大的可能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卜式的可贵之处，一是忠君爱国。他一次次捐献财物，甚至准备上前线作战，却毫无个人动机，即使一时不为朝廷所理解也一如既往。在担任高官后，他丝毫没有考虑到如何保住爵禄，也不管向武帝进逆耳的忠言会带来什么后果，直截了当地反映百姓的意见。要是当时的大臣都如此，武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或许不会持续那么多年。他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对国家机构职能的正确理解，不但通过牧羊悟到治民之道，而且反对官商合一。显然他主张朝廷只管征收赋税，让百姓合法地经商发财，但发了财的人也应该像他一样，主动为国家着想。
如果商人或发了财的人都像卜式那样，或许根本不需要武帝时出笼的一系列对付商人的政策，可惜卜式是绝无仅有的典型。而汉朝的商人中，像司马迁所称道的那些富有“诚壹”精神和开拓意识的商人只是极少数。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制定政策的基础是为了大多数普通商人，其中自然不乏大大小小的奸商、官商和半官商。
司马迁对货殖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就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所谓“算缗”，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凡是商人和从事物品制造、借贷、买卖、出租房屋供商业活动、储存货物以及其他商业行为的人，无论是否有市籍，先自己估计营业收入，按2000钱一算（120钱，税率为3％）的比例纳税；从事金属冶炼等手工业、囤积和贩卖有关货物的人，其营业额按每4000钱一算的比例征收。除了官吏、三老、北方边疆地区的甲士以外，其他人所有的自用轺车（小车），每辆征收一算；商人的轺车每辆征收二算；船身长五丈以上的每条征收一算。不主动申报的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又重申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为了鼓励检举揭发，规定将被检举者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对检举者的奖励，这就是“告缗”。六年，武帝任命杨可主管全国的“告缗”，并将反对此举的右内史（首都特区长官）义纵以“废格沮事”（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公开处死。从此，“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到元鼎二年（前115年）就取得辉煌战果：由于发动充分，检举揭发者积极性高，使朝廷没收了成亿财物、上万的奴婢；各县没收的田地多者数百顷，少者百余顷，住宅也数以百计；中产以上大多破产，而国库却一下子充实了。
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即将各地的煮盐、冶铁均收归政府管理，全部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官府招募盐户，提供一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费用，其他费用自理，产品由政府包销。私自铸铁、煮盐者处以斩左脚趾的刑罚，并没收产品。不出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管理铁器的专卖。
这一建议是由大司农颜异提出的，而具体操作的是他的下属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侍中桑弘羊。东郭和孔都是大盐铁商出身，而桑则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心算能力极强，不用算筹就能算出结果。让他们来对付商人，可谓“以毒攻毒”，商人们只能乖乖服从。不过那位东郭先生和孔先生大概不会有如此高的觉悟，想来也是迫于形势的选择。
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落实措施，设置了数十个专卖机构——盐官和铁官，选用饶有资产又内行的人为主管官员。国家垄断盐铁的结果，是夺取了商人的丰厚利润。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进一步控制流通领域，即在各地设置专职官员，负责收购物资，根据路途远近和运输状况进行调剂，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以各地输入的物品及官方制造的产品为本钱，进行交换和买卖，以平抑物价。由于官方行政机构拥有的渠道远比民间商人畅通，资产远比一般商人丰厚，商人自然无法与之竞争，朝廷大获其利，据说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不过朝廷的主要财源，显然还是直接从商人和手工业主那里没收来的。
古代文人各地的盐铁、均输、平准官十之八九是原来的商人，按理说是驾轻就熟，但一旦成了官员或官商，就出现了新弊病。例如，铁官们为了完成生产指标，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偷工减料使产品质量低劣，以致农具“割草不痛”，连草也割不断。本来应该在物价低时收购，贵时抛出，可是官商们常常反其道而行之。目的何在？因史料中未见记载，只能靠猜测了。至于这样的统购统销，官商垄断，私商普遍破产会造成什么社会效果，我们倒是不难想象的。
有的史学家赞扬汉武帝的政策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不法商人，抑制了土地兼并。实际上，真正能“专山泽之饶”的不是商人，而是像宠臣邓通（汉文帝赐以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占有封国中的铜铁矿、盐场）这样的贵族官僚。商人占有的矿山、盐场不是出钱购买的，就是完全靠自己开发的，从来不可能无偿使用。从西汉初就存在的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从来就不是来自商人或手工业者，因为即使只考虑自己的产业，商人们也不会赞成分裂割据。商人中当然会有不法之徒，但全国中等以上的商人个个“不法”，这“不法”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土地兼并也不是商人的专利，贵族、官僚、宦官、豪强地主无不兼并，并且多数是依仗权势掠夺，不像商人那样出钱购买。再说，商人购买了土地后不会自己耕种，而他们对雇工收的租税也不可能比官僚、豪强和其他地主更高。
使商人热衷于购买土地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的法律和社会习俗对商人的歧视、限制。商人要改变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土地的拥有者，由“末业”转入“本业”，如司马迁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其实，商人以资本购买土地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加剧土地兼并，而是减少了商业资本，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直到明清时代，成功的商人也还要把大量资产用于捐官、买地、建住宅、造花园、为子弟求学、养清客、藏书画，或者挥霍浪费，却很少用于扩大投资。
总之，依靠压制商业、打击商人搜括财富，实际上破坏了国家正常的商业流通，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并不比农业歉收或自然灾害的影响小。可是在传统的本末观看来，只要商人和商业活动减少了，种田的人肯定就会多，粮食就能增产。但经济规律并不以汉武帝或其他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武帝死后，抑商政策就开始松动，原来的规定大多已成具文。西汉后期，外戚、官僚纷纷涉足商业，官商越来越多，越来越富。初元五年（前44年），元帝取消了盐铁专卖，以后虽一度恢复，但最终完全取消，东汉时再未恢复。平准、均输法也逐渐废弛。东汉期间，由于地主、官僚、豪强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他们与商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至此，商人的卑贱地位已成过去，但商业作为“末业”的帽子却一直没有摘掉。以至当代，这还是一个在史学界有争议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