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解语”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译文”
全军退却，避开敌人的锋锐而等待时机。这种以退为进的指挥方式，是符合正常的用兵法则的。
“古人理解与战例”
古人注释：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未败者，胜之转机也。如宋毕再遇与金人对垒，度金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豫缚生羊悬之，置其前二足于鼓上，羊不堪悬，则足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相持数日，乃觉，欲追之，则已远矣。可谓善走者矣（《战略考·南宋》）！
走为上，指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寻找战机，以退为进。这在谋略中也应是上策。
这一计最早出自《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其实，我国战争史上，早就有“走为上”计运用得十分精彩的例子。
敌方已占优势，我方不能战胜它，为了避免与敌人决战，只有三条出路：投降，讲和，撤退。三者相比，投降是彻底失败，讲和也是一半失败，而撤退不能算失败。撤退，可以转败为胜。当然，撤退决不是消极逃跑，撤退的目的是避免与敌主力决战。主动撤退还可以诱敌，调动敌人，制造有利的战机。
何时走？怎样走？这里要随机应变，学问大得很。按语中讲的毕再遇用缚羊击鼓蒙蔽金人，从容撤走的故事，就显出毕再遇运用“走为上计”的高超本领。
春秋初期，楚国日益强盛，楚将子玉率师攻晋。楚国还胁迫陈、蔡、郑、许等四个小国出兵，配合楚军作战。此时晋文公刚攻下依附楚国的曹国，明知晋楚之战迟早不可避免。
子玉率部浩浩荡荡向曹国进发，晋文公闻讯，分析了形势。他对这次战争的胜败没有把握，楚强晋弱，其势汹汹，他决定暂时后退，避其锋芒。对外假意说道：“当年我被迫逃亡，楚国先君对我以礼相待。我曾与他有约定，将来如我返回晋国，愿意两国修好。如果迫不得已，两国交兵，我定先退避三舍。现在，子玉伐我，我当实行诺言，先退三舍（古时一舍为三十里）。”
他撤退九十里，已到晋国边界城濮，仗着临黄河，靠太行山，足以御敌。他已事先派人往秦国和齐国求助。
于玉率部追到城濮，晋文公早已严阵以待。晋文公已探知楚国左、中、右三军，以右军最薄弱，右军前头为陈、蔡士兵，他们本是被胁迫而来，并无斗志。子玉命令左右军先进，中军继之。楚右军直扑晋军，晋军忽然又撤退，陈、蔡军的将官以为晋军惧怕，又要逃跑，就紧追不舍。忽然晋军中杀出一支军队，驾车的马都蒙上老虎皮。陈、蔡军的战马以为是真虎，吓得乱蹦乱跳，转头就跑，骑兵哪里控制得住。楚右军大败。晋文公派士兵假扮陈、蔡军士，向子玉报捷：“右师已胜，元帅赶快进兵。”子玉登车一望，晋军后方烟尘蔽天，他大笑道：“晋军不堪一击。”其实，这是晋军诱敌之计，他们在马后绑上树枝，来往奔跑，故意弄得烟尘蔽日，制造假象。子玉急命左军并力前进。晋军上军故意打着帅旗，往后撤退。楚左军又陷于晋国伏击圈，又遭歼灭。等子玉率中军赶到，晋军三军合力，已把子玉团团围住。子玉这才发现，右军、左军都已被歼，自己已陷重围，急令突围。虽然他在猛将成大心的护卫下，逃得性命，但部队伤亡惨重，只得悻悻回国。
这个故事中晋文公的几次撤退，都不是消极逃跑，而是主动退却，寻找或制造战机。所以，“走”，不失为一种上策。
再说一个城濮大战之前，楚国吞并周围小国日益强盛的故事。
楚庄王为了扩张势力，发兵攻打庸国。由于庸国奋力抵抗，楚军一时难以推进。庸国在一次战斗中还俘虏了楚将杨窗。但由于庸国疏忽，三天后，杨窗竟从庸国逃了回来。杨窗报告了庸国的情况，说道：“庸国人人奋战，如果我们不调集主力大军，恐怕难以取胜。”
楚将师叔建议用佯装败退之计，以骄庸军。于是师叔带兵进攻，开战不久，楚军佯装难以招架，败下阵来，向后撤退。像这样一连几次，楚军节节败退。庸军七战七捷，不由得骄傲起来，不把楚军放在眼里。军心麻痹，斗志渐渐松懈，戒备渐渐失去了。
这时，楚应王率领增援部队赶来，师叔说，“我军已七次佯装败退，庸人已十分骄傲，现在正是发动总攻的大好时机。”楚庄王下令兵分两路进攻庸国。庸国将士正陶醉在胜利之中，怎么也不会想到楚军突然杀回，仓促应战，抵挡不住。楚军一举消灭了庸国。
师叔七次佯装败退，是为了制造战机，一举歼敌。
红军长征，以“走为上”实现战略转机
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了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拮据、抗日反蒋运动日益兴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多次反“围剿”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经济迅速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不过，“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这样的有利局面。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黎川战斗中，红军防守兵力薄弱，毛泽东认为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第二，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毛泽东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他们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使红军再次陷于困境。
第三，反对运动战，主张实行阵地战。运动战是红军的特长，但博古、李德等人主张打阵地战，在战斗连连失利时，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陷入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敌人出碉堡而实行“短促突击”。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彭德怀曾批评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第四，没有适时实行战略转移，而是继续主张同强敌拼消耗。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致使军委未能果断做出决策，而是继续坚持在内线寻求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抵御，结果为敌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
第五，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尔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然而，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也没有采纳毛泽东让红军主力牵制敌军至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两个军委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之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商用新解”
“走为上”带来商业转机
A公司是一家国际知名的IT厂商，其产品线之长几乎涵盖了IT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且在每个产品线上，A公司的产品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A公司的强大，业内人士给A公司起了一个绰号叫“巨无霸”。
不过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巨无霸”逐渐的感受到了来自公司内部与外部竞争对手的两方面压力。内部由于人员的众多、部门的繁杂，使得A公司在企业运营方面的成本达到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在外部，A公司则在每条产品线上都遇到了竞争对手的强大阻力，尤其是在其赖以起家的主机及硬盘业务上，更是连续几年亏损。面对着内忧外困，即便是素有“巨无霸”之称的A公司也感到了难以支撑。业内舆论甚至认为A公司有可能在5年之内破产倒闭。而与之对应的是A公司的股票也跌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每股仅3美元。而在A公司的鼎盛时期，每股100美元是家常便饭。
A公司的高层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召开了一次董事高层会议，研究公司的未来发展。在这次董事会上，A公司新任CEO做出了两项重要的财务决策：第一，把分给股东的年底分红减半；第二，削减开支8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A公司将不得不裁员3万人。虽然很多人对此表示了异议，认为这样将有损于A公司在业内的地位和名誉。但A公司新任CEO坚定的表示，为了A公司的生存，这是必须的选择。
在财务上通过裁员及控制成本节约了开支后，A公司又开始对其臃肿的业务流程及产品线进行了削减。首先，A公司将公司的一些非生产性的资产出售，其中包括一些不动产以及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子公司。
然后，A公司确立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即以IT服务为发展目标。而在这之前，服务业务一直被A公司的人当作是次于硬件和软件的三等公民。在确立了发展目标之后，A公司开始对其臃肿的产品线及业务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削减和出售。首先A公司将其硬盘业务出售，虽然A公司在业内素有“硬盘之父”之称，并且其硬盘业务也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但最近几年硬盘业务却连续亏损，因此A公司认为将其出售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出售硬盘业务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与A公司未来将向服务导向型企业发展的目标不符，因此最终A公司经过多次会议研究后毅然决定将硬盘业务出售。
其后，A公司又做出了一件令业内震惊的举动：将其一直在业内领先的PC部门出售。面对业内的一片质疑和惋惜之声，A公司表示，出售PC业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A公司的市场战略已经与PC业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A公司今后将会将资金集中在技术研发及科技服务方面的竞争能力，而PC业务必须考虑到制造本身，因此它会对IBM的研发效率形成拖累。所以A公司认为出售PC业务将会有助于公司在IT服务方面的发展。
在经历过一系列的重大的取舍之后，A公司很快的又再次焕发了活力，并且在IT服务方面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一个以IT服务为主的“巨无霸”又重新站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强大。
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无论在哪个领域，多种势力在接触与较量的时候，进固然重要，但在很多情况下，退更为必要，也就是说，走为上，走得巧走得妙，就能保全自己，甚至保全与自己相关的许多人与物。有一句广告词说得好：进固然需要勇气，但退却更需要智慧。确实，进退之间并不是那么容易取舍。尤其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撤退，往往更需要有大智慧才可以做到。在现在商业经营中，很多人经常由于贪图眼前的一时之利，结果往往在混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等到明白局势不妙，再想抽身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在实际的销售中，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为了拿下一个单子，明知道按客户要求的价格不可能完成，但为了充量往往是先答应客户所有的要求，先签单子再说。结果到最后常常是因为承诺不能兑现，和客户之间出现分歧争吵甚至是诉诸法律。不仅没有做成单子，而且还损失了公司的声誉和客户，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走为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好不要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
附录：
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
——“术”与“道”
在古人编纂的《三十六计》的开头，本来还包括一个“总说”，原文为：“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由于这句话生涩难懂，在民间流传不广，所以并没有被编入本书正文中。其含义用现代白话翻译，大略为：太阴六六之数的乘积是三十六，在客观实际中其实蕴含着谋略之道，谋略的运用又要依据变化发展中的客观实际。认识了客观事物所包含的矛盾性，就可以掌握和运用谋略。谋略不能违背客观实际。如果单凭主观想象去生搬硬套，就可能会招来失败。
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三十六计”，最熟悉的莫过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是“三十六计”到底包括哪三十六计，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实际上，在古代，所谓“三十六策”，本来是形容计策很多的意思，并不是整整三十六条计策。比如南北朝时期宋朝的武将檀道济能征善战，南齐的王敬则说“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就是一例（《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后来，有些好事者收集罗列了一些民间流传的各种计策，凑成三十六条，并分为六大类，大约在明清之际积累成册。这种计策的收集和分类并不严谨，不但不能涵盖战争艺术的各个层面，而且有些是明显重叠的，有些从本质上看，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由于好事者不止一个，《三十六计》有各种版本，计策也不尽一致。更有一些计谋，其内容和计名典故明显不符合。这些都是《三十六计》的不足之处。那么，为什么明知所谓“三十六计”本来是好事者穿凿附会的产物，却还要费心费力，借“三十六计”之壳推出“商用计策”呢？这是因为“三十六计”这个概念在中国民间长期流传，其中的各种计谋如“围魏救赵”、“釜底抽薪”、“欲擒故纵”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刻，均远非一般成语所能比拟。借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载体，较容易让人们理解现代经营原则和技巧。此外，“计”的形象比“技巧”和“话术”高一些，也是一个原因。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如今，当国外对“三十六计”津津乐道的时候，我们国内一些人却对它不屑一顾。有些人甚至连《三十六计》读都没有读过，就对其妄加评论，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把国外的《战争论》、《海权论》、《君主论》等都捧到了天上。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三十六计”连起码的地位都没有，如何谈得上应用。
不可否认，“三十六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一些论述并不完全适用于现代，我们也不否认国外一些名家名著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它的现实价值，不能忽略“三十六计”基本原理的普遍指导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古代知识和战略知识的浅薄而导致出对“三十六计”的“浅薄”的错误结论。
我们运用“三十六计”，最重要的是其战略思想。有些外国人甚至也包括一些中国人，认为战略产生于外国而不是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从外国引进“战略”一词。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形成了较系统完整的战略思想。中国战略思想已经对力量的对抗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达到哲学的层次，具有十分明显的辩证和宏观思维特征。《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成熟之作。《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等都已远远超出军事范畴，揭示了战略最深层的一些原理。
《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这些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智慧正在被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们研究着，并奉为管理圭臬；当国内的企业家们将“洋管理”神化而趋之若鹜的时候，“洋人”们却在挖掘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藏，他们一个个捧起了《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研究起了中国的诸子百家，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今，当国内企业家们正在津津乐道于西方MBA管理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时，他们的国外同行正在潜心研究如何将东方古老的哲学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和战略决策中。据《环球时报》近日报道：英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通过研究《道德经》焕发出新的活力，创出赢利激增200%的不俗业绩，引起了英国多家主要媒体的关注。
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三十六计”是源于古代战争，应用于杀戮的，而我们身处和平社会，因此“三十六计”的杀敌制胜方式决不能用在竞争对手身上。恰恰相反，有时候，你要对付的头号对手就是你自己。比如，“关门捉贼”中的“贼”首先是你自己的“心贼”。
如前所述，“三十六计”不能涵盖战争艺术的各个层面。可是现在，许多人把“三十六计”降到很低的层次上，将其与一些生活上、官场上的琐碎之事联系起来，甚至将其与夫妻关系联系在一起，把这部兵学圣典搞得庸俗不堪。有人认为，这是对“三十六计”最好的应用，这是它具有现代应用价值的最好体现，实际上，这是把“三十六计”用歪了，完全扭曲了古人编辑此书的本意，是对兵学哲理的玷污。
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人根本不懂“战略”与“谋略”的区别。战略，是一种着眼全局和长远的筹划，是一种在高层理性指导下的运用力量的科学和艺术，是大智慧；而谋略，是一种缺乏理性支撑和道德要求的用诈之术，是小计谋。战略着眼于“大”，谋划大事，而谋略无所谓大小，什么人或什么层次都可以用；战略强调“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统一，而谋略无所谓奇正，只要达成目的，什么手段或什么诡计都可以用。由于没有把“战略”与“谋略”区分清楚，一些人则用一种微观实用的“小计谋”的理念去诠释“三十六计”，用一些老百姓民间的经验之谈去解读它。从文字表面去理解“借刀杀人”、“笑里藏刀”、“美人计”、“苦肉计”等一些平常手段，甚至套用古代战例。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三十六计”是“统帅之道”，是有着深层哲学底蕴的揭示竞争规律的科学，是一种在战略层面上理解和使用的学问，与人们常说的所谓“谋略”完全不是一回事，绝对不能够相提并论。
不能片面理解“兵以诈立”的思想。在不了解战略的情况下运用战略，有很大的危害性。有专家对中国企业存在的类似问题做了描述，他们说，当今中国企业界在制订企业发展战略时表现出过多的刚性追求，盲目贪大成了时尚，大量的文献书籍在论述管理战略思想时都只是停留在“术”的层次上，缺乏“道”的统一，热衷于从古代文化中发掘各种克敌制胜之术，走极端连厚黑学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坏招也使上了，企业战略表现出严重的谋略不足、取巧有余。在过度的刚性战略指导下战术表现为以拼企业实力为特征的各种运作，如：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不加分析地兼并收购，不理智地与竞争对手打价格战及广告战等。
因此，要想很好地理解和应用“三十六计”，必须超越过去文献考证式的研究，而与重大的现实问题相结合；超越军事领域的研究，而与经济、外交、文化等更多的非军事领域的实践相结合。作为与《孙子兵法》互相辉映的一部兵书，这里，先要分析一下“三十六计”与经典《孙子兵法》的关系。
《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普遍认为是春秋晚期的军事家孙武所作。在其产生后，影响极为重大。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见其盛况。三国时曹操开注《孙子》之先河，以后注家蜂起。流传最久的为宋十家注。
《孙子兵法》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兵书。虽然不能肯定《孙子兵法》是第一部兵书，单它是现存的第一部兵书。全书文字很短，只有5900多个字，总共是13篇，可是包含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军事学领域、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全部都有涉及。历史上儒家经典是“十三经”，兵家经典是七本书，统称《武经七书》，是宋朝定下来的，而《武经七书》的第一本，就是《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在国外也流传甚广。753年唐玄宗时，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带到日本。有关著作自此在日本相继问世。1772年，《孙子兵法》西传，法、英、德等皆有译本。在这些众多的译本中，又以英国汉学家兼军事理论家格里菲思将军的译本最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代表丛书”，美英等国军事院校多以此书作教材。拿破仑被流放时看到《孙子兵法》，悔恨地说：“如果我早日看到这本书，就不会遭到如此的失败。”
《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享誉甚高。美国约翰·柯斯林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中称：“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其著作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海湾战争结束后，有西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胜利是中国《孙子兵法》的胜利。
《孙子兵法》的思想不仅运用于军事上，它还在企业管理、商品流通、内政外交、体育竞技、人际关系等社会生活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美国管理学家C·S·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一书中指出：“你若想成为管理人才，就必须读《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的核心来源于两个字：一个是“算”，也就是“算计”，即是说打仗之前要“算”，怎么算让自己有利，怎么算让人家上当受骗，算来算去好处让自己拿，坏处让人家得；其二是“骗”，打仗之前是算，打仗的过程中就是骗。所谓奇阵并用，避实就虚，兵以诈立，兵之诡道等，都是骗术。现代军事学上讲的战略欺骗，这在美国军事学术体系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按现代军事学，《孙子兵法》的实际内容是三大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战争观和战略思想。战争观是任何军事理论和哲学理论中都必须包含的基本的东西。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是对还是错？战争与人民的关系怎么样？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怎么样？战争是由哪些综合条件决定的？这就是战争观。
战争要进行最高层次上的运作，即战略思想，军事战略是指导具体战术的灵魂，也是最高的原则。《孙子兵法》第一部分讲的是这方面的内容，它的战争观说起来很简单，它对战争采取了一种既承认又保留的态度。战争的核心宗旨，也就是《孙子兵法》讲到的“安国全军”，即安定国家使军队生存发展。要使国家在安定的形势中生存，战争不可能避免，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战争又不能穷兵黩武，像电影《英雄》里面，秦始皇统一天下，杀人无数，这种做法，孙子是反对的。孙子的战略核心是两个字，就是“慎战”，要谨慎地对待战争。《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把战争提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但是如果慎战的话，就要谨慎地对待战争，就没有了利益冲突，没有把握战争也就不能打了。所以孙子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战争观原则。
为了补充“慎战”原则，孙子又补充了两个字“备战”。在孙子看来，战争不是以主观意志而转移，打赢战争要建立在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上，也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孙子把战争放在比儒家和法家都要高明的地方，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则天下归之，失道则亲戚叛之，所以他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要老百姓拥护，只要有道德仁义，就可以抵抗战争，抵抗侵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空想的，战场上是以实力来定胜负的，谁的拳头硬谁就说了算。法家也有个问题，他们把战争看作万能的，所以法家的学说里充满血腥和暴力，在当时情况下只有杀人杀得多，只有让人家怕你，让人家畏敌如虎，才能统一天下。应该说法家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假如没有仁义作底线，道德失去了底线，游戏失去了规则，那么战争也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是穷兵黩武。历史上有此下场的君主也是很多的。汉武帝晚年就是因为战争打得太多，把国家搞得很穷，不得不发布了《罪己诏》。这些也是造成国家危机、军队覆灭的一个原因。
所以孙子的战争观在当时情况下是最全面最辩证对待战争问题的。战争观在《孙子兵法》里并不占主要内容，可孙子的战略思想却非常高明。我们非常熟悉一些话，“上兵伐谋”。打仗不是战场上你一刀我一枪的拼杀，而是用谋略来取得战争的胜利；又比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正高明的将领不用经过无数次血战就能取得战争上的胜利，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孙子兵法》上还有一句话，英语翻译非常有意思：“真正有谋略的将领，是胸前没有勋章的将领。”勋章越多，就越说明是靠打仗打得多、靠杀人杀得多成就大事的。真正高明的战争不是靠杀人来取得胜利的。优秀的将领第一个战略思想是追求“全胜”，强调的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第一层次要追求全胜，并且要以尽量少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胜利和利益，这是他的战略思想。
孙子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进攻速胜。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很多，就是说你在打人家的同时，第三者就要插足了，诸侯打仗时最怕别的诸侯背后捅一刀，叫做两线作战，三面受敌，这是最尴尬的局面。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基本上要五个人去养活一个战士。按《孙子兵法》里面的出动十万军队的话，七十万户人家就要来为军队服务了，所以如果一打仗，一出动军队，那么农民田也不用种了，工人手工业也停掉，孩子也不用读书了，如此等等。经济损耗非常大，旷时持久是受不了的。所以孙子说，“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也。”这是当时多极的战略格局情况下普遍的要求。
进攻速胜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主要的军事传统，就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跟老子的军事思想正好是一种补充，我们知道老子虽然是一本哲学书，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军事思想，老子讲的是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后发致人，更多的是讲防御；而《孙子兵法》讲的是先发致人。用皇帝做比喻，孙子是汉武帝的那种做法，老子的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做法。
孙子战略思想里面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注重实力建设。他认为打仗要石头砸鸡蛋，而不是鸡蛋碰石头，强大的军队总是用绝对的优势战胜敌人；失败的敌人总是用鸡蛋去碰石头，不自量力，不但没有打赢反而给人吃了。这就是孙子强调的：实力决定一切，实力是所有军事行动最根本的基础。这是孙子战略思想的三个方面。
至于孙子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战术原则，孙子尽管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讲“上兵伐谋”，但是孙子知道一点，在战场上这是个良好的愿望，要真正打赢还是要靠战术的高明，这才是他更关注的问题。孙子的真正含义是要把仗打漂亮，要“骗”，要做一个高明的“骗子”，这是他追求的目标。
首先，孙子的作战指导思想里最核心的是一句话：“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说调动敌人而不要被敌人调动，这是《孙子兵法》里面所有作战思想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致人而不致于人”，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要被人牵。
古代一些帝王对《孙子兵法》有非常高的评价，也有对这句话的一些看法。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虚实篇”是《孙子兵法》第六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孙子所有作战原则中的一个核心。
其次，《孙子兵法》里强调的一个战略思想是示形动敌。就是制造假象隐瞒真相，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这需要好多陷阱的，所以兵法续篇里讲“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总而言之是要制造各种假象来让敌人上当。
再次，强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孙子特别强调要掌握多种情况，他在续篇里面强调“道天地将法”。“道”，对双方的政治要了解；“天”，天气影响对古代战争太大了，今天也还是这样；“地”，包括战场的高低，范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将”，将帅很重要，路线确定以后将领就是决定因素，将是军队的灵魂，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对自己的将领不了解，长处短处不明白，是要打败仗的；“法”，法包括多个方面，包括一些保障体制，法律法令等，也要很了解，如果说军队像一盘散沙，而对方的军队却很守纪律，也难打胜。
又次，《孙子兵法》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避实就虚，出奇制胜。打仗关键在于避开人家的强点，打击别人重要的又比较虚弱的地方。打虚的地方还不够，还要打击其重要的地方，打蛇打七寸，那里对它最虚最重要。官渡之战中，曹操能够打败袁绍，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乌巢烧粮。粮食对于一个军队而言太重要了，要是士兵饿上三天的话，就算是金刚也要饿垮了；可是守卫粮食的部队又是后勤部队，相对于前锋部队，兵力相对弱一点。兵马未到粮食先行，曹操一把火把粮食烧了，袁绍基本上就完，十万军队被曹操打败了，曹操统一了北方。这些讲的是避实就虚进攻方向的选择。
避实就虚还有一层意思是进攻时机的选择。《左传》中记载的长勺之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支军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昂的士气，要吃饭要睡觉，累的时候战斗力肯定要差一点，你要把握住这种时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强调的避实就虚并不是一句空话，有关于攻击地点和攻击时机的选择的说法。还有奇阵并用，出奇制胜，军队打仗会分成好几个部分，主要的是正面与敌对峙。把奇兵用得好，就像水烧到九十九度一样是个关键的因素。
最后，兵者诡道，因敌变化。这里讲的是战术运用和指挥方法一定要越诡诈越好。《孙子兵法》讲“兵以诈立”，军队打仗要靠骗术来取得成功。他还强调千万不要重复使用同种战术，用水做比喻，水因敌而支流，并因敌制胜。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强调的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水流到哪里是哪里，兵呢？就靠天才大脑的发挥，强调根据指挥员的经历阅历气质悟性来指挥战争。岳飞讲过“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这是兵法的一般运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于突然的一种感应顿悟。
还有一个重要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孙子特别重视以多打少，以强打弱。一定要以十攻一才有把握夺取胜利，而不要平均使用力量，到处防备就到处兵力不够。《孙子兵法》里面讲“十则围之”，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敌人；“五则攻之”，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可以攻击敌人；“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有一倍于敌人的兵力，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与人交锋；“少则能逃之”，军队不如人家就逃吧；“不若则能避之”，军队不如人家千万要避免与人正面交锋。孙子的这些战术原则，都是军事斗争取胜的重要因素。
还有就是孙子的建军思想和治军理论。建军思想就是军队怎么建设，治军就是军队怎么管理。孙子的治军思想就是八个字，“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就是对待军队一定要遵循胡萝卜和大棒的原则，用物质奖励、思想教育来统一大家的意志，调动积极性；同时用严厉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大家，管理部队。古代军队管理很严，有部兵书上说，戚继光去检查部队的时候要摸士兵的长矛，看上面有没有灰尘，查出来谁的兵器有灰尘，谁就要被砍脑袋，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是《孙子兵法》的三大主要内容，另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四个原则。
其一，料事要准。就是对战略形势的预测要有前瞻性，要有多种方案的选择。战场总是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的，这时战略家的高明在于比人家看得清楚，能提前对战略形态进行预测和把握，在最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对未来有一个预测，然后在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做出最合理最准确的判断。
其二，遇事要忍。我们说心字头上一把刀，好多英雄失败就是不能忍，项羽就是忍不住，最后被刘邦搞得乌江自刎。《古文观止》里有篇文章《留侯论》，说真正的英雄是像张良一样，老头将草鞋扔下桥，你忍着给他捡起来，像韩信一样能忍胯下之辱。忍字很重要，《孙子兵法》里面讲了“忍”的原则，讲了五种情况下要肯舍。“途有所不由”，有的大路你不能走，明明是大道人家有伏兵，要绕着走；“军有所不击”，有的部队你不能去随便攻击它，“城有所不攻”，有的城池是不能进攻的，要绕着走；“地有所不争”，有的战略要地，你实力不具备的时候是不能去争的；最后一条，“君命有所不受”，有时候统帅可以独立自主，不要全听君王命令。这是“忍”的重要内容。
此外，孙子也讲“以迂为直”，“后发先制”。比人家后出动，却要比人家先到达；强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有时人家气焰很盛，你不要去跟他硬碰硬，等他实力削减士气低落的时候，再去跟人家打。这些也都非常深刻地讲明一个道理——遇事要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都是个忍字。只有大英雄才能忍，一般的土包子不能忍啊，公共汽车上老是看到他们打架骂人，这些都不是英雄；要学会退让，会妥协，妥协是人生的一个大智慧，妥协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名词。
其三，出手要快、要狠。“忍”不是像缩头乌龟一样永远忍下去，是为了以后寻找机会；《孙子兵法》是很狠的，有时确实很残忍。孙子认为打仗不要自带粮食，“因粮于敌”，到人家的土地上抢粮食吃；打仗的话就要毁其国，屠其城。他还强调，“伐大国，则其中不得聚”，就是攻打大国时，他军队都还没来得及动员，就被你打垮了，人心都慌了，吓得尿裤子拼命逃跑；“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你的威势加到他头上以后，他的朋友都不敢出面帮忙，就像美国打伊拉克时谁也不敢动一样。这就是孙子强调的出手要狠，用雷霆万钧的手段把人家一下子摆平了。不但对敌人要狠，对自己人也要狠，孙子一直这么认为。对士兵太好，士兵一下子骑到你头上来了，应该将士兵“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这些确实是战场上需要的，假如战场上要开民主大会，那么讨论一天也不会有结果的；战场上就是要一个人说了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对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就是这个原则。他的比喻很可怕，“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一些有关战场上出手要狠的形象比喻。
第四，善后要稳。善后，他还是要求做得比较妥善的。“穷寇勿迫”，人家已经穷途末路了，就不用追了，追了以后人家狗急跳墙，负隅顽抗，跟你拼个鱼死网破。孙子又是个机会主义者，他知道该放则放该收则收。
应该说，孙子这几项原则对古今成就大事者是必不可少的。在孙子之前有人这么做成就大事了，孙子之后也有人这么做成就大事了，都是讲要“准忍狠稳”。
后人从孙子那里学到了本领。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料事也很准，全国都起义反抗王莽的统治，他趁机也起义了。起义的时候自己的人少，就联合农民军一起打，打赢了功劳很大。可是中国文化有个特点，叫做“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功劳太大，其他的将领不服了，最后他哥哥被杀，自己也朝不保夕。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时他只有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忍着，去向当时的顶头上司请罪，说是他哥哥不好，罪有应得，我是忠心拥护你啊；晚上睡觉时哭，平时却一点也不表现出来。但是他能狠，真的溶入大海，机会来了，一旦放出去就再也不听指挥，把绿林军原来的同僚都给打败、消灭了，把赤眉军也消灭了。光武帝刘秀善后稳，包括他的政治措施，例如：将领、功臣给予很多银子、田地，给予很多享受，但就是不让当官，特别是不让当有实权的官，把他们养起来，君臣相安无事。
所以孙武的智慧就在于此。凡是要成大事者，都要把这四个字记住，不管受什么委屈都要忍着，有机会了也不要谦虚，该出手就出手，但是做好事也要见好就收，不要好戏唱过头。这就是孙武的人生哲学。
再来看看《孙子兵法》包含的非常具有辩证思想的几大关系。
第一，力与谋，即实力和谋略的关系。
《孙子兵法》开了一个讲谋略讲实惠的先河，但是它有一个重要思想是“三十六计”所不具备的：《孙子兵法》也是非常讲实力的。孙子特别强调以实力作为基础，在实力上来施展谋略，这很重要。光有实力没有谋略，实力是空摆设；光有谋略没有实力也赢不了，所以说要以十攻一，要“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第二，利与害的关系。孙子特别强调事物的两重性，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优点和缺点并存的，要去掉他的缺点同时也去掉了他的优点。像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孙武特别强调，“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知用兵之利也。”
历史上好多高明的统治者用人，就是能容忍不足，用其所长。跟孙武齐名的一个军事家叫吴起，道德很差，鲁国跟齐国打仗，想任命吴起当将军，可是有人说吴起的夫人是齐国人，他会不会因此而帮齐国人干事呢？吴起知道了任命书迟迟没批下来原来是有这么个因素，就一刀把老婆杀了，提着夫人的脑袋跟他们说，你们这下放心了吧。他当了将军，果然把齐国打败了，但是人品太恶劣，为了自己建功立业把妻子也杀了。他母亲是卫国人，死在卫国，按常理要回去一下；吴起说现在有事不回，把他的老师气得半死。但这个人确实能打仗，在卫国的时候，跟秦国大战六十七场，从来没打过败仗，是常胜将军；到楚国去搞改革，也搞得相当不错，不过由于得罪的人太多，最后被贵族杀死了。
清朝末年的洋务派张之洞，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学习好的，好的拿到，坏处不要，光学人家的技术，学人家的工艺，不学人家的社会制度。在张之洞看起来，我们东方的封建专制最好了，西方的制度不能学，他们的思想更不能学，所以武器装备搞起来了。甲午海战的时候，我们的舰队实力一点都不比日本差，我们吨位比他们大，我们的钢板比他们厚，我们炮的口径比他们大，我们的军舰数量比他们多；不足的是我们的炮的速度比人家慢，我们军舰的速度也没有人家的快。所以有人笑我们就像打不沉的大乌龟，他们是一只不知疲倦的小兔子。
所以，高明的战略家孙武认为要把这些利和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要让任何一面无限制地膨胀，而且在看利和害的时候都要分清轻重主次；利有根本之利，有眼前之利，有长远之利，有局部之利，有大利小利，看你对利是怎么理解的。所以我们要舍得，牺牲局部利益换来整体利益，舍得牺牲眼前利益来换取长远利益。利和害在《孙子兵法》里面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容。
第三，全与偏的关系。《孙子兵法》跟我们其他中国文化一样，都有一条：希望十全十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理想追求，什么事情都有个高的目标、有个完满的结局，这是好的，但是一味求全可能会有问题，在军事上特别会有问题。你要十拿九稳了再去打，就永远没这个机会，因为这种变化都是动态中发生的。
所以孙子也强调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意思是即使你有一百万军队，假如你处处要防备，那么处处兵力不足。这就要集中兵力，从最关键的地方进行突破。
计划上不能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人才任用上不能太过求全，要求样样都好，其实有一样好就可以了。所以我经常讲：能者要像孟子所说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用法。《孙子兵法》里讲要抓重点，抓关键，在这个前提下兼顾全面。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方法。
第四，势与节。这里讲的是要掌握分寸，具有大局观。所以，《孙子兵法》里有一段最典型的话：“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第五，常与变。所谓“常”是经受过长期战争的洗礼，在战争中提出的基本的、相对稳定的一般战争原则，孙武是很推崇军事的一般原则的。孙武讲到“用兵八戒”，都是他对前人的经典总结的尊重，坚持一般原则，要不就会乱变。但是《孙子兵法》更强调灵活性，要“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敌情来变化自己的战术，不要墨守成规，要与时俱进。实际上就是说，要稳定性与变化性相统一，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统一，这都是孙子所重点强调的。
由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可以看出，该书是一部大而全的军事、哲学著作，在精辟的哲学理论地烘托下，对战争这一具体人类社会现象进行了分析。《孙子兵法》是大智慧，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战略指导。只有将《孙子兵法》提升到战略层面上来应用，才能够真正用好用精，它的真正价值才能够充分体现出来。
从战略层面上应用《孙子兵法》，就是要从战略所要求的更高的理性和更深的道义内涵去认识和应用《孙子兵法》。由于《孙子兵法》从哲学的深层上阐释了力量对抗的普遍规律，提出了从宏观整体上运用力量达成胜利目标的基本原则，所以说，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是能够从各个方面给人以启迪的思想性的论著。这部名著，不仅直接阐述了在军事领域如何致胜，而且也间接地道明了在其他领域如何竞争的一些基本原理，并且特别强调了这些基本原理如何在正确的价值观约束下发挥作用。《孙子兵法》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经济竞争中运用《孙子兵法》，本身也是在和平地利用这部伟大的兵书。《孙子兵法》不是一部单纯的兵书，不能不加分析和不加任何道德前提地将军事领域的原则往其他领域生搬硬套。现代社会完全可以将《孙子兵法》用于和平目的，将竞争导入理性约束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减少竞争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
从战略层面上运用《孙子兵法》，就是要从战略所要求的高度上将孙子兵法中普遍应用的理念抽象出来。孙子兵法是讲战争的，是一部兵学著作。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人，并不是要学习其中的具体的作战方法，而是要从中学习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竞争规律和原则，学到一些着眼长远、驾驭全局的本领。把握住孙子兵法现代应用的精要，例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迂为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合于利而动；胜于镒称铢；择人而任势；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等等。这些基本的思想在现实中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非常大的现代应用价值。
而“三十六计”则是兵学中各种阴谋诡计的具体操作之大成。由于《孙子兵法》已经将诡计简约成“算”和“骗”，因此拓展为三十六这个在中国古代颇有些魅力的数字很有一些难度。从宏观的层面上分析，不少计谋所蕴含的哲学道理其实是一致的。不过“三十六计”明确是以“术”作为自身的定义，因此与道理晦涩艰深的《孙子兵法》相比，其名称朗朗上口，故事脍炙人口，更能够在广大民众之间普及，不失为一个推广兵家哲学的“简平快”读本。
最后还是要强调，商场上的战争是双赢、多赢的，而兵战双赢的结果是非常少的。所以商战可以借鉴兵法，但不可以滥用，不然会造成严重的诚信危机，造成商场规则的错乱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还是要尊重游戏规则，道德也是要有底线，要科学、客观地对待“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