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当选法国临时政府总理。
立宪委员会决议：取消未来总统的一切权力：政府应服从国会。
戴高乐断然决定辞职，临行前对友人说：“有位元帅说，你们看。这就是战争艺术中最复杂的一着：撤退！”
然而，在完全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征途上，戴高乐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在过去频频同罗斯福发生矛盾时，戴高乐与丘吉尔之间也经常发生严重冲突。不和之因仍是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这些国家的人民开始反法武装斗争，因为法国人虽早已宣布它们独立，但仍不撤离近东。英国对法国同它们的冲突进行干预。丘吉乐向戴高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停止军事行动，把这些国家交给英国管制。戴高乐被迫同意，但于1945年6月4日向英国大使发表声明说：“现时，我承认这一点，我们不能同你们打仗。但是，你们令人沉痛地侮辱了法国，出卖了西方。这是令人不能忘记的。”
然而，同美国和英国的冲突，越来越同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相矛盾。由于贫困的法国在经济上日益不能摆脱发财的美国而独立，所以这一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本来，美国从1942年开始向法国提供武器，后又于1945年2月签订美国按租借法向法国提供广泛援助的协定，但这远不能满足法国的要求。于是，1945年8月，戴高乐赴美要求近期援助。这时，会见他的是新总统杜鲁门。杜鲁门原是个商人，表现的确非常实际。他答应给戴高乐6．5亿美元长期贷款，同意不干涉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影响，允诺在德国一些问题上合作。此外，杜鲁门还送给戴高乐一架非常漂亮的DC4型运输机（罗斯福曾送戴高乐一辆汽车），还给戴高乐授予“功勋”勋章。杜鲁门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他需要戴高乐的支持，以分裂反希特勒联盟和准备“冷战”。戴高乐也同意如此。
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比战时逐渐有了很大变化。在战时，他的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而现在他所热衷的则是力图保住殖民地，并得到一些德国土地，因而想寻找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加之经济形势严峻，这就动摇了戴高乐对外独立的基础，从而引起了国内的不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第3卷中写道，各界与他“开始疏远”，他感到“开始的分歧使他深为惊恐”。到1945年底，戴高乐的对外政策不仅没有加强他的地位，反而削弱了他的地位。因此，他在国内的地位显得很不牢固。
刚刚获得解放的法国，经济凋敝，田野荒芜，交通不畅，百业待兴。戴高乐深切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法兰西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必须在国内大力振兴经济，发展各行生产。
为此，戴高乐于1945年12月发布法令规定：在北方和加来海峡地区的煤炭业实行国有化。之后，实行国有化的是大型汽车和飞机企业、商业船队、民用航空业及石油天然气加工业。法国银行、大信托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实行国有化。在实行国有化的过程中，所有业主都有各种形式的补偿，只有“雷诺”工厂无任何补偿而转归国家，因为该厂厂主曾公开同德国人合作。路易·雷诺于1944年听说要实行国有化时因心力衰竭而死。
戴高乐时代，先建立了最高计划委员会；1945年8月，创立了国家行政干部最高学府，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行政干部，从而为战后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
但是，戴高乐的命运颇具讽刺意味。不久，他重陷孤立境地，眼看着可能不支持他的一些政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各种政治势力旧病复发，重又开始勾心斗角。这是戴高乐最不愿意看到的处境。当时，戴高乐曾特别写道：“我看到地平线上浓云密布。我知道，从今起我不得不在受批评和反对的复杂情况下行动。”
这些征候本在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已出现。1945年3月19日，咨政议会各党派曾派出一个代表团向戴高乐提出要求，要求政府重视代表团的意见。戴高乐回答说，政权只属于他，他将代表法国行使政权，并只对政权负责，直到战后为止。不久战争结束，需要确定是否举行选举来解决国家未来的体制问题。这时，戴高乐不想通过拒绝选举和使用暴力的方法来维持其无限的政权。他这样解释说：“从表面上看，我可以随意延长我不久前拥有的和后来得到普遍赞同的领导权。但是法兰西民族毕竟是法兰西民族，决不是其他民族。如果它不愿意，任何人也无可奈何……只有军队可以作为我管理国家的手段，可以用它来制服那些反抗分子。但是这种在和平时期强行建立起来的军事独裁，很快就会遭到各界人士的唾弃。”
因此，戴高乐按照所做的承诺，决定让人民通过普选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戴高乐认为，必须通过公民投票的办法来防止恢复第三共和国，并成立职能有限的立宪会议。也就是说，必须实行总统制：总统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并应选择一个不属于议会，即不受派别利益制约的、为全民族和社会服务的行政机构。至于议会，则只应负责通过宪法草案，决不干涉政府事务。
基于这一思想，戴高乐于1945年6月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未来的宪法发表讲话时，曾指出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恢复第三共和国；二是建立最高制宪会议；三是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公民投票。7月，戴高乐提出一个全民投票公决的正式提案。这一提案引起了各政党的普遍反对。但是，全民公决的投票仍于10月21日如期举行。结果，大多人反对恢复第三共和国，多半人同意成立限制权力的制宪会议。11月3日，新成立的制宪会议以全票通过，一致选举戴高乐为法国临时政府总理。
戴高乐在这次全民公决中好像取得了一次明显的成功。但是，议会选举那天当选的结果是：共产党有160人，社会党有142人，民主社会抵抗联盟有30人，人民共和党有152人，激进社会党有29人，温和派有66人。所有这些当选的人员，还有甚至在全民投票时响应戴高乐号召的一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拒绝戴高乐的宪法草案。他们还认为，制宪会议应该干预管理国家事务。戴高乐深知，他同各政党之间的搏斗不可避免，不能指望它们有效的支持。
当戴高乐着手组织政府时，社会党人、激进党人，甚至还有人民共和党人，都开始提出种种保留意见和他们自己的条件。但是，在戴高乐与共产党之间发生了特别尖锐的冲突。因为共产党已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它要求在几个最重要的部长职位（国防、外交、内务部长）中，即使给一个部长职位也行。于是，戴高乐提出辞职，并发表广播演说强调：“决不能把代表法国政策的外交，支持法国的军队，保护法国政策的警察交给共产党。”
但是，这次危机仍以妥协得到解决。戴高乐知道，他以此理由提出辞职，意味着对投票赞成共产党人的1／4的法国选民不够尊重，会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他自己不愿意的。结果，戴高乐撤回辞呈，而制宪议会确认他的全权。他组成了一个包括5名共产党人、5名社会党人、5名人民共和党人和6名戴高乐分子的内阁。
在戴高乐当选总理的那天，原在7月英国大选中失去首相地位的反法西斯英雄丘吉尔，当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他夏天下野时曾联想到布鲁克的一句名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这是强大民族的特点。”接着他又说，戴高乐的当选表明：“布鲁克说错了。”
但是，戴高乐暗想：布鲁克并没有说错。他写道：“我知道这次选举是对我过去行为的称赞，而绝不是对未来的支持。”
后来的事实表明，戴高乐是对的。在他当选总理之后不久，问题便接踵而来。最使他不能接受的是，立宪委员会不仅一致同意取消未来共和国总统的一切权力，同意政府服从国会，而且还以戴高乐不是立宪委员会成员为借口，拒绝把这一立宪原则通知戴高乐。
戴高乐对此难以容忍。他于1946年元旦在议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双方对于政府与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整个看法不一致。议会的一切举动表明，议会喜欢的制度是由议会管理国家。这种体制是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不一致的……”戴高乐在讲话里顺便说：“毫无疑问，我在这个议会是最后一次讲话了。”对他的这句话，有人没有注意，有人听出了他的话意。然而，他自己回忆说：“1月1日晚我走出波旁宫的时候，就已拿定下野的主意。只需要选一个日子了，当然不能由别人随意替我选。”
戴高乐在演讲（1942年）戴高乐之所以这时决定下野，那是因为1946年1月底前要开始讨论宪法草案，而戴高乐对该草案已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为了能够再次冷静地思考一下，戴高乐决定休假，带着妻子伊冯娜和弟弟皮埃尔，到昂提布的“伊甸园”去休养。出发前，他参加了女儿伊丽莎白的婚礼；伊丽莎白嫁给一个名叫阿兰·德布瓦西厄的军官。
就这样，他在距退休胜地厄尔巴岛400公里的地中海岸上静思了他的下野细节。在海边逗留8天后，他于1946年1月14日回到巴黎。但是，他不得不再次去波旁宫大厅面对议会。两天后，即1月16日，埃里奥在议会上发言，抗议政府决定表扬1942年11月8日～10日在同美军战斗中牺牲的士兵。埃里奥认为这样表扬不当，因为那些士兵是为维护维希政权而同盟军作战的。当谈到不久前的战争时，戴高乐认为这个课题对他很神圣，不能保持沉默。他严厉批驳了埃里奥，指出，那些士兵们在战斗中牺牲，那是根据负有政治责任的指挥官的命令，不是根据其他因素去履行义务的。无论如何，他们不应比巴黎解放前同赖伐尔谈判签约的政治家更受到批评。戴高乐补充说：“从1940年以来，我除了用大炮以外，从来没有用其他办法同维希来往过。”从他的这一即席讲话中可以令人感觉到，他对那些在危急时无所作为而现在竟要迫使他下野的政治家多么怨恨和仇视。
1946年1月19日，戴高乐邀请所有他的部长于第二天（星期日）上午到圣多米尼克路他的办公室来。1月20日，他身着军装，走进“盔甲大厅”。部长们都已集聚在那儿。戴高乐同部长们一一握手，没等大家坐下，就讲了下面一段话：“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只有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制宪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听了他的这番话后，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异，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遗憾，也没有人要求他改变主意。大家都沉默不语。一时间，法兰西人民像半年前英国人民抛弃丘吉尔一样，也把他抛弃了。戴高乐向部长们告辞后，走出国防部大楼。这时，共产党总书记，戴高乐的副职、接任总理职务的多列士说：“这样的辞职的确是伟大的！”社会党人莫克说：“这样的辞职的确是严重的！但是，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将军的成见已压得国民议会喘不过气来。现在，议会可以自己发表意见了。”天主教党的部长盖伊和德让开始说：“我们要继承戴高乐担负起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尽力做到胜任愉快。”“算了吧！——多列士大声喊道，——将军在时你们做不到，将来没有他，你们又怎么能做到呢？”这是在戴高乐《战争回忆录》里描绘的一个场景。
戴高乐于1月20日当天即离开在巴黎附近塞纳河畔讷伊的家，到马尔里的一所空闲官邸暂住。他显然忧虑不安，时而摆牌，时而掷牌。立刻想到要回科隆贝双教堂，但他在那里的房子在德国人占领后遭到破坏，现在正在整修。不久前有人邀请他到加拿大一行，他接受了邀请。“我将去那儿钓鱼，您准备给我炸鱼吃。”——戴高乐对妻子说。第二天，他仍在马尔里，开始不安，便派出一名军官去了解，为什么谁也不到他这里来。为什么一个代表团也没有来？可能是警察把这里封锁了，不让民众来？情况表明，没有，在他和民众之间没有任何人设置任何障碍。第三天，他给一位密友写信说：“至于我的下野，这只是一个插曲。在做出结论之前，请您等看事情的终结。”难道这是一种手腕，他想通过这一手腕迫使人们要求他复职并接受他的条件吗？报刊上出现了不少看法和暗示，说将军的离职为时不会太久。总之，对戴高乐的真正告退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马尔里呆了一周后，戴高乐突然决定率全家人到住在圣封坦的妻舅雅克·旺德鲁家做客。当随全家人坐上车后，戴高乐意味深长地引证一位元帅的话说：“你们看，这就是战争艺术中最复杂的一着：撤退！”大家知道，通常部队撤退之后，总要进行休整、调整部署、准备反攻。那么，戴高乐是怎样准备反攻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