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共和国崩溃，戴高乐看到了复出重新掌权的绿灯。
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暴乱后，戴高乐说：“我已经做好重新掌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科蒂总统要求戴高乐出山组阁，担任政府总理。
1957年，阿尔及利亚的这出戏显然已近剧终。无底的战争没有使任何人满意。但是，结局应该怎样呢？在什么地方，又怎么才能找到出路呢？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答案，其中反映出许多令人想不到的、相互矛盾的意愿、兴趣和妄想。归纳起来，这些答案主要有三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坚持认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主张必须尽最大的力量镇压起义，然后实现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一体化”。这一计划显然是幻想。这一倾向是极端殖民主义倾向，其代表是受法国国内一些人支持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少数欧洲居民中的上层人士。
第二种倾向是，希望某种和解，想使所有人——包括争取解放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殖民主义者极右势力——都感到满意。这一倾向的代表是法国广大的社会舆论界。
第三种倾向是，主张必须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初，很少有人愿意听到这种意见。但是，这一正确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同意这种意见的法国人越来越多了。这是最现实最有远见的一种倾向。
然而，这三种基本倾向在人们的意识里犬牙交错，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交织，使人们的思想极度混乱。在议会里、各政党的代表大会上、报刊上、私人谈话里，无处不在讨论这个热门话题。甚至在家庭里和小餐馆的餐桌上也会就此发生可怕的争吵。要知道，这次战争比在印度支那的不幸战争付出了4倍的代价，但现在看来，其有害后果却要大很多倍。人们提出走出困境的出路太多，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类似从前发生“德雷福斯案件”的那次道义和政治危机，阿尔及利亚这场戏使得为求真理而争吵的人们的良心和智慧为之震撼。可是，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问题一直沉默不语，从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戴高乐认为：时机未到。
1957年5月，居伊·摩勒政府垮台。6月12日，组成以右翼激进党人布尔热·莫努里为首的政府。由于继续推行上届政府的错误和动摇不定的政策，布尔热·莫努里在任仅2．5个月，其间国会休假1．5个月，延长了他的一点任期。到9月30日，在苏斯戴尔参加攻击下，布尔热·莫努里政府被推翻，开始了第四共和国历史上第18次政府危机。这一危机持续了35天。这是一次空前复杂而紧张的危机。其间先有居伊·摩勒，后有普利文、比内、舒曼，后又有居伊·摩勒曾试图组织新内阁。但最后只是由于害怕大规模罢工运动，才迫使由9个政党代表组成以费利克斯·加亚尔为首的政府。加亚尔是右翼激进党人，年仅38岁，是法国战后最年轻的一个总理。他在阿尔及利亚和经济等基本问题上，推行更保守、更冒险的政策，导致第四共和国的威信急剧下降。
如果说从前盎格鲁撒克逊大国蔑视法国，那么现在他们公然把法国视为二等国家。美国则利用法国因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同阿拉伯各国关系紧张之机来加强他们在北非和近东的阵地。1957年11月，由于美国和英国向突尼斯提供武器，法国的“极端分子”疯狂号叫说，这些武器落入了阿尔及利亚人之手，而原为法国殖民地的突尼斯这时已转由美国托管。加亚尔试图迫使美国和英国放弃对法国利益范围的干预，但无结果。法国灾难性的经济状况迫使加亚尔不得不服从华盛顿的指示。1957年底，加亚尔得到美国6．5亿美元贷款。为此，他不得不同意在法国领土上设立美国火箭基地。
但是，加亚尔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利还只是刚刚开始。主要的事件发生在1958年2月8日以后。这天白天，法国轰炸机野蛮轰炸了位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交界的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庄。这次空袭的原因是，不久前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在该村附近击毙了6名法军，法军为此要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惩罚。为了报仇，法军指挥部决定消灭似有阿尔及利亚人在那里隐蔽的这个突尼斯村庄。结果，炸弹和机枪火力使75名无辜的突尼斯人丧生，其中包括21名儿童。实际上，在这个村庄里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也没有。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激怒了全世界。突尼斯与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把这件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这时，美国人出场，同英国人一起提出，他们愿为调解法突冲突进行“斡旋”。受命处理此事的是罗伯特·墨菲，此人在前面涉及1943年阿尔及利亚事件时曾经提及。这一“斡旋”可解释为美国对法国事务的直接干涉。这就不难想像出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这种“斡旋”活动的反映。戴高乐的拥护者们马上利用这一新的危机，大力展开对加亚尔政府的攻击。
1958年4月15日，国民议会中断休假，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亚尔政府的政策。戴高乐的拥护者苏斯戴尔同“独立派”领袖罗热·迪舍、人民共和运动名誉主席乔治·皮杜尔及右翼激进党领袖安德烈·莫里斯结成联盟，带头对加亚尔政府发难。他强烈地指出，英美“斡旋”的目的是要取消法国在北非的领地，而在幕后活动的是企图夺取撒哈拉石油的美国。继而他说，他代表一切决定不再让步的人声明：法国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必须推翻屈辱让步的政策。结果，经议会辩论后，实为第四共和国最后一任政府的加亚尔政府倒台，第四共和国开始彻底崩溃，从而使戴高乐看到了复出掌权的绿灯。
戴高乐相信，自己复出的时机已经临近。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他从过去的失败中汲取了不少教训。在1958年走向政治舞台时他比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不像战争时期那样不可调和、目空一切、尖锐刻薄，甚至同丘吉尔本人激烈争吵；不像1946年1月卸任时那样把门一关，一走了之，对一切都采取毫不妥协的蔑视态度。在战争年代常同将军有联系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58年见过戴高乐后，对一位部长说：“我发现戴高乐变了，变得非常彬彬有礼了。在他身上，像战争时期那样同丘吉尔争吵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在关键的这几个星期里接近和常关注戴高乐的让·雷蒙·图尔努在《秘密政治笔记》一书里写道：“真的，戴高乐变了。身体变化不大。头发变白了一些，声音开始有些发颤。身材显得发胖了。但是，这一切都很自然。比较令人吃惊的是他待人的新作风。他开朗、爱说爱笑，充满毫不动摇的诱人魔力。当然，只要情况需要，戴高乐已不再蔑视任何东西了。”
加亚尔辞职后，政府陷入危机。开始，皮杜尔试图组织一个有苏斯戴尔和莫里斯参加的“民族团结”政府。但是，甚至连他自己的党——人民共和运动也不支持他。下一个总理候选人是普利文，他想组成一个形式稍缓和的极端殖民主义的政府。但他因未能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便于1958年5月5日放弃组阁尝试。可见，议会不支持“极端分子”无限拖延甚至扩大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方针。
世界政治和经济上发生的巨变，使得在法国政界出现徘徊思潮。形势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旧形式的殖民体系必然灭亡，一切想保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统治的企图都是荒唐的。在阿尔及利亚显然必须妥协，因为法国面临新的任务：如果不摆脱由于战争引起的极有害的经济和政治后果，那是不可能完成这些新任务的。当前“共同市场”的开放，要求动员一切力量来抵制外国经济竞争的空前压力。法国必须整顿财政秩序，消除由于殖民战争引起的极度通货膨胀；必须采取经济措施，以提高法国工业的竞争能力。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这时法国的不少名流坚持认为，必须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改革。1958年春举行的修改宪法的大讨论，普遍不满意第四共和国形式的议会民主。但是这时，阿尔及利亚悲剧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往往倾向于第三条道路——把政权交给戴高乐。1958年4月，莫里斯·迪维尔热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反映了这些情况。文章说：“人们认为，戴高乐应否掌权，已无问题；这问题看来已经解决。真正的问题在于，戴高乐的第二个政府何时开始运转。”
可是，这时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问题采取的策略是很神秘的。他对自己的忠诚拥护者也守口如瓶，很少吐露自己的意向。他想利用阿尔及利亚战争引起的混乱和危机来扭转时局，使之有利于建立他的政权。
4月中旬起，戴高乐分子开始活跃起来。4月26日，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由退伍军人协会组织，有数千拥护“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人举行示威游行，公开要求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作为救国政府，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国内政治危机。青年组织的首领拉加亚尔德声言：“如果议会不理解我们，我们将不惜一切。”同日，在巴黎和法国45个省同时出现了20万张大标语：“邀请戴高乐出来，法国将成其为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稳坐钓鱼台，一点不露声色。这似乎令人感到有些难解，其实只是因为局势还未明朗。
5月5日，普利文试图组阁失败之际，科蒂总统派他的卫队长加内瓦尔将军去秘密会见戴高乐的办公室主任奥利维埃·吉夏尔和副官长雅克·福卡尔，想通过他们了解一下如果被邀请组阁，将军会提出什么条件。他们很快回复总统说，将军认为，组建政府的一般程序对他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不准备一定去拜访总统和议会主席，要求有一个不由议会讨论政府编制和他的纲领的非常程序。他已决定不准备亲自去参加在波旁宫的议会讨论。这一回答决不意味着他对议会不友好，而是意味着他要拖延时间，等待时机，他认为将发生的事件一定会迫使议会代表投票拥护他。
这些事件终于发生了。5月8日，阿尔及利亚总督罗伯尔·拉戈斯特奉调离任。他在给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朗授予军功章的仪式上，面对全体将领和军官说，军队要提防巴黎策划“外交上的奠边府”。同日，在巴黎科蒂总统要人民共和运动领袖弗林姆兰组建新政府。弗林姆兰的纲领是：在内政方面，要大力巩固政权，在经济上要采取非常措施，而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有些妥协倾向。他甚至允许进行和谈。这也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拥护者当中引起了爆炸，促使在阿尔及利亚的戴派集团迅即行动。
5月9日至10日的夜间，科蒂总统接到萨朗及阿尔及尔兵团司令阿拉尔、空军总司令儒奥和第10伞兵师师长马絮等4位将军的一封最后通牒信。信中说：“目前的痛苦危机表明，各政党之间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新闻报道，政府拟要求通过外交程序（这一程序从开始‘停火谈判’已经开始）实现放弃阿尔及利亚……整个法国军队像一个人一样，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民族财产，我们将深感耻辱。绝不可指望在绝望中它会同意那样做。”
这封电报意味着，军队不仅要走上政治舞台，而且还要对国家施加压力。这是一次要发动军事暴动的公开威胁。但是，我们应该指出，在这封电报里没有提及戴高乐的名字。当晚，总统对他们表示理解。
但是，不日有新闻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处决了3名法国士兵。于是，军队刚稳定下来的情绪又激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