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有这种经验：有时正在谈论或者你刚刚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出现了。于是，我们就感叹：真是“说曹操，曹操到”。
人们往往会轻易地忘掉一百次失败的预言，却津津乐道偶然的一次成功。有一句与“说曹操，曹操到”类似的俗话是“受伤的手指经常被人碰”。为什么一个人总有“受伤的手指经常被人碰”的想法呢？
道理很简单。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对受伤的指头格外注意罢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外界的感知是有选择的。由此我们可明白为什么会“说曹操，曹操到”了。因为事情就是这样：恰好符合这一经验的被我们记住了，而更多的不符合这一经验的却被我们忘记了。并非我们的预言多么准，只是由于我们所做的选择更有利证实这句话罢了。
类似的事可以举出更多。有些人会相信预言性的梦。他也确实可以给别人举出一两个例子。但是，他忘记了预言性的梦还是不曾实现的居多这个事实。有时还会听到一些人议论：某某人算卦算得可准了。其实这也基本上属于此类情况，即偶尔算准的留在了那些轻信的人们心中，而大量未算准的却被这些人遗忘了。
事实上，在各种场合下，预言准的时候都是极少的。只不过人们往往会轻易地忘掉一百次失败的预言，却津津乐道偶然的一次成功罢了。应该说，相当数量的巧合事件都可由此得到解释。
许多无法解释的神奇之事，是因为我们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知识了解得不够多。
另一种解释是弗洛伊德从潜意识观念出发给出的。来看一则弗洛伊德引用的发生在他朋友布列尔身上的事情。布列尔与太太在一家餐厅吃饭。在交谈中，他忽然停下刚才的话头，说了一句无关的话：“不知道饶医师在匹兹堡干得如何？”他太太惊讶地说：“几秒钟前我也正在想同样的事哪！”这似乎可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灵感应的事例。但是，当他们偶然向门口处看时，看到一个与饶医师长得非常像的人路过。推想一下这个人应该刚从他们的桌前走过。只不过当时两人在专心谈话，意识中都没有注意到他，但他的存在搅起了两人潜意识中对共同朋友的想念。在此情况下，两人出现相同的想法便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然而，如果没有偶然地看到那个人的话，这将是一个根本无法做出常规解释的事。或者说，成为一个证实心灵感应的有力证据。
由此我们亦可推知，许多似乎无法用常规解释的所谓神奇之事，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事情发生之前、之时或之后的背景知识了解得不够多（可惜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背景知识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到）。或许，当我们对相应的背景知识有足够的了解时，我们就不用投向神秘论的怀抱了。
人们似乎都更愿意相信：存在着超出因果关系之外的奇特事物。在作出这样的解释后，我们能否乐观地推断：这种合理的解释将转变那些相信特异现象者的态度呢？恐怕还远远不能。对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人来说，再有说服力的解释都无法一劳永逸地解除他们的所有怀疑。当他们内心中相信其有时，总会尽一切努力反驳信其无的说法。限于各种条件的局限，我们当然无法对任何巧合之事作出合理的解释。只要有一件不能作出解释，他们就会坚持认为：至少这件你无法解释的事情证明了特异现象是可能存在的。
稍加分析，我们可注意到：人们似乎具有一种对特异现象的天生喜好，人们似乎都愿意相信这种不合常规、不合乎逻辑与情理的事情的存在。弗洛伊德作过如下评论：“人类一般具有轻信倾向以及对于奇迹的崇信。”对此，弗洛伊德解释：“虽然生命把我们置于它的严格规则的控制之下，但一开始人们就产生了一种抵抗，以反对思维规则的严酷性和单调性，反对实在性实验的要求。理性变成了敌人，它剥夺了我们如此之多享受的可能性。我们发现，我们也许会得到很多的乐趣，哪怕暂时摆脱理性的束缚，沉浸于无聊的诱惑之中。”
换句话说，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生存于一个因果关系的大网中，受到必然性的制约时，理性告诉人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处处受束缚、无时不处于枷锁中的命运时，情感却宁愿相信：存在着超出于因果关系之外的奇特事物。当理性大声喊出“是”的时候，情感的力量却在内心深处默语：“如果不是这样，多好。”或者我们可以引用王国维先生的话：人生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理性告诉我们的是可信的，但却因其不可爱而受到情感的排斥。而那些不可信的受到理性排斥的事物却受到了情感的热烈欢迎。如果这不是所有人的一种心态，那也可以说，相当比例的人内心中充满了这种理性与情感之争。在此情况下，就无怪乎人们会“听到风就是雨”，相信并传播一些理性所拒斥的奇谈怪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