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的戏剧性效果，尼克松决定单独一人走下“空军一号”的舷梯，只有他妻子帕特可以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进入镜头。一路上，基辛格被多次告诫要等握手结束之后才能从飞机里出来。飞机停下来后，霍尔德曼干脆派一名助理堵住舱室通道，直到握手仪式完毕，美国已收到现场直播信号后才放人出来。
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一个月前，白宫向北京派去一支浩浩荡荡的后勤队伍，准备在文革浩劫中所剩无几的中国官场创造美国公共关系的奇迹。基辛格对最高级会晤还未开始就如此招摇极为反感，但实际上他过虑了。
中国人对电视的力量远比基辛格看得准。他们知道，在美国黄金时间让美国人看到中国，比一份联合公报更能推动中美关系。并且，中国官员深知调整外交政策需要重新教育民众而不是蒙骗他们，这一点也能看出他们比基辛格老练。
中国人乐得帮忙制造轰动效应。握手镜头、尼克松游长城、中国军乐队演奏《美丽的美利坚》的画面立刻把美国观众和投票人脑海里那个封闭不祥之地变成了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好客的国土，这是任何一份措辞精辟的联合公报所无法做到的。基辛格后来也承认：“先遣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历史作出了贡献，这是我过去不理解也没有给予重视的。”
因为与毛泽东的会晤一直没有最后落实，国务卿罗杰斯担心基辛格那副急切的样子会造成这样一种效果：美国人只不过是一帮向中央帝国邀宠的可怜虫儿。“重要的是不要造成这样的局面”，罗杰斯说，“毛高高在上地等着尼克松爬上长长的阶梯。”
罗杰斯的顾虑毫无必要，他该为一件不可想象的怠慢而担心：基辛格将会安排好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但国务卿却无法参加。
一碰到重大事件，尼克松就会激动得忘乎所以，命令这个不许参加，那个不准露面。比如，尼克松常下令不邀请基辛格参加登月宇航员回到地球的欢迎仪式，但基辛格总是毫不例外地在仪式上露面。在最高级会晤开始的一星期前，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不许罗杰斯参加他与毛泽东的会晤，以便尼克松能讨论敏感问题。
基辛格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个要求，把国务卿安排进去，因为这不仅仅是外交礼节问题，把国务卿排斥在外的决定，会导致官僚机构更难以接受美国新的外交政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责就是引导总统摆脱会导致错误决定的小心眼，但基辛格没有履行职责。他过后也承认，他的行为毫无价值，“国务卿应该参加这个历史性的会面。”
毛泽东在中南海一栋普通的房子里接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他的书房摆着一排排书架，桌上、地板上到处堆着书，给基辛格造成一个印象，这好像是一个学者的静居之处，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袖的觐见室。基辛格发现沙发上被蒙上了沙发套，就像一个好节俭的家庭不愿弄脏沙发的装饰。房间里还有一个痰盂。
毛泽东满面笑容地接见了他们，那笑容既穿透人心又带有一丝嘲弄，好像要告诉他们，他已看穿了人性的弱点，任何欺骗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基辛格的开场白谈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要求学生阅读毛泽东的作品。
“我的著作一点也不重要。”这位38年前领导过长征的农民儿子回答道。
“主席的著作震撼了一个国家，改变了世界。”尼克松说。
“我只能改变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毛泽东说。
毛泽东没有就自己的世界观高谈阔论。相反，他以一种苏格拉底的戏谑的对话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用一种狡黠随意的口气把他的客人引向他的结论。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那种简明费解的评论就像柏拉图洞穴墙上文字的复制品，既反映了现实又不包含现实。
最重要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是台湾问题。但毛泽东以他那种简明难解的谈话方式把一个事实讲得那么明白，以至于大家都没注意：台湾并不是两国共同关心的最重要问题，没有必要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它已经20年没有得到解决，再等上20年或100年也没有关系。
所以，所谓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就是没有必要追求台湾问题上的突破。在最高级会晤上，美国会作出一些让步，例如言明将会有撤出武力的长远打算；中国也会作出让步，例如允许美国对要求不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拥有“兴趣”。基辛格熬上好几个不眠之夜斟酌在联合公报里哪个应该是条件从句，标点符号应点在哪儿。但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给拖了下去，直到现在也未解决，尽管强硬派谴责美国出卖了台湾。
这次最高级会晤的象征意义体现在第一天晚上周恩来举办的国宴上。在人民大会堂出现了20世纪以来最不协调的情景。顽固的反共分子尼克松高举着如柴油般易燃的茅台，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祝酒辞，以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全美国在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日都能看到这个场面的现场直播，美国人对这个曾是敌对国的兴趣到了着迷的地步。
周恩来在会谈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把台湾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周恩来一再强调两国共同关心的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强烈倾向。
中国急于与美国建立明确的反苏同盟，尽管美国为此感到高兴，但也有点不知所措。基辛格的目标是创造三角外交关系，而不仅仅是在陈旧的两极对抗的游戏中谋求一个新同盟。
“美国在与莫斯科长久敌对状况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基辛格解释道。相反，他想缓和与莫斯科和北京的紧张局势。如果中国和苏联都从美国这儿寻求可以对抗对方的同盟关系，美国就占了大便宜，1972年初的情形正是如此。
“这是一场三维游戏”，基辛格回忆道，“任何简单化的形式都会产生灾难。”
对美国来说，最关心的是越南。如果基辛格能使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争相讨好美国，他们就不会那样坚定不移地支持北越，这是基辛格一直谋求的政策。1972年初，他的目的达到了。北越总理访问北京时请求毛泽东不要接待尼克松，被断然拒绝。
然而，基辛格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是，随着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美国继续在越南作战的意义就越来越小。如果美国在1969年撤军，把中苏捆在一起的最后一个问题也随之消失，从而加速他们之间的不和。这期间，中国将被迫担负起把印度支那从苏联霸权主义中挽救出来的职责。
基辛格非常起劲地、秘密地起草着后来定名为《上海公报》的联合公报。其他人对此都无所谓，尼克松从未就公报一事与他讨论过。周恩来总理也仅仅和基辛格谈过一次。
基辛格为了把国务院排斥在外，甚至只依赖中方翻译进行谈判。这样，国务院中就无人知道事情的进展。
毫不奇怪，国务院开始对这份公报吹毛求疵，“这就是不让别人参加谈判所付出的代价。”基辛格过后也承认。
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尽量使国务院的意见看上去不值一提。尼克松气坏了，穿着内衣在宾馆里冲进冲出，嘴里咒骂着要清除国务院，解雇罗杰斯。
基辛格为了撇开国务院，坚持所有与中国的通讯都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他办公室。荒唐的事发生了。尼克松要送给中国一头麝牛作为礼物，这头麝牛得了兽介癣，基辛格那拨忙得焦头烂额的助理们为了索取不让这头牛掉毛的药方，不停地给国内打电报，当然，这都是利用避开国务院的秘密渠道。“亨利背着我跟越南谈判已经很过分了”，罗杰斯告诉一位助手，“但他为一头得了兽介癣的牛也这样干，真是忍无可忍。”
三角外交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点并不叫尼克松感到愉快。“他似乎总害怕他得不到充分的荣誉。”基辛格说。
尼克松回到白宫后，命令霍尔德曼为他的声誉发起一场公共关系运动。在长达17个段落的备忘录里，尼克松详尽地把自己的外交能力吹嘘了一遍。他要求霍尔德曼不要把备忘录直接给基辛格看，而是根据尼克松的要点，以霍尔德曼自己的口吻再写一个备忘录交给基辛格，让基辛格兜售给他的新闻界朋友。在尼克松的备忘录里，他有意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其中一点令人十分有趣。
“他能抵御任何放在他面前的诱惑，特别是中国人做的花生和其他一些好吃的东西。”
这是在拆基辛格的台，正如尼克松一直津津乐道的，基辛格在谈判的时候总不忘塞一嘴的花生或其他能够得着的零食。尼克松在他那漫谈式的备忘录中还向霍尔德曼解释道，“吃会导致反应迟钝。”
忠实的霍尔德曼果真第二天给基辛格送去一份以自己名义写的、包括尼克松大部分要点的备忘录。基辛格后来写道：“霍尔德曼的建议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古里古怪。”
尼克松在参观十三陵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注意到一些在那里游玩的衣着鲜艳的姑娘们是有意安排的，不是普通的游客，他把这点写进了自己的报道。在美国人离开北京之际，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制造假象。”这位中国总理以美国总统不可想象的坦率说，“你们的新闻界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承认我们做错了，我们不想隐瞒这个错误。”
尼克松没把周恩来有关隐瞒的危险的话放在心上。相反，轮到他回答时，他说那些漂亮姑娘很赏心悦目，并且批评美国的新闻界不可靠。回到华盛顿后，“管子工”单位的老手豪佛德·亨特用艾德·华伦这个化名雇佣大学生打入民主党。与此同时，他的同伴G·格登·里迪与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商讨一项经费达50万元的对民主党的窃听计划。窃听的第一个目标是水门饭店的民主党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