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基辛格降生的时候，纽伦堡已出现反希伯来人的报纸，这一发行量达50万份的报纸叫嚣要把犹太人全部灭绝，很快在菲尔特也燃起反犹太人的熊熊大火。
1935年，在纳粹党的煽动下，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基督徒通婚，禁止犹太人在国立学校任教以及从事其他专业性的工作。
因此，路易斯·基辛格突然被认为不能教真正的德国人，失去了他引以骄傲的工作。他筹建了一所犹太人假日学校，在校里教会计学，但他从此变得一蹶不振，被他那颗善良的心所无法理解的仇视弄得卑微而委琐。
多年之后，基辛格尽量不提他的犹太人身份。在他难得的几次有关他童年时代的谈话中，他称自己的家庭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德国人”，当然，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是德国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已经德国化的犹太人。
他也尽量淡化孩提时代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迫害、殴打和那种被社会所抛弃的感受。“我在菲尔特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抹不去的痕迹。”基辛格说，“我并未意识到自己不幸福。我并不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对孩子们来说，这些事没有那么严重。”
基辛格的童年朋友认为这话是自欺欺人之谈。有些人认为他那富有传奇性的缺乏安全感就来自于他对记忆的逃避。一个为了看球装成是别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为了得到社会承认和政治地位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他的朋友们这样认为。
葆拉·基辛格对纳粹时期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直言不讳。“我们的孩子不允许跟其他孩子玩。”她说，“他们被关在花园里。他们喜爱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纽伦堡的比赛禁止他们观看。”她特别记得她的孩子那满脸的困惑和害怕——当他们看到纳粹青年一边走一边奚落犹太人时。“几乎所有的菲尔特城的青少年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穿着制服，高唱进行曲，在街上列队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着，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权利参加。”
“反希伯来主义是巴伐利亚的特征，并不是从希特勒时代才开始。”曼纳欣·利昂说。“我们跟非犹太人孩子没有来往。我们看到非犹太人孩子走过来就害怕。我们经历了现代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我们把这看作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伙伴也有过类似的痛苦回忆。他们不能去游泳池、舞厅或茶室，他们到哪儿都能看到“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都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我们都在某种自卑的心态中长大。”弗兰克·哈瑞斯说。
纳粹的崛起对葆拉·基辛格打击最大。路易斯对所发生的一切噤若寒蝉、呆若木鸡，但葆拉却很敏感，并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个生性活泼、好交际的女人，在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犹太人朋友去游泳池游泳，当她的非犹太人朋友开始回避她，当犹太人禁止出入游泳池时，她开始意识到她的家庭在德国没有前途。
“这是我的决定，”她过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我知道留下来没有生路。”
她有一个表亲多年前移居到美国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虽然她们从未见过面，葆拉于1935年底写信给她，问是否能让海因茨和瓦尔特到她那儿去生活。“不”，她的表亲回答，“整个基辛格一家应移居到那儿，不仅仅是孩子们。”
葆拉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离开他。他因为癌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识到别无选择。她的表亲已为他们办好进入美国的必要手续，他们离开德国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准。
基辛格一家最后一次去拜访葆拉的父亲和后母。“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哭，但他跟我母亲的父亲告别时哭了，”基辛格说，“我极为震惊。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卷进了什么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亲无法对付的事。”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坐船到了英国，在亲戚那儿作短暂停留后便去了美国。离开德国时他们只允许带上一些零花钱，家中大量藏书被迫留下。
不到三个月，纳粹暴徒捣毁了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大部分犹太人的机构。随即基辛格的伯伯、姑姑、婶婶等13位亲戚先后丧生在纳粹集中营里。他们中有人曾认为希特勒不会持久，以致坐以待毙。
§§第二章 广阔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