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代中国的整体形成与建构而言，留学生的分道而流乃是值得关注的关键线索。这其中以留美学人的开辟和崛起为重要事件之一。如果说“华工教育的经历，给了留美生们极不寻常的影响和教益”，那么，我们自然难免会追问，对于那些参与甚至是主导华工教育的留欧学人来说，华工教育经验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欧战爆发之际，晏阳初、林语堂均未及而立之年，乃在人生的黄金岁月。不过二者对待欧战态度相当不同，也就造成了后来之事业发展迥然有别。当然，也还不只他们两位，如蒋廷黻、傅葆琛等也都在其中，而最早的则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史义暄（Si I。H。），他1917年10月赴法。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会派遣达150人的志愿者赴法从事华工教育工作。故此，即便对华工教育而言，这一机构的重要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对于这一段历史，作为当事人的晏阳初是这样叙述的，其时华工赴欧“既不能操外国语，又不谙异国的风俗人情，生活非常困苦。北美青年会有鉴于此，乃筹巨款，创办驻法华工青年会。又在美国各大学校，招募中国留学生赴法，为服务华工的干事。我国学子以美国同学，既多冒险赴欧，牺牲一切，为国家参战，而吾辈华人，又怎不能为那些在法受苦吃亏的工界同胞服务呢？于是有各大学同志十余人，于1918年欧战剧烈之时为华工服务，挺身走险，过大西洋在比法各战地同过苦力生活”。如此描述，固然带有事后追认的“崇高”成分。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大事件的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综合性的力场作用，具体到个体来说更是如此。譬如林语堂的选择去法就更多的是与自身的学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非仅仅“贡献己力、服务华工”而已。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留美学人的华工教育确实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不仅是在欧战时代的华工教育本身，更因为从这一群体之中产生出晏阳初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以及他所发展出的“平民教育”事业。晏阳初强调自己的报国之志“反映了那时代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具体言之就是：
我的报国之志，不是做大官，而是成就大事业。什么是大事业呢？不是开公司、赚大钱。我心中的大事业，是体现儒家的仁和基督的爱。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愿做殖民地上的属民，不愿做被人歧视的廉价劳工，也不愿别人如此。恻隐之心，是消极的仁；舍己救人，是积极的爱。爱是人间最伟大的力量，能克服一切；恨是人间最可怕的力量，能毁灭一切。这世上恨太多，爱不够。我愿爱，不愿恨。仁者，恕也。仁者无敌。基督说：爱你的敌人。我没有敌人。若说是真有敌人的话，那是无知短识所造成的贫苦和歧见。我愿以仁化敌为友，以爱化苦为乐。
晏阳初的这段表白非常独特且有代表性，即在传统的儒家理想之外“另辟蹊径”：不直接介入政治，不孤立悬处书斋，也同样可以造就“大事业”。这样一种做大事理念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说，往往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求知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致仕。故此，一旦科举制度废除，在当时的中国仿佛是“天崩地裂”，尤其是对读书人来说，不仅是“铁饭碗”的打碎，也还有安身立命处被“一端而空”的感觉。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尤其是他们在亲历对象国的大学与学术教育和规训之后所形成的新思想，对这种传统观念不啻是一种极大的冲击。在这里，晏阳初就非常鲜明地表达出这样一种诉求，即完全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敢于追求自己设定的人生事业。而之所以晏阳初敢于设定这样一种超乎权、钱，甚至也非名山事业的求知为学之路，与他之留学美国、接受美国文化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说到底，美国文化的核心乃在于求变，所谓“美国历史上一个常驻不衰的特色是对改革的兴趣，很少有哪怕仅仅极少数人不想改良社会的时候”，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承担意识，而这种承担是以求新、求变来表现的。所以，突破原有的价值观念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留美学人来说，探究美国富强之源与亲身接触美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而当20世纪初期之时，美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蒸蒸日上之势已然显露端倪。譬如其时法国学者已有敏锐感受，曾如此立说：
所谓美国之思想者，非仅取欧洲之思想持续奉行之也，又从而增损之，以意为之轻重取舍。夫人之所知者，惟其所能知而已。……故其于欧洲传来之各种思想，所最易了解，而遂取而厉行之者，厥为近世无穷进步之说，以为个人愈得自由扩张，物质愈能为人驱使，则人类全体皆将享受最大之快乐矣。
这点在法国人似乎是有传统的。早在19世纪中期时，托克维尔等就远赴新大陆，名为考察监狱制度，实际上是全面研究美国的民主。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美国思想的形成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就西方的整体发展来说，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三变构成；古代希腊经由最初的“轴心时代”而实现了第一变，希腊——罗马的结构发展，将这一时代确立为西方的原型时代，这其中对东方文化的汲取和借鉴问题似也值得关注；中世纪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的所谓“漫长黑暗”而实现了第二变，这以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为标志，而东学西渐与大学建立则相当重要；第三变则是以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强国崛起为标志。初则英、法、德诸民族国家之兴起为标志，稍后则现代西方之美、澳、加等英语民族国家不断涌现，而最突出的标志就是美国的崛起。这一发展仍在进程之中，任何一种忽视和以偏概全都未免是短见的。美国的精英分子乃是继承了欧洲文化之优秀传统同时又能充分广采博收、汲取各国之长者。
就东方世界的发展而言，我们还远不能达到博采众长、资鉴创生、凤凰涅槃的境界。但留美学人在现代中国的一枝独秀和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取得，确实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而言，从传教士到留学生的路径反映了思想传播主体的变化。可我们更要进一步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主体退出和精神潜润的问题。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势力，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用绝对不可小觑，所以当传教士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大局已定之后，教会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和方法来保持其精神优势和实际影响力，故此将宗教的力量以可行的方式渗透到新崛起的建设主体中去，自然是水到渠成的选择，此处被选中的“托体还魂”的对象自然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来说，又以留美学生为最佳对象。所以，基督教青年会的出现以及成功运作应该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而利用欧洲华工教育的契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地实现了其最初目标，即通过留美学人群体来实现对更广泛的中国民众的精神影响和展示其实际存在意义。但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华工教育场域中，居于实际主体地位的仍是留美学人。故此，我们要追问的是，现代留美学人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通过欧洲华工教育的经历，究竟得失何在呢？这其中所孕育的多重文化博弈化生的可能性究竟如何呢？而对于不同的参与者群体来说，这样一种侨易过程发生之后所形成的思想创生又是怎样的呢？尤其是，对于留美学人群体本身究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一，对于留美学人群体来说，通过这样一种实践性的社会工作经历，获得了多种可能和人生启迪。除一般意义的人生经验、资本获得等因素之外，这其中应特别关注的是，文化的碰撞和侨易的多元性。虽然就侨易学理论来看，只要发生了长距离的物质位移，就可能导致精神的深层变化。但这其中定量和变量的参数变化，仍然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就多元因素的侨易现象来看，留美学人与欧洲华工的关系，无疑具有相当“异元素”的侨易可能。譬如蒋廷黻在经历欧洲华工教育之后，1919年返美即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并且改换专业，由此前的奥伯林学院的文学学士改治史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者。对于留学生之选择大学和教授的思路与得失，蒋廷黻有相当精辟的分析：“留学生往往是羡慕有关大学中著名学者的名气才进那所大学的。中国学生进哥大（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笔者注）更是如此。”但问题则在于：“一个人欲想闻名全国就需要很长时间，欲想闻名世界需要更长的时间。待一个人驰誉国际时，往往已经过了他人生的巅峰。当外国学生前往受教时，他们已经落伍了。本国学生因为能够跟上时代发展，所以对教授的声望本身不甚注意。另一个理由也可证明教授声望不足以当作选择学校的标准。有时一个人选择一所国外的大学后，他才发现校中有许多伟大学者，他们的名字在国内时从未听到过。我们认为这是可喜而偶然的发现。”这里揭示的悖论值得关注，即择师的目的性追求与实际选择往往背道而驰。蒋廷黻自己日后卓然成为大家，与这样一种早期华工教育经历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追问。他的情况代表了大部分未直接延续华工教育模式的留美学人的人生轨迹，但我相信，这样一种关联性是必然存在的。
第二，留美学人与华工教育互动性的结构功用值得关注。一方面，华工群体确实从作为教师的留美学人那里获得了知识的启蒙；但另一方面，留美学人本身确实也从自己的教育活动中深受教育，譬如说留美学人的华工教育历程并非简单的“为人师”这么简单，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单向道”，这一点在傅葆琛（1893—1984）的回忆中充分体现出来：
华工教育不只是华工的教育，也是为华工办教育的人的教育。我没有到法国办华工教育之前，只晓得我自己的教育要紧，既到法国之后，才晓得别人的教育比我的教育更要紧。我的教育，不应当是我自己的，乃是为别人的。我受了教育，才可以帮助许多人也受教育。……华工是我国民众的一部分，是我国缺乏教育、缺乏生计的民众，而为人做奴隶牛马、漂流海外的一部分。所以因华工教育而联想以中国全部民众的教育问题，乃是极其自然、极合逻辑的事。
作为教师身份的傅葆琛，意识到“教育”在社会整体场域和人生发展中的巨大调节器功能，乃至于坦率地承认在“自身教育”与“他人教育”之间有个孰轻孰重的问题，颇为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华工教育并不仅是一个可以就事论事的某个具体社会阶层的问题，而能将其与中国社会的整体阶层利益关系和教育功能挂起钩来。因为正如晏阳初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所谓‘下流者’，并非禀赋与那些自命‘上流’的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不过机会耳。那社会所谓‘下流’失学之人，如早受同等的机会，他们又怎会不‘上流’呢？”他这里所指出的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值得重视。“上流——下流”的二元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而是可能相互转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调节器是教育。事实上，在李石曾早年创办的豆腐公司中，就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当初参加豆腐公司工人学校的李广安、齐致等均在李石曾扶持下出人头地，李广安曾任北平市公用局局长；齐致则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
第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乃是产生了晏阳初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他开辟了完全崭新的一种事业可能，尤其是在现代中国语境里，他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价值标准的“平民教育事业”，其模式和思路完全启迪于“欧战华工教育”。由此而确立了中国于现代世界的社会公益事业中的地位，其贡献极其重大。出现了这样大成性的人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要知道，华工赴法的动机是非常原始而素朴的：
（1）因失业谋生乏术，只求有饭之处，不论远近；（2）因英、法工资较本国为优，且有安家费、服装费等特殊待遇；（3）因天灾匪患，不能安居乐业，借此机会，出外避难；（4）因家庭不和，负气远行；（5）因负债和犯罪，惧人索捕，逃走海外；（6）因羡慕泰西文化，欲往游而又限于经济，由此机缘，正可假做工之名，行出洋之实；（7）因素具冒险精神，好奇的心理，此行恰偿夙愿。
恰是在这样一种非常拙朴的华工诉求基础之上，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学人进而开辟出极为宏大的“平民教育”事业。这实在是惊人的成就。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留欧学人的代表人物就可以更彰显这点，蔡元培作为教育与学术领袖，其关心重点不在于此也就不说了；而张静江偏重于经济、吴稚晖侧重于思想，也都不予苛求。可李石曾却是个热心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大人物，更不用说他在法国场域具有常人远无法相比的优势和资源，终其一生虽奔波忙碌、名声卓著，但就事功之实质而言，远无晏阳初之成功。至于谈到务实、敬业、执著、理念诸端，更显出彼此间的差距。而晏阳初、傅葆琛、傅若愚等人之所以能“青出于蓝”，并为后世史家所认知，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也与其留学美国、接受美国文化观念之影响密切相关。或许，仅凭如此业绩“一比高下”的方法也并不是什么好办法，毕竟人各有所长，也各有其所生存的时代与语境的制约，但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限制条件之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对民众、对事业的承担和执著的精神。这并非毫不重要。
总体来说，以李石曾、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上代留欧学人，选择了一种积极倡导而适当介入的态度，掀起了华工教育的最初具备主体性的风潮；而由基督教青年会推动而来的留美学人群体，则因“无心插柳”反而得到了日后中国“平民教育”的“繁柳成荫”。而以周恩来、赵世炎等为代表的下代留欧学人，则发展出了另类路径，作为勤工俭学生的代表，他们与华工阶层产生了更为深度的“亲密接触”，但这已经逸出了所谓“华工教育”的范畴，而更多地归入到政治史发展的路径。这也正是我们要在第七章中详细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