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出使异国第一人，郭嵩焘（1818—1891）自然值得记述。不过，郭氏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却绝非一“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可以概括。当其受命之后，时议嚣然尘上，谓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如此攻击一位即将出行的使臣，固然足见晚清保守势力的强大，但其中的原因也确实值得深究，而其时的历史背景则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郭氏1880年8月17日作诗云：
舟出海浪滔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
汪荣祖论“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直言不讳地谓之为“走向世界的挫折”；同样是谈论郭氏，钟叔河则称其为“孤独的先行者”。前者重在“挫折”，所在意的显然不仅是郭氏个人的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更系统地通过“一叶知秋”，来折射那个大时代风云下中国的前途命运；后者强调“孤独”，显然更看重郭嵩焘个体的感受与经历，则不乏知人论世的“同情之理解”。但不管是“就事论事”，还是有心“借题发挥”，都不可脱离郭氏本人在大时代波荡中的经历来孤立谈论。
汪荣祖在晚清历史中独独捻出一段“道咸同光”，以此为背景来讨论郭嵩焘，其实是别有用心的，更是在以郭嵩焘为引子来带出“道咸同光”此一大时代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咸同光”难以并列，以我的浅见，从“道咸”到“同光”，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英人东来，坚船利炮，洞开中国大门，割地赔款始之于道光帝。可叹的是，千年未有之巨变却并未能给当政者深刻教训，“师夷长技”之说也仅是停留在言说层面，1860年英法联军的侵入北京，固然被咸丰帝引为奇耻大辱，但这何尝不是统治者无能的最好注脚？应该说，从“道咸”至“同光”是一个转变的契机。
郭嵩焘所生存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应该说，郭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其经历曲折之原因固然有其生性（habitus）因素的种种制约，但“先知于时代”，有时终免不了一种悲情的结局。郭嵩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少年得志，中举之时尚未弱冠，而立之前已然金榜题名，日后更点中翰林，成为出身清华高贵的“天子门生”。他更与日后的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不但是同乡，又曾有共事之谊，为他日后的脱颖而出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基础。1877年出任使英大臣之际，他已近花甲之龄。而他之所以能被任命为首任晚清驻外公使，与他的知识储备和时代声名自然有关。郭嵩焘虽然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但他一生的主要经验，仍是在晚清官场之浮沉，在太平天国风起云涌之际，郭嵩焘得曾国藩、李鸿章的援引而进入政界，虽天分志向俱高，但因其性格刚毅，与官场现实往往格格不入，所谓“忽忽行年五十三，世情冷暖已深谙”或可表露其对人生命运的感慨。而他的基本主见，并不苟同于其时的洋务派官僚。早在1859年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批评：“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其时洋务运动已勃然有兴起之势，曾国藩、李鸿章都被认为是领袖人物，而郭氏偏出此言，如果排除其中的场域因素和任性负气，则其眼光卓识值得认真对待。但郭氏生性过于清高，自谓“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故此，他以身许国家为择，有时难免有激越之言：“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这样一种过于自负的期许，虽然仅是在私函之中，但由此亦可见出其过度自负乃至骄傲的人品和性格，在西方这或许可被视作自信的标志，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枪打出头鸟”的社会里，以儒家的“温良恭俭让”，最容不得的就是这样一种“木秀于林”的姿态，故此“风必摧之”也就是事所必然了。所以，郭嵩焘的悲剧命运从一开始似乎就是注定了。以曾国藩这样一个能达致“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的大人物，尚戒慎戒惧，始终抱有“功成而退”的心态，且最终在天津教案中“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更何况一介儒生如郭嵩焘？他又怎能不在时代的风云如潮中如穿荆棘，举步维艰？
实事求是地说，郭嵩焘确实有眼光，他在当时就很深刻地意识到“船坚炮利”并非西方富强之根本，而主张：“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这大致是知人论世之意，虽然还没有追问到文化层面，但至少远超出了就事论事的器物表象而追问到制度问题。而其时能意识到这样的深度者，又有几人？郭氏之曲高和寡，自也可以想见。可遗憾的是，1863年郭氏出任署理广东巡抚，后为总督瑞麟所密疏劾黜，此后竟家居八年之久，而此正当一生中之黄金年华，可见体制容人的有限性。但只要是金子总会发光，随着时代风云之激荡，对涉外人才之需求被迫切提上日程，时掌军机的恭亲王奕？、大学士文祥联名举荐郭氏，乃重被任用。
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这首先意味着他进入了清廷外交事务高层。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此之际，他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这不但意味着他个人生命的重大转折，对现代中国转型的整体历程来说也至关重要。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就曾说过，中国当务之急即为“在西方主要国家设立永久使团”。我们要理解的是，清廷首次驻外公使的派遣，是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别语境的。作为19世纪西方首席强权的英国，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居于霸主地位，其在华扩张也与其世界霸权地位相合。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英国挑起的，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或维护帝国尊严，还不如说是为了其作为世界强权的永久性利益准则。而郭氏出使的直接起因乃由于1876年发生的马嘉理（Margary， Augustus Raymond，1846—1875）案，也即英国事件。
郭嵩焘在国难危急之际出任首任驻外公使，其心态相当复杂。1876年10月31日，郭嵩焘保举随员，慈禧乃召对之。稍后于11月10日启程赴英，此时的郭嵩焘，已是近花甲之年，所谓“君归皓首吾方出，此意凭谁一笑参？”其中透露的个体命运与国家兴衰的感叹，也就只能是“如鱼冷暖，饮水自知”了。
中国之向国外派遣使臣，乃是一直为世界所关注的大事。按理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已在华设立使馆，依平等原则，中国也应在西方各国设立使馆。但出于老大帝国的“唯我独尊”和自身传统价值观，清廷始终不能迈出此步。可高层政治精英已逐渐意识到其必要性，如掌管总理衙门的文祥等人已阅读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公法》，并强调遣使出欧当以此为准则。其中既有出于对西方国家要求的适当回应，也有相应的妥协性安排。譬如1867年（同治六年），清廷曾派蒲安臣（Burlingame， Anson，1820—1870）任“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此君乃美国即将卸任之外交官，以外人为使节，这实在是极为罕见之事。实际上，由于各种必然与偶然原因，如蒲安臣之死于旅途（1870年2月23日卒于访问最后一国俄国的圣彼得堡），这项外交努力并不成功，但“东西方走到一起，蒲安臣使团确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之后，崇厚使团被派遣到法国道歉，兼往欧洲游历，庆常、张德彝等人随行。在丁韪良的回忆中，崇厚有这样的欧游观感：“法国依然强大，‘一只受伤的老虎，不可儿戏’。他所看到的法国的强大只能使得他和他的同胞认为德国更加强大，自那以后，他们对德国毕恭毕敬，崇拜有加。”
而1876年的郭嵩焘使英，则乃水到渠成的结果。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廷对海外设置使团之反应虽有迟迟之误，但大势所趋却也难以阻挡。此举与其说是清廷之主动应对，不如说是世界秩序的主导大国意欲迫使中国“入化”的手段，即借助云南“马嘉理案”而促成中国加入国际外交体系的尝试。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Wade， Thomas Francis，1818—1895），乃是一个中外关系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在“马嘉理案”上他纵横捭阖，为英国攫取了很多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首任驻英（驻外）公使的派遣，他也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的要求是清廷派员赴英通好谢罪，其初衷或许并非为中国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这符合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需要。威妥玛的良苦用心使人感慨，也可从中知道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向外迈出的每一步，又是多么艰难。而郭嵩焘在出使之前，也通过努力博得了作为英国对华重要人物的赫德、威妥玛的好感与支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遣使的过程中，从蒲安臣使团到崇厚使团，再到郭嵩焘使团，最终将协约、赔罪归之为常驻，乃有其内部发展的逻辑规律可循。从最初的依托外人主持——“投石问路”的临时性使团到终于启用自家大臣的常驻性使团，间隔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跨越的思想上的距离却着实不小。而郭嵩焘使英团队之中，除夫人梁氏、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1837—1896）等之外，尚有翻译两人，即德明（张德彝），凤仪，随员三人，即刘弗翊、张斯栒、姚岳望，此外尚有武弁七人，跟役十余人。另有英人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1833—1906，字清臣），禧在明（Hilleir， W。C。）二人。尤其是马格里通中文，其乃李鸿章的淮军的洋教习，他相当彰显英国色彩，不但刻意将使团的海船由法国邮轮改为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而且将行程设计为上海——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直布罗陀——英国南汉普顿港，一路多乃大不列颠领地。
一路海行五十日，自1876年12月2日晚出发，郭氏使团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南汉普顿港（Southhampton）。中国总税务司英人赫德（Hart， Robert，1835—1911）、中国海关驻英代表英人金登干（Campbell， James Duncan，1833—1907）、禧在明等在港迎接，并随即乘火车前往伦敦。之后使团换马车抵达驻英使馆官邸，即由金登干代租的波克伦伯里斯（Portland Place）45号。
由于郭氏使英时间甚短，再加上此后要兼使法之任，其更是两地奔波。故此，他于两国深入了解的机会和可能其实也很受限制，但好在事在人为，关键仍在于当事者自己是否有积极主动的求知欲望和自我期许。郭嵩焘是个有心人，也是个有见地、有担当和勤奋、尽职的高级外交官，他给我们留下的使西日记就是最好的见证。
郭嵩焘的西学知识域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他深入思考和系统学习，那么，其渠道主要有三：
一是与早期中国西学传播者的交谊。郭嵩焘当初在上海任职李鸿章幕中时，就与冯桂芬（1809—1874）等颇有交谊，彼此不仅谈国学源流，而且会涉及西学问题，所谓“敬翁又见示所著《校邠庐抗议》廿二篇，较王子寿枢言为能徵实言之”。《校邠庐抗议》乃清季之西学名著，虽还谈不上对西学的全面认知，但毕竟是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著作之一，它力驳其时甚嚣尘上的守旧之论，强调“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主张“法苟不善，虽圣人吾弃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所谓“始则师而德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采西学议》一篇则更进一步地提出具体的学习措施建议。与这样一类领先于时代的知识精英的交谊，必然会进一步加深郭氏对西学的了解以及触发其思考。
二是考察西方在华机构并与在华西人交往（主要是传教士、外交官）。譬如他在上海候轮出洋之际，除了各种应酬之外，就专门参观了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Fryer， John，1839—1928）所主持的格致书院（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早期由传教士开办的各类教育与出版机构，不仅造就了口岸知识分子的诞生，而且为官员之接触西学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知识之窗。至于像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1845—1919）之流更是积极地试图介入中国的政治场域，其主要手段就是运用西学知识杠杆，通过编译印行书刊等方式来影响中国的高层官员。那样一种交往就更不用说了。
三是由读书而达致。求知的最好且有效方式，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读书。“耳学口学”有时虽可立竿见影，但毕竟不是求学之正宗。当然，还不能要求郭嵩焘这样的人物已可通过外语直接阅读原著，就算外语无碍，书刊来源也是一个大问题。而彼时通过中外各类精英人物的努力，各类介绍西学的汉语书刊已提供了这种可能。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西学传播者逐渐出现，另一方面就是外国传教士的著译，后者以其综合优势，并在这波西学东渐过程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郭嵩焘至少应读过丁韪良主持的《中西闻见录》、《海国图志》等。
有这样事先积累的学养知识垫底，驻英行前的郭嵩焘即便不是“胸有成竹”，至少也还“踌躇满志”。毕竟，作为那一代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曾经开眼看世界，而且做了足够多的知识准备和积累工作。当此国家危难之际，他这位自诩“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者，若不出山，又该何人？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长期驻欧经历无疑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好、更近距离、更全面地认知西方的大好机遇。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称郭嵩焘是清代走向世界的前驱者当不过分。而也正是由于其清王朝驻英、法公使的身份，郭嵩焘与近代留学生的渊源才得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