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概述范仲淹在边疆时是如何识才、育才、用才、荐才，以及护才的，以致他的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得到贯彻实施，取得了戍边的成功。
关健词：范公戍边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戍边成功
范仲淹戍边取得成功的原因，一在于实施了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二在于惟才是举，知人善任。
范仲淹深知人才的重要。他在《奏杜杞等充馆职》一文中说：“臣闻书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义。盖天下治乱系之于人，得人则治，失人则乱，故先王尽心焉。”他还撰写了《任官惟贤材赋》及《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在后面的赋中说：“舍地得贤兮，邦基以立；失贤有地兮，国难随兴。”所以他认为“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他表示“盖将尽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务。”（《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
他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不仅贯穿于他的一生，在他戍边时也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
识才。范仲淹独具慧眼，善于识人。他在不到三年的戍边时间内，对麾下的将官的才力及特点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他在《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中，按二个等级，列荐了十六位将领，对他们的能力给出了正确的评语。如他说“鄜延路部署王信，忠勇敢战，身先士卒。”“环庆路钤辖范全，武力过人，临战有勇。”“知保安州军刘拯，有机智胆勇，性亦沉审。”“泾原路都监许迁，训练严整，能得众情。”等等。他在《奏乞酬张信》一文中，盛赞环庆路教押军阵、奉职张信“其人气豪胆勇，武力过人，为一时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见其比。”特别是他对葛怀敏的认识，虽然葛怀敏已经是鄜延路副都部署，但范仲淹认为他“猾懦不知兵”，“猾”，狡诈；“懦”软弱，懦夫。既然是一个狡诈、胆小又不懂军事的人，岂能重用？但朝廷未听范仲淹的意见，先将葛怀敏调往泾原路任职，又于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令葛怀敏为统帅，与西夏军战于定川寨，兵败身死，损师九千人，应验了范仲淹对葛怀敏的看法，不过这个应验代价实在太大了。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州求见范仲淹，要求投笔从戎，为国效力。范仲淹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仔细观察这位素昧平生的青年，又与他略谈几句，倾刻间便断定他是一位足担大任、器识宏远的儒者，反责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然后将孔子的《中庸》交给他，勉励他承担起维系名教的重责。这位青年就是后来的大理学家张载。范仲淹如果不是独具识人的慧眼，是不会做到这一点的，而张载也将因此终身沉沦于部队行伍之中了。
育才。狄青是一员勇将，“每临阵，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经略判官，与青谈兵，善之，荐于副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才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狄青后来功业显赫，成为一代名将，这与范仲淹的识拔与培养不无关系。不仅范仲淹对狄青关心备至，而且也对其他具有前途的将士重视培养。他在《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云：“臣窃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则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逐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挑选识文字的有机智武勇、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马，讨论胜策。”范仲淹在军中提倡讲学，将军队学校化了，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将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用才。种世衡在修建青涧城时立了大功，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善待羌人，“属羌爱服，皆愿效死。”这是位不可多得的边防人才。已是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庆州知州的范仲淹三次上奏朝廷，要求调种世衡知环州，最后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种世衡到了环州知州的任上，入羌寨，“抚以恩意如青涧焉”；又派兵攻灭了“其僭受伪署如兀二族者，百余帐咸股傈请命，纳其所得文券、袍带。”恩威并施，“由是属羌无复敢贰”。他又安排各属羌修建烽火台，教习当地人练习射箭。“繇是缘边诸城，独环不求增兵，不烦益粮，而武力自振。夏戎闻属羌不可诱，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无日不备。乃不复以环为意。”（范仲淹《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任用了一个种世衡，就守着了庆州西北的大通道，可抵几万兵。他又奏请原准备任泾州知州的蒋偕改任原州知州。他认为泾州是“近里节镇，原州是极边小郡”，应将具有才干的蒋偕放在前沿阵地来发挥他的作用（《再奏乞蒋偕转官知原州》）。其后，他又指示环州的种世衡、原州的蒋偕合兵一处，修建了细腰城，隔断了西夏与属羌敏珠儿、灭臧等二族的联系，“则二族自安，而环州、镇戍等处径路通彻，可无忧矣。”（范仲淹《请城细腰、葫芦泉奏》）
荐才。凡是戍边有功的将士、官员，范仲淹联合韩琦，都给以举荐。宁州通判、着作佐郎张去惑，“素有时材，不避艰苦。昨庆州修大顺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惧，却求中辍。遂差张去惑往彼劝谕将佐，昼夜兴功，众乃同心，方能集事。兼于宁州专管修城，或创修山城，功料浩瀚，并以了毕，防城战具皆精办。”由于他助修大顺城有功，又有修城的才能，范仲淹举荐他“充陕西转运判官”。同时举荐的还有许元。他“才力精干，达于时务”，而且专长经营财利，所以范仲淹举荐他“差充江淮制置发运判官”。任用他“必能减省冗费，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军国。”特别是他还敢于举荐有过之人。延州青涧城兵马监押、侍禁马怀德，曾经因为漏放了西夏兵马而被降职，但考虑到他“有武勇心力”，便留在了边防上使用。“自后掩杀蕃贼，破荡族帐，累度得功，只是转一资酬奖。”范仲淹认为“其人实堪充将佐，部领军马，御扞边防。”因此，他举荐马怀德“转阁门祗候，充延州青涧城都监。”范仲淹在许多荐举奏章上，都写明“若不如所举，臣等甘当同罪”字样，可见他的荐才，首先确信此人有才、有功，他所荐举的官职此人必能胜任，其次也表现出了他认真负责到底的决心。
护才。范仲淹非常爱惜人才，当人才遭遇诬陷，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都挺身而出给予援救。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滕宗谅了。宋军在定川寨战败，西夏兵入侵到渭州一带，泾川危急，作为知州的滕宗谅采取了许多得力措施，稳定了军心、民心。可见滕宗谅“当仓卒之时，有此才力，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奏雪滕宗谅张亢》），才上书朝廷，举荐他接任自己调离后的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兼庆州知州的职务。但像这样有才干的人却受到郑戬、梁坚、王拱承等人的诬陷与攻讦。范仲淹义愤填膺，三次上书朝廷，为滕宗谅、张亢以及受牵连的种世衡、狄青辨诬，并提出与他们共进退的意见，表现了他敢于爱才、护才的勇气。高怀德、石元孙等将领都是被西夏俘虏后放回之人，对这些人的使用颇有争议。范仲淹出于爱惜，认为这些将领多年服役边关，立有战功，虽然在将弱兵寡时经力战而被俘，被俘后，并未降敌，一心向宋。在他们被放归宋朝后，建议朝廷应正确对待他们，予以信任，给以重用。
范仲淹的才干，朝野有目共睹。但他不以此为傲，而对其他有才干之人，做到了慧眼识拔、热心培育、大胆使用、以功举荐、精心爱护，这不但反映出他的宽大胸怀，而且与他的“先忧后乐”的思想不无关系。
一、深知人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范仲淹在《选任贤能论》一文的开头就提出：“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他在《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中还说：“臣闻国家求治，莫先于擢才，臣之纳忠，无重于举善。”他在戍边的实践中，更加了解到人才的重要。他在《奏乞拣沿边年高病患军员》一文中说：“臣等窃见用兵之处，诸军内若有指挥使员僚得力，则不唯训练齐整，兼临阵之时，各能将领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员不甚得力，则向下兵士例各骄堕，不受指踪，多致退败。显是军气强弱，系于将校。”因此，他为了忧民忠君，更好地防御西夏的入侵，“是故每孜孜于仄席，忧在进焉，俾济济以盈庭，野无遗矣。”而且对于识拔的人才，力争做到“度其才而后用，授其政而必当。上以见知人之道，下以见称职之方。亦如大厦构兴，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利器而允臧。”（以上见《任官惟贤材赋》）
二、宋夏边疆上的实际更使他求贤若渴。他在《奏乞督责管军臣僚举智勇之人》中说：“臣窃见边上将帅常患少人。”而且现有的将士懦弱无能，缺乏谋略。他在《答安抚王内翰书》中说：“奈何将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门地，巧于结托，以取虚名；或出军班，昧于韬钤，以致败事。”他来到延州任上看到的是“今延安兵马二万六千，患训练未精，将帅无谋，向以数路贼来之势，何策以待，皆不知所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为忧也。”（《上吕相公书》）“不惟战将乏人，其知州、知军并驻泊都监、大寨寨主，常要有心力人勾当，方可主兵马，安缉蕃部，严治城寨，体探事机。今来诸路提点刑狱多占却心力使臣，或边上仓猝要人，终是怯惧，不堪任使。”（《奏乞减武臣充提刑及令枢密院三班选人进呈》）鉴于如此缺乏人才的状况，何以应敌？但范仲淹还认识到：“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奏乞督责管军臣僚举智勇之人》）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选人制度不当，缺乏破格的提拔，致使许多人才被埋没。因此，范仲淹不但自己在边关上以身作则，积极识拔人才，而且上书建议：“伏望圣慈专督管军臣僚等，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以将校长行，或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所贵诸路渐次得人，不致频有那移，免使戎狄谓大国乏才，愈增骄气。况西北二方，将帅之阙实非细事，乞国家常为预备，早加迁擢。”（《奏乞督责管军臣僚举智勇之人》）他还建议，将边防官员的磨勘期限由五年改为三年。（《奏乞将边任官员三年满日乞特转一资》）
三、人才不为我用必为敌用。《田昼承君集》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张元、吴吴，姚嗣宗三人，都是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他们羞于自荐，请人将一块大石头拉到路边，刻诗于其上，希望韩琦或范仲淹二帅能够看到，重用他们。但这块石头韩、范二人并未见到。张元、吴昊二人便北走宁夏，投靠赵元昊。范仲淹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去追，但未追上，只找到了姚嗣宗，立即将他聘为顾问，安排到了幕下。而张元、吴吴到了西夏，受到赵元昊的礼遇，重用为谋士。此后，宋夏连兵祸接达十余年，宋夏均搞得精疲力竭，都是二人所为。二人去了西夏，他们的家属还留在宋王朝境内。西夏派间谍伪造了皇帝的诏书，将他们的家属接往西夏，到了西夏边境上，赵元昊命令鼓乐相迎。看到西夏人对人才如此优待，宋王朝边关上的将帅才知道人才的重要。留下来的姚嗣宗，在范仲淹的军帐中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先被任为环州军事判官、监庆州粮料院，而且又上奏朝廷，说他“策试方略，考在优等，效官边郡，不避险阻。文笔奇峭，有古人风格，兼通经术，宜置国庠。”举荐他充任学官。
四、“报国为民”的大志使他唯才是举。范仲淹来到宋夏边界上，但见这里“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弊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虎，竟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士为之扼腕。”（《答赵元昊书》）他在《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中说得更清楚：“自西事以来，延安东路、北路，官军伤折万余人；并金明、承平诸寨杀虏过蕃部万余户，约四五万口；及麟府丧陷，镇戎三败，杀者伤者前后仅二十万人矣。死者为鱼肉，生者为犬羊，臣仰测陛下之心必大震动。”面对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他痛心疾首，决心制止战争，缔结和平。他在洞察了宋夏的优劣、权衡了各方面利弊后，制订出了和守的守边方略。要执行这个“保国为民”的方略，就必须网络一批卓越人才来实施。范仲淹最痛恨用人上的任人为亲，他在朝堂上出示由他绘制的“百官图”，揭发丞相吕夷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卑劣行径，竭力反对这种做法，坚持唯才是举。在他举荐的人中，有选之于低层的军官，如狄青、张信；有起于“草泽”的平民，如姚嗣宗、雷简夫；有来之于边界上的属羌，如范全、赵明。只要他们有胆识、有勇力、有谋略，他一视同仁，一一举荐。他是一名真正的“伯乐”。但就是未举荐因抢修大顺城而立了大功的他的儿子范纯佑。在他举荐许元时，不但指出许元“智识通敏，可干财赋，”而且还说他“复能爱民，不为侵刻。”可见，他举荐是以有德为前提的，这也符合于他的“爱民”的思想。
范仲淹正确的用人方略也赢得了戍边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