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神宗熙宁七年、范文正公二子范纯仁知庆州时，重修了范文正公祠堂。八年二月工将毕，范纯仁撰《修文正祠堂祭文》，并在祭典上宣读曰：
维熙宁八年岁次己卯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嗣子朝奉郎、守尚书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知庆州军州兼权发遣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范某，谨以清酌时果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太师令文正公之灵：某蒙赖贻谋，获践世职。瞻仰祠貌，衰荣交心。唯是塑绘弗工，群情未厌；爰加修缮，以传无穷。仿佛慈颜，不任永幕。尚飨！（《范忠宣公集》卷十一）
在宋哲宗元韦占三年（1088年），范仲淹的第四子范纯粹接替其兄范纯仁职务知庆州。在这年，他重修了庆州帅府，并在帅府的东北隅，新建了用于饮宴和休息的公堂，名为“江汉堂”。九月份工竣，由宣德郎、秘书省正字钜野人晁补之作记，写了一篇《庆州新修帅府记》，对范仲淹父子三人在庆州的功绩进行了赞扬。文中说：
先是，文正公与今右丞相，父子帅庆，皆有恩德在庆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给事中召自庆且大用矣。朝廷既难其代，而谋庆人之所安者，于是朝散郎、直龙图阁范公自京东转运使擢环庆路经略使知庆州。诏曰：“尔尚无忘尔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尝使陕西，摄帅事，庆人父老闻公来，成贺，未至而其心已安之。虽其宿将悍士，以公家世声名惠泽与其所施设，素信于心，皆拱手待令，爰行而威不试。于时朝廷方宽征役，民复田亩，岁屡登，虏刍牧相望。公戒边吏，姑谨备，得谍者，劳遣之，使语其酋曰：“尔无犯我，我不侵尔毫发。”虏不敢动。民既不见公有所为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政成而无事矣。
此文就范仲淹父子三人对庆民的功德，总的先概括一句，其后重点说明范纯粹是在其父兄功德的光环照耀下来庆州任知州的。他按照其父兄在庆州任上的做法，以守土保民为己任，无为而治，使庆州人民安居乐业，享太平之福。在这种环境下，他组织人力，重修了帅府，新建了江汉堂。在范仲淹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时，因帅府破旧狭小，“殆不是称连帅之居”，曾计划大修，但因故未能如愿。到了范纯仁第一次知庆州时，将帅府整修了一半，被调徙而停工；第二次知庆州时间较短，也未实施。所以，这次范纯粹大修帅府，是继承了父兄的遗志而兴工的。他说：“居室苟美，谓施诸家也，至官府所以临人听治、布礼而出威者，虽一邑必饬，况连帅治哉。”就是说，作为住室好与不好，那是住家的，无所谓，但作为接待百姓来访、出礼布教而宣示威严的地方，虽然是一县一府的治所，绝不能马虎，要整治好，何况是知州衙门兼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的帅府呢？文中在讲述了范纯粹修帅府和建江汉堂的想法和过程后，又对范氏父子在庆州的功德进行了概述：
尝论公之父子兄弟，其谟谋才业，固足以相望于前后矣，而其一时措置，务以便事，岂能必同，而庆人皆安之，何哉？窃以谓文正公当康定初，元昊叛扰边，中国应敌无宁岁，既城大顺、葫芦，而役使其大族明珠、灭臧等，储蓄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遂欲弱贼，更有远略之意。丞相当熙宁、元丰中，洮泯用师诸边，屡深入斥地矣，重虚内事外，则力不堪，故丞相务镇静，意不在远略。上既专以德怀四夷，为长久虑，如前诏书约束，顾边备不可撤。得帅如龙图公，平居第劝课抚循，举其废事，和辑其内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战，然敌至亦不敢侮。樽俎谈笑，宾醉而乐撤，人或不见其所遣，已而成功如此，然后可以待机会制仓卒。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虽各因时有缓急，不能无异，而庆人享其利则同，其皆安之，岂不以此哉。
在这段文字中，笔者概述了范公父子三人在庆州因形势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施政方略，但取得的效果是相同的，这就是庆人“皆安之”。
为什么要将新建的公堂名之为“江汉堂”呢？文中引用《诗经》中“江汉”一诗的诗句来比拟范氏父子好似周代的召公，扶佐周王治理天下。文中说：“尝试以江汉名堂，叙公为政本末而刻之。”诚然，这篇《庆州新修帅府记》尽管重点是赞颂范纯粹的，但文中又说明范纯粹是在其父兄治庆的基础上施政的，所以这篇碑记也不失为范仲淹的功德碑。
随着岁月的更替，范文正公祠堂记碑年久剥落，又在宋哲宗绍圣年间，由庆州的知州穆衍在范文正公祠堂新立一通《范文正公真赞》碑。文曰：
英英如神，岩岩如山，仁艾道德，盎于颜闻。
大忠皋夔，元功方召，以赞中枢，以尊严庙。
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肃是虔，不倾不骞。
维庆有祠，邦民瞻思，庆山可夷，兹堂巍巍。
到了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庆帅宇文虚中重修了范文正公祠堂，并上奏朝廷，宋徽宗下诏将“范文正公祠”改为“忠烈庙”，亲手赐写了匾额。庙内刻有范仲淹的画像。大金入侵，庆阳沦陷，“忠烈庙”匾额与庙内的范仲淹刻像被范仲淹后辈孙子临摹后转移到了苏州天平山范氏祖茔内。
时光略过大金、元朝，到了明代。在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巡抚陕西钧阳马文升在庆阳府城（原庆州城）内的南大街，重建了范文正公祠堂。在祠堂内增祀了与范仲淹同时代的魏国公韩琦，故改范文正公祠堂为“范韩二公祠堂”。马文升还亲自撰写了碑文。碑文开头说：“生丽为名将相，殁而载在信史，使人仰慕于无穷，或血食于千百年之后而不已者，必其有大功德于生民社稷，夫岂偶然哉！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宋之范文正、韩忠献二公乎？”接着文中历述了范文正公和韩忠献公防御西夏的功绩。文中说：“后二公俱为宰辅，其精忠大节，丰功伟绩，载在史册，昭然可考。惜乎文正公未罄先忧后乐之志而卒。当时民仰公之德，故于鄜延、环庆皆建祠以祀之。宣和中，经略使宇文虚中奏公有大功，今庆州有公祠，合古有功于民以死勤事之法，乞赐祠额，诏赐为忠烈。历金元至今，其祠不知毁于何时？”这句话说明了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环庆路经略使字文虚中上奏朝廷，由宋徽宗下诏赐庆州范公祠堂匾额：“忠烈”二字，以示对范仲淹的褒奖。“忠烈”二字得赐始于庆阳，马文升在碑文中作了肯定。
忠献公韩琦并未在庆州任过职。马文升为什么要将他与范文正公合祀呢？马文升写到：“或谓文正公与忠献公共事关中，功业榴等，今民建范之祠而不及韩者，岂韩不及范耶？予曰：是大不然。范与韩俱驻节泾州，韩兼秦凤，范兼环庆，在庆之日久，而民之爱之者深，又殁于韩公之先，非以范之功德有大过于韩也。不然，天下后世称宋相关中功业之盛者，必日韩范。今合而祀之，夫岂不宜？逢掖之士登斯堂，拜二公之像者，忠君爱国之心，岂有不油然而兴耶。予素慕古人者，于二公慕之为尤切，故不辞而为之记。”
此碑犹存，现保护于庆城县历史博物馆之中。
根据《庆阳金石记》记载：在旧文庙大门墙基下，见有《重修范韩二公祠堂记碑》一通，但全文不可见。首略云：“余谈史知古今一代人才之盛，莫昌于宋，其见功业之（缺）范文正韩忠献二公，（缺）贞亮节，出入将相，身系（缺），无不知有二公，非（缺）后口所向往也。（缺）”云云。此碑是什么时候刻立的，“范韩二公祠堂”是什么时候重修的，已不可知，仅知在明成化年间至明末，范韩二公祠堂至少重修过一次，此残碑就是重修时刻立的。
到了清康熙九年，由庆阳府知府王文绅倡议并主持，又对“范韩二公祠堂”进行了重修。此次重修始于康熙八年十月份，竣工于康熙九年八月，将近一年时间，可见工程之大。工竣后，由临汾知县、庆阳人杜景元撰写了碑文。碑文开头说：“功名而兼将相，仕宦而有功德于社稷民生者，此古今不易得，而贤人君子之所乐为表扬，历千百年如一日也。庆郡故有范韩祠，春秋祀之，崇报功也。频经兵燹，其他神宇庙貌，付诸灰焰，委为圩埚者，比比皆是。兹堂构犹存，瞻依无恙，岂非忠义在人心，岿然为鲁灵光之不可坏哉！然颓已甚矣，太守王公目击心伤，爰有修葺之志。”经过多次战乱，特别是明末的战乱，多数庙寺均已毁坏，而像范韩二公祠堂框架不倒，依然有人瞻仰奉祀，联想起范仲淹在庆州北城门上修建的镇朔楼上的梁栋至今犹存，真所谓“岂非忠义在人心，岿然为鲁灵光之不可坏哉！”
杜景元在文中说：“当日文正在庆州，忠献在延州（应是泾州），系各有祠，而今皆合而祀之，自明大司马马公文升始也。”他又说：“合而祀之宜也。况乎先忧后乐之言，与秋花晚节之句，其志同；筑城寨，严职守，其功同；寒心之谣，破胆之歌，其威名同。合而祀之，谁日不宜？”
清乾隆二十五年又重修了“范韩二公祠堂”。庆阳府知府赵本植不但主持了维修，而且赋诗一首。诗云：
一麾皆出守，那复念家山；
姓氏惊首虏，勋名震庆环；
丛祠秋树老，野戍暮云间；
往事今堪溯，经营想昔艰。
赵本植不仅在五言律诗中赞扬了范仲淹的功德，而且又挥笔书写了《景范堂偶笔》一文。“景范堂”是庆阳府署后堂，为明洪武年间庆阳府通判吴士英所建；嘉靖十七年知府袁淮重修，改名为“二范遗爱堂”；清顺治十年知府陈衷一又改为“犹兴堂”；在赵本植任知府时，将名称改回，曰“景范堂”。景者，高也、大也，为仰慕的意思。赵本植住在“景范堂”内，先回忆起自己的艰难仕途，后又庆幸自己得任范公仲淹曾建功立业的庆州郡守，就产生了向范公学习的情思。他说：“嗣补授庆阳，庆固范文正公所莅邦，后人缅溯之名其堂曰：景范。典型不远，益用淬厉。询民疾苦外，凡宜兴宜革与教化风俗所系者，咸整饬而条布之，毁誉是非皆不问，与向者未尝有二心也。或谓责愈重者报称愈难，观文正当日，扞御牧圉，回翔政府，勋盖天壤矣。考其扬历中外数十年中，受宠辱而不惊，涉夷险而不改，其性情之笃挚，有大过乎人者。若材效一官。智效一邑，方汲汲焉虻负之，是思而谓五将以求塞夫无涯之责也，不亦浅陋寡当乎？”
历述庆州建范仲淹祠堂的始末，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庆州任职仅一年多的时间，在他活着的时候，已为他立生祠，在他去世后，本朝以及以后的朝代里仍新建或重修祠堂而不辍，他如没有非常的恩德于庆民，庆阳人民不会如此礼拜他的。在庆阳，历朝历代能够享受祭祀烟火的历史人物，除孔子、关羽外，就属范仲淹了。而前两位是将其神化了，是作为神来祭祀的，只有范仲淹是作为-个历史人物祭祀的，可见其人格的魅力。这也说明，只要您为庆阳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庆阳人民是永世不会忘记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