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底，朝廷颁诏，以知秦州韩琦为秦州观察使，知渭州王沿为泾州观察使，知延州庞籍为鄜州观察使，知庆州范仲淹为邠州观察使。
观察使为唐代的职官名，不设节度使的区域即设观察使，品级较高。到了唐末、五代时，观察使成为武职。宋沿唐制，但宋时观察使成为虚职。《宋史·兵志》云：“置诸州观察使，凡诸卫将军及使遥领者，资品并上本官叙，”邠州，即今陕西省彬县，当时归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司管辖。因范仲淹在庆州，遥领邠州，才有此任。虽然宋时的观察使为虚职，但俸禄较高，要高于知州或经略安抚招讨使，故朝廷为范仲淹等四人加任观察使一职，是想让他们享受更高的工资待遇，以酬这四人守边的辛劳。
这四人中，韩琦、王沿二人都受职无言，安享其禄，只有范仲淹与庞籍上表辞让。范仲淹不仅一次，而且三上其表，坚持不接受这种高规格的待遇。范仲淹辞让的理由有六：“一则失朝廷之重势，二则减议论之风采，三则发将佐之怒，四则鼓军旅之怨，五则取夷狄之轻，六则贻国家之患。”为什么会这样呢？范仲淹解释说：他和韩琦以龙图阁直学士这种朝廷内职出外为帅的，尚不失朝廷的威势，可以镇服手下将官，而观察使这种纯粹的外官、外帅就大不一样，失去了朝廷的威势；同时也把我们降于知制诰、待制之下，职务等同于或低于方荣，刘兴这些将领，我们如何统领他们？这是其一；作为朝廷内臣外放，仍然视为内臣，一旦朝廷下诏有不切合实际的问题发生，我们可以反复上表呈述自己意见，希望朝廷改正，这样就像在朝内议事一样没有忌讳、亲嫌之分；而成为外帅，就有了内外有别之分，谁敢区别是非、与朝廷抗论？过多强调自己意见，就会犯将帅骄亢之祸，这样无形中减少了反复讨论问题的风采，这是其二；我到边界上，经常教育各将佐实实在在做事，报效国家，“勿树虚声，妄求恩奖。”所以这一两年来，上奏边关情况“稍稍得实”。但西夏军力仍然强大，边关的形势仍然险恶，而我被朝廷三次升官，我都感到惭愧。在今后将以何面目教育将佐做实事、讲实效，再强调岂不惹将佐发怒？这是其三；我又听说：自古将帅与士卒同安乐、共忧患，才能将士一心，为国家所用。“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今天边兵吃的、用的比较粗少，几年了，兵士都没沾过肉味。有些军士身体十分赢弱，穿不起盔甲，偷着埋掉，逃了出去，有逃不远的，都被我捉回斩杀。我虽然心中不忍，但又不敢违法。像这种情况，当国家有难时，想让士卒与我同患难，为国家所用，那不是件难事吗？回想唐安禄山反叛时，河北三十余城降归于叛军，那不是打下来的，而是唐朝廷对士卒长期没有恩惠，到了危难时，他们必然劫持长官弃唐投降了安禄出。我每想这件事，感到寒心。同时，古代的高官，获得厚禄后，私养敢死之士，以防寇患。而今天的将士，国家有国库的粮食养着，有了功勋朝廷给以奖赏。“臣得千金之禄，千金之赐，”怎么敢用它去豢养敢死之士呢？丰厚的俸禄白白放在家中，被将士看见，产生不平之心，等待时机爆发。“尔臣恐此辈，一日仓卒，乘怒而发，劫长吏以应贼，不能为国家之用，而能为国家之患矣，此则鼓军旅之怨。”这是其四；我又听说：朝廷“内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我到边界后，羌人们都敬呼为“龙图老子。”他们这样传呼，但不了解龙图阁直学士的品级高下。而羌人中，小小的一个首领都给一个观察使、团练使之名。我如果接受了观察使这个职衔，岂不等同于他们的小首领，这样会被羌人轻视。这是其五；综合起来说，朝廷里这项任命，使得四路统帅失去了朝廷的威势，减少了讨论问题的风采，引发了将佐的愤怒，鼓动了军士的怨恨，又被羌人看轻，这会招置失败，为国家种下了后患，这六点是从国体方面讲的，所以，我上表坚持辞去这个职务。
经过范仲淹多次上表辞让，朝廷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还写了一篇《谢许让上观察使守旧官表》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从范仲淹反复辞让观察使的事件上我们看出，范仲淹的做事都以国家的利益为其出发点，并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不追求高官厚禄，自甘贫苦，就是强给他的厚禄，他也不要，这在历史的官场上是少有的。他的戍边，愿与将士们同甘共苦，正如他说的那样“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这样才取得了将士们的信任和敬佩，故将士们能为其所用，这也是他令羌人敬畏的根本。
范仲淹的三让观察使表值得大家解读，更值得那些贪官们去比照。
选译自范仲淹《让观察使第一表》、《第二表》、《第三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