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名字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名字的多元性，这里所说的多元性是指文化和语言两方面而言，即用阿拉伯语取名的取自《古兰经》的经名，用汉语取名的官名、小名和由东乡语和汉语组成的绰号。这三种不同风格，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功能的名字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取长补短，并趋向人名的多元一体化的格局，从而又派生出一些变异性的名字，如：姓氏（汉语）加经名（阿语），经名加汉字前后缀词，经名后加东乡语后缀词，绰号加姓氏，绰号加经名等，从而形成一种多元一体化的取名特征。这一点在经名的汉化现象和官名的产生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东乡族的经名实质上是一种源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最初用阿拉伯语，而后渗入一些汉语和东乡语成分的变异了的经名，东乡族经名发生变异的原因与汉语名字（官名）简短实用的取名风格和标准经名的一些不足和缺点无不相关，也可以说东乡族经名是吸取官名和标准经名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中国化、东乡族化、汉化了的经名。当然，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具体表现之一。另外，东乡族官名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出于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文化格局形成的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东乡族在形成过程及形成初期只有经名而无官名，它的产生发展的轨迹和过程是：经名——姓氏（东乡族的姓多源于经名）——姓名（姓氏加经名）——汉名（完全用汉字），东乡族的官名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化（汉化）程度更高更明显的名字。
2．简短明了化特征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述及了标准经名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是不足就是可供选择的名字太少，根本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另一个特征是音节太多，容易忘记。还有一个是标准经名用的是用阿拉伯语，普遍人民不知其含义和意思，容易产生讹传。为解决这些矛盾，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其它文化因素和人们的实际需要而将标准经名简短化、易记化、实用化，使之更加符合东乡族人民需要。如在东乡族人名中很难找到4个音节以上的名字，不管是经名、官名、小名、绰号，甚至在复合名里也很难找到。
东乡族人名中这一经名、官名、绰号、小名等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功能的名字交叉混合使用的现象，是东乡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潜移默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几种名字都有其各自不同的作用，也都有其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就使用范围及重视程度而言，经名最广最高，官名、绰号次之，小名最次。
二、东乡族马姓渊源
常言道：“十个回回九姓马”、“见了回回叫马哥”。此类常言俗语的广为流传说明了回回人中马姓人居多这一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回回人”也包括东乡族。实际上，马姓人在东乡族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之大比起汉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东乡族马姓的来源众多（汉、回、藏、蒙皆有之），成分复杂，时至今日，还处在发展衍变之中。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东乡族人民如此偏爱马姓，东乡族人口中马姓人居绝大多数这一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归纳起来，东乡族马姓的来源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无姓氏者取姓马
东乡族族源的主体部分中亚色目人、撒尔塔人，以及重要的支流蒙古人、中东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他们在定居东乡前及东乡族形成前后是没有姓氏的，他们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及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使用的是取自《古兰经》中的经名，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使用的是蒙古名，他们皆有名无姓。自元末明初东乡族形成后，这些中亚人、中东人、蒙古人纷纷开始仿效汉族的姓氏制度而给自己或给自己的家族取姓，取姓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马”作为其姓氏。归结起来，当时如此众多的人取“马”为姓，其动机可归结为以下几类：
1．因所居地名与马有关或相近而取姓马
此类马姓人的代表当属东乡县锁南镇马十里（元、明时期的文献中写为麻十里）村人，“马十里”是元代设在东乡地区的一个乡级行政建置（当时东乡共设九里），村人体质颇似蒙古人，说明此人及此村人极有可能是蒙古族人的后裔，但此村人现皆已姓马，究其原因，可能是蒙古族人皈依伊斯兰教后因“马”姓与麻十里村村名的第一个字“麻”相近似而取“马”为姓，甚至将村名的“麻”字改为“马”字了。其实，除马十里外，在东乡境内与马有关的村名还有十余个，如马场、马它豁岘等。其中仅马场村有七八个，这些村子的村民除个别村为妥姓外，其余各村人皆姓马，他们姓氏的来源与地名无不相关，而这种将地名中的字取为姓氏的现象在汉族地区是很常见的，如卫人多姓卫，郑人多姓郑等。
2．因尚马而取姓马
马作为一个性情温和的动物是颇受东乡族人民喜爱的。其实，在东乡族的形成前后，都曾与马结有不解之缘。一则是由于东乡族的先民撒尔塔是一个善经商的民族，而且以行商为主，在中世纪的经商活动中，马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商人爱马是理所当然的；二则是东乡族的先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蒙古“探马赤军”的官兵，且都是骑兵，骑兵爱马如同爱自己的生命，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三则是东乡族元末明初形成后，由于东乡地区处在明政府所设的河州茶马司的周边地带。因此，明代的茶马交易活动中，东乡族人民是积极参与者，养马、训马、买卖马亦成为当时东乡族人民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爱马之情当然会有增无减。因此，在当时的那种“尚马”氛围下，东乡族取姓时不能说没有受到它的影响。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因尚马而取马姓者在各个朝代都屡见不鲜。早在商代，汉族已有马姓，在汉代，匈奴人、羌人因尚马取“马”姓的现象时有发生，如马腾、马超的先辈据传是因尚马而取马为姓的羌人。因此，东乡族中因尚马而取“马”为姓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古代匈奴、羌人等民族尚马而取“马”为姓现象的延续。
3．因经名中有与马相近或相似的音节而取姓马。
东乡族和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一样，都有一个取自《古兰经》中的经名，在民间，经名的使用频率和受重视程度远高于官名，在经名的第一个音节中与马音相近或相似的名字有“马哈茂德”、“穆罕麦德”（从中变异衍生而来的经名有“马麦德”、“马哈麦”等）、“马立克”等。这几个经名是东乡族经名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几个经名。将经名中的第一个音节取为姓氏的现象在回族、东乡族中最比较普遍的，如赛、哈、麦、白、拜、穆、牟、牙等姓氏的来源皆与经名有关。因此，东乡族在取姓时因经名中有与“马”相近或相似的音节而取“马”为姓者亦为数不少。
4．因将马姓视作回姓的象征而取姓马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东乡族人中马姓人逐渐多了起来，并开始占居多数，久而久之，给很多人产生一种假象，就是很多人把“马”姓自觉不自觉地与回民的姓氏联系起，甚至等同起来，发展到后来便认为马姓就是回民姓氏的象征，以致于很多东乡族人乃至一些生活在东乡地区的汉民一听到马姓，便认定对方肯定是回民。因此，东乡族取姓较晚的人一般都取马为姓，甚至很多人受这种看法的影响而将原来的姓氏改为马姓。
5．随大流者
东乡族姓氏的产生，一方面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与官府打交道或方便官府的登记造册、纳粮赋税等，出于这种需要给自己取个官名，则先取姓。因此很多人在交粮纳税时发现周围的人多姓马，故自己也跟着别人姓马。随大流的现象在取姓时比较普遍，这一现象与东乡族人文化水平低下也有一定的关系。
（二）有姓氏者保留或改姓马
汉族人、回族人及部分藏族人是东乡族的源流之一，这些民族在融入东乡族之前大都有姓氏，在融入东乡族后，他们及其后裔大都保留了姓氏，其中在融入东乡族前姓马者大都保留了马姓，非马姓者，改为马姓者较普遍，因此东乡族的此类马姓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1．保留马姓者
（1）马姓汉族人
居住在东乡地区的马姓汉族人在信仰伊斯兰教后逐渐融入东乡族中，并保留和继续使用原来的姓氏——马，此类东乡族马姓来源的代表当属东乡唐汪川马巷村马氏家族。据马巷村人马如成保存的《洮河巴下寺马氏家谱》之“祖源志”载：
祖上马氏，汉末居蜀川巴中镇（分巴上、中、下），明洪武时期，皇策移民垦边，始祖（失讳）从巴下罗巷（今巴中县境）迁来陇西狄道（今临洮县）沙驿站（原洮沙县旧城）洮滨凤凰山前定居，时住地胡人，地广人稀。始祖生五子，岁久户旺。定居巴下寺者有大、二、三房，后增小二、小三房，为谋生计，部分乔迁他乡，大房牧垦白豁岘，二房西渡洮河马巷（后信仰了伊斯兰教）……
家谱中所载洮河马巷就是现在东乡族自治县唐汪乡的马巷村，村内现有住户百余户，村人至今仍使用与临洮马氏家族相同的辈龄字，并与之保持着淡淡的家族关系，如互称“当家”等。临洮马氏汉族西渡洮河定居马巷后，受周围东乡族的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并逐渐融入东乡族之中，但他们依旧保留了原有的姓氏——马。
（2）马姓回族
东乡族自元末明初形成以来，周围及外地回民因政治（回民起义）、经商、传教、逃难等原因迁居东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回民定居东乡后大都融入东乡族之中，其中有相当部分迁居者为马姓人。回族迁居东乡的情况在清同治后期产生过一个高峰期，当时，陕西、宁夏、陇东等地的回民起义被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先后镇压，起义幸存者为逃避清军的迫害而纷纷迁居当时尚处在河湟回民起义军控制的河州（包括东乡）等地，此后，河州回民起义军向清军投降。左宗棠遂在河州地区实行回汉分居政策，以洮河为界，河东为汉民居住区，河西为回、东乡族居住区，而居住在河东的回族受此政策的影响或迁居河西的河州（包括东乡）等地，或放弃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而被汉族同化。在迁居东乡的回族中，马姓人居多，他们融入东乡族后仍保留和使用了原来的姓氏——马。
2．改姓马
改姓现象在东乡地区较为普遍，改姓者有汉族人、藏族人、回族人，也有东乡族人。通常情况下汉族人、藏族人改信伊斯兰教后改姓者较多，或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如为了表示诚心皈依伊斯兰教，或为了表示与过去的信仰决裂，或是因将马姓视作回姓的象征等等。回族和东乡族改姓的现象比较少见，多是由于从母姓，从养父姓或养母姓等，在改姓时，无论汉、藏、回、东乡，总的趋势是非马姓者改马姓。下面试举二例汉族人和藏族人改信伊斯兰教后改姓马的例子。
例1．据传，元末明初阿拉伯传教士哈木则巴巴受当地人之邀定居东乡龙家山（现东乡县坪庄乡哈木则岭村），并在龙家山周围传播伊斯兰教教义，在哈木则巴巴的影响下，龙家山周围先后有八坊（亦有人称为八姓或八村）汉族人（其中有些村子人可能是藏族人）皈依伊斯兰教，这些汉族人改信伊斯兰教后逐渐融入东乡族之中，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仍保留了原来的姓，但其中的贾家村（距龙家山仅二里之遥）的贾姓汉族人改信伊斯兰教后改掉了原来的姓氏而改姓马，时至今日，贾家村已无贾姓人而只有马姓人了。
例2．东乡县汪家集村（亦有人称为汪集村）原名“汪百户”，此村来历极有可能与元末明初藏族人何锁南的兄弟汪家奴（此人曾任明河州卫指挥佥事）有关，现在的汪家集村人体质特征颇似藏族人，村子周围有何、赵两姓藏人后裔。据此推断此村人先祖与藏族有关，而且极有可能与汪家奴有关。但现在的汪家集村已无汪姓人而只有马姓人，对此当地人的解释是汪姓人改为马姓了。
东乡族马姓的来源主要是上述几种，但还不能排除受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姓马的，如有些人是将几类因素综合考虑后才决定自己的姓氏的，有些人是受其它一些我们尚不知道的因素而取姓马的，等等。
姓氏制度是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东乡族的先民中的主流撒尔塔人，以及另外一个重要支流蒙古人、阿拉伯人等本无姓氏，他们的姓氏是在他们定居东乡后，于元末明初融合了周围一些汉、藏、回等民族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东乡族之后产生的。一则是因为吸收和融合了一些汉族成分，并且由于当初他们定居东乡时大都为军户，孑然一身，后转为民户后纷纷娶周围汉、藏族女子为妻，而这些被融合的汉族人及与中亚撒尔塔人等结亲的汉族女子必然将很多汉族传统的东西（如姓氏等）保留下来，成为东乡族姓氏的最初来源，此为东乡族姓氏产生的内部因素；二则是东乡地区及东乡地区周围有大批汉族人居住，东乡族形成后，必然要与周围的民族发生往来、交流，在此过程中，认识并逐渐吸收对方优秀的文化是很自然的。姓氏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产生至今至少有四五千年时间，并且时至今日还依然保持有强大的生命力，加之汉族的姓氏制度与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故姓氏制度成为东乡族与汉族交往过程中被东乡族人民首先接受并使用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汉族传统文化之一，此为东乡族姓氏渊源的外部因素。正是在内外部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广大东乡族人民开始逐步认识、接受、使用，乃至最终完全接受和使用姓氏。那么，若要使用姓氏必先有姓，无姓则必先取姓，在取姓过程中，绝大多数东乡族取“马”为姓，最终形成东乡族中马姓居多这一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