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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劳工阶级

我最近一段时间查了一些与中国问题相关的著作,想知道中国劳工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到底给欧洲旅游者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当我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有点担心会被人看作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定会有人认为我躺在安乐椅中看一切,多多少少都会从自己的境况出发,想当然地评估人类快乐幸福的程度。那些以穷人为题材的人大都会受到这样的诘难——有关穷人的研究通常会得出两个结论:要么觉得穷人应该受穷,不值得同情和怜悯;要么觉得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就是他们。

大概我也逃不过这样的批评。因此,我引用了一些到过中国的欧洲人、准确地说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写的著作,我想让读者从这些旅游者的记述中,获得满意的信息。

一八七七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一本由汤普森(J·Thornpson)先生所写的书,它是这么描述广东工人阶级的状况的:

“虽然条件非常恶劣,工作之中还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就算是那些从事最大强度工作的劳动者也是这样,他们坐在凳上,或者就坐在地上,一边吸烟,一边同身边的人低声闲聊着,在精明的雇主面前,他们一点也没有受到压抑的神情,而雇主呢,似乎也从工人们的微笑和满意中发现了发财致富的因子。”

路过这些工人的居住区时,一眼就能看清这座大城市的实际人口为什么会超过人们最初的预想。对那些工人来说,更多的工厂、作坊就等于是他们的厨房、餐厅和寝室。他们就在那里的板凳上吃早餐,晚上又倚在同一条凳上过夜。他们的全部的家当也都存放在这里,包括:一件简陋的上衣,一根笛子,一些轮流替换的装饰品,一双木制或象牙制的筷子。在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财物中,健康的体魄和快乐的心态是最珍贵的。若能摆脱饥饿困扰,若身体能让他们维持简单的生活,他们就深感满足了。对于他们来说,由于能如此完美地享受生活,以致只是活着就成了真正的幸福。

中国在人们的观念里是这样的国家:这里的一切都被那些洞悉世事的人建立起来并安排得秩序井然,他们绝不容许心怀不轨的人不安分守己、制造骚乱。或者有人会认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很有野心的,从某种意义说,这话确实不错。每个中国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寄以厚望,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好能在政府的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那些顺利通过考试的中国人,都喜欢追逐权利、财富和地位,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所无法做到的。对知识的极端渴求,促使他们去不断地实现宏伟计划。即使是最为穷困的人,也会下定决心在朝廷中做高官。

一八七六年,英国使馆员翟理斯先生出版了《中国概述》。我将在下文中,根据需要,随意引用书中的一些段落。

作者在本书提出了以下观点:

“人们大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腐朽、末落的民族,中国人相当邪恶、残酷,各方面都已堕落;鸦片是这一切的祸端,胜过杜松子酒,它已给中国人带来了重大的伤害,只有基督教精神才能拯救这一切。可是在中国的八年里,我了解的中国却是一个对工作勤恳、质朴务实、乐观豁达的民族。”

本书第十二页这样写到:“相对来说,中国的穷人远远少于英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下层妇女的状况也要比欧洲的姐妹们好很多,这是不容否认的。在中国,没有人听说过妻子被责打的事。妇女不会被虐待。甚至在欧洲不时耳闻的与妇女有关的粗俗谈论,在中国也不常听到。”

我还能引述更多的证据,以大量的书证和有趣的事例来证明中国劳工阶级的状况。例如,人们将发现,中国劳工阶级消费很低,一天只要两便士,他们就能生活下去,他们每天的工资却不低于十便士。一般地说,劳工的妻子们也都从事劳动,或做小买卖,或帮邻居打工。所以,许多中国家庭是能够维持生计的。

在地方各省,为“生存而斗争”的援军有很多。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的土地都需要耕种。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民。

所有的农民,不管是自己有土地还是替别人耕种,都能自给自足。土地税相当低。还不到每人十便士的平均数;另有一种大家都认可的做法,就是农民在收成差的季节可以不交纳地租。

下面,我再引述韦内德先生报告中的一段话,就以它来结束这场连我也忍不住想给予支持的说明。

“我们游历各省,见到很多人杂乱地聚居在一起,他们还在木筏子上盖房子、种植花草。人口太稠密了,以致地球上的一些地方将会因此而没有足够多的人口居住。我们考察了五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和住在里面的五千万人,很敬佩地看到,这里充分利用了所有能够耕种的土地。”

“比如,在PetechiIi,地产已被分得不能再细分了,只能小规模地进行农耕,但中国人智商很高,能应付细分土地时所带来的不便。”

“遮蔽在大树下的农舍,和丰收时点缀田园的束束鲜花很像。由于有足够多的人手,劳动力价格低廉,各种作物都能按行交替种植。”

“土地实行精耕细作,农业收成很好。”

“当人们游览中国这些美丽富饶的地方时,不禁会想起小亚细亚和埃及那些不幸的土地。沙漠在那儿主宰着一切,耕地是天方夜谈。农场仿佛总是孤零零的,四周都是不毛之地。”

“从长江顺流而下,一个个整齐富有的村庄不断地展现在眼前,居民们的相貌举止表明,他们是勤劳乐观的人,对自己的一切感到满足。而当我们走到尼罗河两岸数十公里,接近一个重要的村落时,看到的却是数百堆浅灰色的泥潭,完全不像是有人住的地方。那里的景象同我们路过鄱阳湖畔的湖北省时所看到的美丽村落,真的是天壤之别!”

“理智纯朴,耐心而有活力,勤劳朴实,让中国人具有胜过西方民族的工作能力。在处理对外政策的问题时,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我将上述这些段落如实地加以引述,没有添加任何内容,我要祝贺并感谢作者们都如实地报道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除此以外,再没有可以值得一提的事情了。

诗经

在我们文明发展的各个时代,诗风都发生过不同的变化。确立这些变化的时期都是诗意盎然的时期,类似于那些西方文学所确立的时期。

中国和希腊一样,诗歌都是神的语言,它通过优美的语言反复地向人们灌输着法律与准则。我们的传统借助于诗行间的韵律,得以代代相续、不断繁衍。在需要以口口相传的记忆代替书写的时代,诗歌成了表达智慧和灵感的第一语言。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收录在《诗经》中的诗歌产生于我国文学发展的初创时期,严格地说,这一时期的诗歌还不是一门修饰词语的艺术。只是到了后来,那些诗意的情感才开始深入到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才华的人才努力以诗歌的形式,将自己心灵的感受表达出来。

那些以名诗垂范后世的远古诗人们,似乎并没有遵守史诗的韵律,因为他们的诗每行只有四个字,可是我们现在写的诗一般地是每行五字或七字。在中国的诗歌里面,节奏与字词数是一致的。

除了诗行结构上的变化外,灵感与激情也没有古诗的朴实与简明。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看,它变得多愁善感,具有叙事性,更利于表达诗人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

爱情与欺骗,悲哀与忧郁,不幸的痛楚,成为诗人们写诗时经常表现的主题。而另有一些诗人则与此相反,他们描写田园生活的快乐,山水的美好,和朋友之间的友情。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悲哀比欢乐多,是诗人们普遍的运思习惯,虽然各地风土不同,这一点却是一致的。

中国诗歌讲究押韵,但多是隔行押韵。例如,在一节四行诗中,第二句和第四句是押韵的。另外,我们的诗歌还采用一种被称为对仗的独特形式,一般用相对或相反的词表达一种情感。这些形式都很有趣。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诗歌时代。在我们诗歌繁盛的时期,人们创作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如果将诗歌的发展比喻成树的生长,那么古代的《诗经》就是树根;这棵树在后稷统治时期开始萌芽;它在建安时期茁壮成长;最后到了唐朝,已经枝繁叶茂,开出了美丽的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中国诗歌的高峰,是在一千一百年前的公元八世纪。

我准备在这一章和后面一章中,简短地回顾一下中国的诗歌。我将随意地从《诗经》中挑选几首作品作例子,依我看,这几首不同风格的诗歌充分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精神特质。

《诗经》或者称之为“史诗”,是一部诗集,它所收集的诗歌都创作于公元前七世纪之前,城市和乡村曾广泛传唱这些诗歌,就和希腊荷马时代一样。

从风格来说,《诗经》里的诗歌都极其质朴,又富于变化。它们将中国最古时代的社会自然而纯朴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出来。这些诗歌不讲求修饰,但巧妙地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它们作为一种艺术,没有未经雕琢,却仍然是珍宝。下面,我就举一个例子: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父日:“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

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母日:“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

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

兄日:“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这首诗的意思是:

登上草木茂盛的山,遥望家中的老父。

他好像正在对我说:“唉,我的儿子在外从军,日夜不停地打仗。

儿子,你要谨慎小心啊。这样也许还可以归来而不被敌人掳获啊!”

登上光秃秃的山,遥望家中的老母。

她好像正在对我说:“唉,我的小儿子在外从军,日夜不得安睡。

儿子,你可要谨慎小心啊,这样也许还可以归来而不弃尸于战场上啊!”

登上山岗,遥望家中的兄长。

他好像正在对我说:“唉,我的兄弟从军在外,日夜和他军营里的伙伴同吃同睡。

兄弟,你可要谨慎小心啊,这样也许还可以归来而不客死他乡啊!”

我有意逐字逐句地翻译了这首小诗,来准确地再现其孩子般单纯的风格。我希望这不是奢望。一个年轻的士兵正在思念他的亲人:父亲、母亲和兄弟。这样的排列顺序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家庭的结构;他的一家由父亲、母亲和兄长组成。父亲和母亲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表现出了男女情感特征的明显差别。可怜的母亲因为想念儿子,而难以入睡。父亲的想法却大不相同,认为身为士兵,儿子要多加谨慎,盼望他能生还。兄长了解弟弟及其战友的军营生活,他认为假如弟弟不得不死——这和母亲想的不同,他希望弟弟能够回来,死在家乡,枕着他的胳膊。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流露的情感,它们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永远也不会改变。

希腊的战争诗却与此大不相同,其中充满了武装冲突的铿锵之声。战争策谋、派系仇恨、狂怒之情、复仇之心,还有对掠夺的恐惧,不断地激起诗人的诗兴和灵感。为了没完没了的奋斗、漫无目的的旅行和最危险的冒险,人们将祖国、家乡和家庭忘到爪哇国。所有的中国诗歌里,都能感受到和平之爱。家庭和睦好像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着本质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首诗中表现兄长的那一节。记得在基督教《圣经》里面,也曾以相同的方式讲到过兄长及其权威。古代社会有一种长子继承权,它似乎规定长子可以独立地代表家庭。这一风俗是人类传统习俗中所保留下来的一小点,找到对它如此清楚的描绘绝不是毫无意义的。

《诗经》是一部诗歌的总集,从中我们可以勾勒出古代社会文明的真实特征。这些诗歌展示给我们的并不只是思想和情感,还有当时的风俗与制度。每首诗都是一幅画,里面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生物,每种生物都各得其所。它不像庞贝古城,是从废墟中发掘出来的世界;也不是学者们白费力气,最终无法辨认的某一组模糊不清的铭文。它是富于变化而又多姿多彩的生活。

因此,《诗经》受中国人喜爱,我们喜欢像做圣课那样去吟唱它们。因为它们使我们各方面的理想和抱负得以增长:热爱和平、勤奋劳动、关怀亲人、尊重权威和服从长者。就是这些规范,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特征。

《诗经》中也有一些作品对夫妻们忠诚甜蜜的爱情给予了歌颂,它们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如实地描绘了出来,我将在尊重古代习俗的基础上加以引述:

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阐阇,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缟衣如荼,聊可与娱。

该诗的大意是(采用余冠英译诗):

出东门啊出东门,东门姑娘好像一片彩云屯。

好像一片彩云屯,都不是我的心上人。

只有那淡绿巾子素衣裳,见着她啊心上热腾腾。

来到东门瓮城外。姑娘们啊好像白茅遍地开,

好像白茅遍地开。我的心里都不爱。

只有那缟素衣裳绛红巾,和她一块喜从心上来。

这首诗风格高古,用韵略显不足,但是它对那种纯洁而自然的情感的表达,难道不是很有魅力吗!如果再加上那句“在可以淌水而过的地方,我最爱我的女友”,简直就是一首亨利国王的诗了。

这些都是《诗经》中创作年代最早的诗歌,因为它是在公元前七世纪由孔子收集整理而成的,直接来自于民间传说,所以很难确定它们产生的确切年代。

但是有一些诗歌大至可以确定产生于商代。另有一些的创作时间在孔子之前与和他生活的时代很接近,这些诗中开始出现了感伤诗,它们是忧愁烦恼之歌,不是欢愉喜悦之辞。我举几首为例:

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薄言往想,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该诗的大意是:(录自《诗经鉴赏词典》)

浮荡着的柏木舟,随着河水任飘流。

焦虑不安难成眠,痛苦忧伤拥心头。

不是我家无美酒。遨游也不能消愁。

我的心儿非明镜,岂能任人来照影。

虽有亲兄与亲弟,若去依靠也不成。

去向他们诉郁苦。恰逢恼怒发雷霆。

我的心儿非石块。岂能任人翻转来。

我的心儿非芦席,岂能任人翻卷起。

仪容庄严又雍和,岂能退让受人欺。

忧心如焚苦煎熬,群小怨恨受不了。

横道忧患多少次,所受侮辱也不少。

静坐寻思仔细想。醒来捶胸恨难消。

太阳叫罢喊月亮,为何昏暗少光芒?

心底愁苦除不尽,像那未洗脏衣裳。

静坐寻思仔细想,无法振翼高飞翔。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此诗大意为:(摘录自《诗经鉴赏词典》)

温柔的姑娘多么美,约我城角楼上来相会。

故意藏起身影不见我,惹我挠头又徘徊。

温柔的姑娘多么好,赠我一支红管草。

红草鲜艳放光辉,我爱草儿心欢喜。

赠我白茅嫩又鲜,草儿美丽不平凡。

不是这草儿不平凡,美人手赠心里甜。

所有这些诗里,都浸透着细致入微、令人着迷的情感。我怎么能翻译出诗的韵味呢?

娱乐

中国人懂不懂娱乐,他们怎样娱乐?这是我在欧洲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假如人们都能自娱,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快乐的!

娱乐,一个多么文明的字眼!要想给它下个定义实在是太难了!

一天,有个聪明的太太无意中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是娱乐?”我回答了她。然而她却更困惑了,于是又立即追问道:“譬如,你现在正干嘛,是在自娱自乐吗?”这下子该轮到我犯傻了,我只得说:“当然。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娱乐呢?”“其实现在就是。”她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接着又问我:“在中国,你们也自娱自乐吗?”我不得不坦白道:“在中国,我们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娱乐。”

只要一个人不缺乏智慧,对一切都感兴趣,那么快乐、无尽的快乐就会一直伴随着他。在我们的娱乐中,智慧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当然,除了智慧以外,还有其他附属物能让我们感动,也增添了快乐的成分。但是,在我们的娱乐之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就是智慧之乐。

中国人时兴的户外生活与欧洲不一样。我们不会远离家庭去寻找慰藉和快乐。那些富有的中国人不需要那些人为的,实际上也被认为是毫无意趣的娱乐,他们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他们预先做好准备,以预防可能出现的厌倦。依他们看,咖啡馆和其他公共场所不需要完全遵循相同的时间。中国人依据自己需要的舒适度来建造居所,建公园是为了散步,建夏季别墅,是为了避署,种植花草是为了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室内的每件物件都要与家庭生活相适应:通常几代人住在同一座屋子里。孩子们长大成人,并且早婚,从小就老成持重。

我们的思维被引导到有益的消遣、学习和交谈之上,并经常参加聚会。

人们很重视过节,他们在节日里,会身心投入地庆祝一番。最重要的节日是生日,在家庭中,生日的庆祝活动很频繁。生日聚会的主要内容是吃饭,客人们会送上礼物来表示对主人的尊敬,这是很有益的聚会。

我们也有盛大的大众节日:这就是人人都为之兴致勃勃的新年。和一般的娱乐活动相比较,人们更喜欢灯节(元宵节)、龙舟节(端午节)和风筝节;这些节日都是集会和家庭团聚、好好热闹一番的大好机会。

法定的节日并不仅仅是以上几个,还有具有某些神话色彩的鲜花节,每种花都有自己的周年纪念日。一个家庭邀请另一个家庭一起赏月、赏景或赏花。大自然也总是和人们一起分享节日的快乐。这些节日一般都是在宴会中结束的。客人们被邀请作诗,写下晚会的盛况。

在气候宜人的季节里,人们会进行短途旅行,他们特别喜欢到佛寺去,在这里能见到各种各样令人开心的事:使人心旷神怡的山区景色,美味的水果和清香的茶水。和尚们知道如何接待这些香客以尽地主之谊。这些散心人常常到郊外漫游。总能被偶然产生的诗兴带回。这已成为我们进行创作、写生的一种方式。

当人们居住的地方不接近大自然时,他们就想去进行长途旅行,或乘船,或坐轿。

苏州的那些名山,就如同内湖山谷那样,是游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人们会在一年中的某个固定时期,聚集到那里。欣赏大自然所创造的奇景。

沿水路旅行,也是人们最热衷的活动。为了使那些最挑剔的旅行者得到满足,提供服务的船只都有各自特殊的功能:有的提供美味的晚餐,有的提供舒适的床铺,有的停泊在清静的环境周围。江风拂面,时间流逝,旅客们有时候沉溺于音乐之中,有时候又陶醉于阵阵波涛之声。到了晚上,甲板和船仓都点亮灯,朦胧的光影投射在水面上,寂静的深夜不时传来阵阵笑声。还有什么有比这更加诗意呢?

中国妇女没有和欧洲妇女相同的娱乐自由。她们探视朋友,也接受朋友的回访;但这样的约会并不包括男性。因此,促使社交愉悦的动因之一,也是娱乐中最好的那部分被压抑在中国社会的社教之中了。

男人们经常聚会碰头,但他们并不结伴而行,他们也不会在家庭圈子之外,去结交女伴。

那些获准进入欧洲社交圈的中国人,在应邀参加社交晚会和宴会的时候,假如大肆吹嘘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将显得极不合群。若要说明真相,人们可以用政治制度方面的特征作比较,最好不要议论风俗的优劣。当然,人人都可行使自己的选择权,正如在味觉和色彩上各有所好。

在我看来,“人们在哪里都能找到快乐”的说法是正确的,因此,只要人们去寻找,快乐就一定能找到。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立法者们采取措施,尽可能地使男女接触的机会减少,以确保每个家庭的利益不受损害。

中国有句谚语说“十女九妒”。男人们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如不加以限制,家庭和睦总有遭受破坏的危险。

我曾说过中国的种种约定俗成的制度,其目标只有一个:维护社会安定,确保贯彻实行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原则——避免给男女之间创造不必要的机会。这种做法非常务实。这样,男人们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向女人献殷勤了。有多少男人能经得起诱惑呢!

若让我分析一下逢场作戏的感情,其实质如何,我觉得这确实有点难。但是,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婚姻中,如果双方已经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找乐子,实行不履行手续的婚外同居,小仲马对这种行为大加赞叹,并极力推荐。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在丈夫们的权利和地位遭到严重损害的时,为“丈夫之权”而争的人。但我仍然认为,用圣人的话来说,最好还是不要出现这样的结局。一旦你放纵自己,就会有数不完的报应和惩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爱上那个骗你的女人,最后只能留下痛苦的记忆。

至于那种请律师,把在众目睽睽之下抖露本该保密的隐私作为“补偿”的行为,依我看,其所得到的满足实在可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像是在图谋获取一张“被欺骗的丈夫的身份”证书。在任何国家,人们都不会同情婚外情,更不要说尊重了。

所以,在西方的社会制度之下,除了烦恼和忧愁,没有别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个人经验,和我从书本上了解的情况,已足够令我大开眼界了。但是,我对许多法国男人们所认为的绝大多数妻子都在欺骗丈夫的观点并不赞同。虽然有位太太曾对我说欺骗是一种婚姻的奢侈品,男人们已慢慢适应了新的现实,但我还是觉得这肯定夸大其词了。如今,在西方,人们越来越少举行结婚仪式,我早已不再对此感到惊讶,除掉由公证人做的一个简单俗套的证明外,新人们一无所有。这不能被称为进步,但我同意它很有趣。

可是,在中国,我们强迫自己所做出的牺牲或许是值得的。而且,它同我们对人性的看法一致。我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在丑恶样板的误导下,人们才会误入歧途,被一种称作“尘世”的东西所玷污。

女人和酒被孔子划为危险之物。世界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在西方,如果有丑闻发生了,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丑闻与“追求女人”有关。这是西方的鲜明特色。与这些事例相伴而生的还有旁人的评论,因此,训教他人也变得很容易。在中国,“追求女人”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说法,要想懂得它,你得越过乌拉尔山脉,近距离地去接近西方,你在那儿才能“发现”所谓的“女人”。

我深信西方的言论向来不是为了尊重我们的习俗而发,那种以责难中国人并对中国人进行宣判为最大嗜好的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每一位诚实的人都会同意,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理性。在中国,老玩童和小孩子都不乐衷于为了得到夸奖而卖力地表现自己,这是西方人所擅长。中国人总是羞于表现,本来心中希望做到非常好,但出于谦虚,却故意做得很糟糕。我认为,西方自我表现的娱乐最终将误入歧途,玩火自焚。

我们保持了矜持。啊,这个字眼实在西方人眼里糟糕至极,但那些渴望成功的人却一定得做到这一点。若说我们能享受天伦之乐,那是因为我们抑制了种种欲望和各种诱惑。与“矜持”相比,中国的“娱乐”似乎显得更糟糕,但我们却保存了美德。想要体验一下放纵的“娱乐”并不是件难事,欧洲已近在眼前,但我依然倾向于我们的“娱乐”。

我并不希望人们只是一味地凭借想象去判定中国社会,以为在中国,特别是我们的年青人都被专制习俗所束缚。

有些例外情况是所有人不用提及便都清楚的,但有些例外是不为西方所知的。我们的旅行者有时会光顾一些花船。这些花船,从外观上看,是一些被装饰的很华丽的船,它们建在大城市边上,象征着伤风败俗。但事实胜于雄辩,其实它的名声和欧洲的音乐屋差不多。假如一艘护卫舰在塞纳河上的庞得罗亚抛锚,被拖到像圣杰明山一样远的河上,还有盛大的节日气氛,不再有往日的严密管制,这艘舰就将同一艘花船一样了。

这是深受中国的年青人喜爱的娱乐之一。水上聚会主要在晚上举行,妇女们被邀请去陪伴。这些女人都是些未出嫁的歌唱艺人,所以,她们才被请上花船。若你想举办一个聚会,得先备好请帖发出去,演员的姓名、你本人的名字和聚会的时间要在帖子上写明。在没法打发时光的时候,这是一种惬意的消遣方式。你在船上,将会觉得每件事都是懂得享受的人们所渴望的:在凉爽的清夜,品一杯可口的香茶,女人们悦耳的声音和丝竹之声不被当成夜间的淫逸。每次邀约只有一小时,假如被邀的女人没有另外的应酬,还可以延长时间,当然,费用也是双倍的。

人们并不将这些女人和她们的人品挂钩。在聚会中,她们可能很放荡——那是她们自己的事。她们受过音乐和其他方面的专门训练。怎么称呼她们不要紧,反正人们对她们的服务支付报酬,就和支付医生或律师报酬一样。她们一般地都受过教育,有的还很美貌。她们集美丽与聪慧于一身,当然,就有了众多追求者。她们谈吐优雅,技艺过人,赢得众人的赞赏,所以,人们在许多问题上都喜欢听取女人们的意见。她们甚至还能和文人们互赠诗文。这些女人里面,有些人所受的培训,使她们足够应付文士们献上的殷勤的诗文。

对于怎么布置这些聚会,就有着不同的讲究,场景相当于虚设。外国人曾报道过相关细节,描述了一些他们所希望见到的东西,对于那些他们难以理解的小夜曲则阙如。

在中国,人们常把这些女乐手请到家中,饭后即开始演奏,就如同欧洲人请音乐家为客人助兴一样。若这些女人行为放荡,是不能进我们家的,特别是不能出现在我们的妻子面前。

这些艺人也在自己家里接待到访的人。她们请你去家里面吃饭,由你来付饭钱和邀请朋友,你的朋友也可以带上几个愿意去的人。社交晚会就是这么组织的。

被邀请的人或许还会去戏园作陪,晚上应约到戏园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上海。一般地,会有众多精心装饰过的香气扑鼻的豪华轿子停放在戏园门前。艺人们坐着它们赶赴戏园,退场后还要乘坐这些轿子离去。

这些风俗充分说明,在中国,人们已被女性的魅力深深地吸引,这真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喜好。

人心趋同:它是唯一起到调节心理变化作用的器官。毫无疑问,每次接受邀请,都会产生许多浪漫的故事。起初,人们只是想听听音乐,但这类音乐是扰乱心的。它被孔子归类于危险的事物,人们的记忆里还留着孔子的告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乐”。三番两次的邀请,直到被邀请人同意会见的时候,他就不再无动于衷了:

……我想,在那柔软的草地上,神灵催着草儿生长。

一个罗曼史发生了。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一样,其代价是昂贵的,而且向来都不会长久,因为它是一种毁灭真正惬意的娱乐。

我应该提及一下我曾说过的男人之间的聚会。他们从来都不谈论与政治有关的话题,并且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所有能产生误解的事情。当天的新闻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旅行,还没有到场的朋友等,都是谈论的话题。人们还会拿出他们的诗歌和文章来欣赏和朗诵。文字游戏也是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单音节的中国文字在这项娱乐中,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

人们还常常使用对句,巧妙运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讲究字词或思想的对仗。这是非常时尚的娱乐。

很多太太们都玩纸牌和骨牌。她们有精湛的绣花技艺,但不学唱歌。她们把聊天作为消遣,这项娱乐对妇女来说,太宝贵了。如果问我们拥有赛利梅恩(Celimenes)和阿尔希诺(Arsinoes)这样的女人是否是多余的,我会说,女性的话题中,总会涉及一位很有魅力的男性,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倾向,宛如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也许会被当作母系社会起源的一个证据。

我认为娱乐在欧洲没有中国普遍。在中国的娱乐中,鲜花及其培育都是主要内容。女人们喜欢鲜花,这种爱好转为十足的崇拜,鲜花被她们理想化了。女人们可以从片片撒落的花瓣中捕捉伤感诗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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