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宁夏，已经是中国的回族集中生活的地区之一，所以宁夏自然就成了毕敬士考察、传教的重点地区。
宁夏给国人“隐着的状态”，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一个个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方探险家、传教士、记者、人文学者等留在这里的足迹也被掩隐在山河深处。他们穿越这片土地时，留下的背影、故事以及文字记载，更应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深处有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叫宁夏。
一 马可·波罗：那时的西夏，那时的宁夏
马可·波罗和中国的关系是因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而被人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威尼斯的商人，宁夏在他在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占了多大的比例？
5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描述印度时这样说：“那个国家人口众多，但比它更遥远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国家则无人知晓。”可见，那时的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罗兹·墨菲（美）在他的《亚洲史》里说：“以至马可·波罗之前没有任何欧洲人到过那里，或者通过那里的人谈起，那是一个儿童读物中虚构的奥兹国那样的国度。”
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后又经过1237年的拔都和1253年旭烈兀的两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基本畅通的交通和发达的驿站。这两个历史条件，使13世纪初期到14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道路相望，不绝于途”地前往东方。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中国不再是遥远的神话和传奇的故事，而是一种真正的商业需求下的富庶之地；除了商业的利润驱使外，宗教的力量也成了东西方之间加快贸易沟通的条件。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带领蒙古人从13世纪中后期开始向中亚扩张时，欧洲大陆上的一些杰出的基督教徒（包括教皇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预见到，假如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改信基督教的话，这些来自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将是十字军抵抗穆斯林的强大同盟军。于是，他们便把基督教传播的新方向锁定在了这些蒙古人生活的中国地区。
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在他的《世界史》中称忽必烈为一个“宽容各种宗教，并且鼓励中国和外界通商”的皇帝，在他统治中国期间，前往中国兼有传教色彩的基督教徒中，有两个姓波罗的威尼斯商人：尼可罗·波罗和马飞阿·波罗，他们顺利地进入中国境内并受到了忽必烈的欢迎。他们讲述的那些遥远而充满异趣的威尼斯故事，赢得了忽必烈浓厚的兴趣，也“委托他们去请100个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忽必烈对波罗兄弟的友好以及中国的富庶、国都北京城的繁华以及沿途的美妙风光等，使他们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去不久，他们便开始了第二次前往中国的旅行。
回到威尼斯的波罗兄弟和家人经历了团聚的喜悦之后，他们在威尼斯度过了2年的时光。这期间，尼可罗无时不在关注新的罗马教皇的选举。他和马飞阿第一次的东方之行归来后，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忽必烈交给他们的那项特殊使命：选派100名懂技术、有修养的基督教徒到中国传教。不幸的是，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刚刚逝世，继承者还没有选出。在漫长而无期的等待里，东方巨大的商业利润终于驱使尼可罗兄弟无法坐等时机的丧失。他们决定继续前往中国，虽然没有带上那100名教士，但他们却带了比后来100个基督教传教士还重要的一个人——尼可罗·波罗的儿子，中世纪最有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1271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从意大利的威尼斯——马可·波罗时代欧洲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出发，历时两年多，他们抵达亡国已经45年的西夏王朝境内。1272年，马可·波罗一行走进了西夏版图中的西北角地带——今天的敦煌一带。随着西夏王朝的覆灭，遭到毁灭性摧毁的不仅是农业生产，还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随着帝国外壳破碎而逐渐消失的、近200年间集聚的、影响逐渐削弱的夏地文化。马可·波罗走近敦煌时，特意提到了蒙古人特称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唐古特人，并将敦煌称为“唐古忒州”。进入这里时，他们已经在沙漠中行走了30天，才抵达今天的敦煌。在马可·波罗的眼里，这片西夏旧地的居民，信仰佛教的人最多，其次是基督教徒，然后是回教徒。这里的土产是小麦，庙宇里布满了佛教偶像，有子女的家庭都为佛畜养着一只羊。他特意提到了西夏时期这里盛行的藏传佛教的丧俗。
在马可·波罗的判断中，西夏著名的佛都甘州（今甘肃张掖）是城市规模最大、地位最尊贵的。西夏时期盛行的藏传佛教寺院依然不少，其中有至今仍是国内最大的室内卧佛大佛寺的卧佛像，藏传佛教徒们在元朝宽容的宗教政策下，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状态。马可·波罗看到的是生活严谨，恪守不杀生、不吃肉、节食、严戒女色等教规的佛教徒生活状况。他描述寺后高20公尺的佛塔，“是世界上的木工、铁工、画师学习的楷模”。《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翻译者冯承钧先生在此书的注解中指出，马可·波罗看见的佛像，能和它媲美的只有云冈石窟里的大佛、宁夏南部地区的须弥山佛像以及陕西彬县的大佛像。同时，他也看到当地居民中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娶妻子就达30个，而且他们可以随意地休妻，甚至延续了西夏时期党项人的婚俗：可以娶妻子的姐妹或者父亲的遗孀为妾（自己的生母除外，笔者注），这些在作为基督教徒的马可·波罗的眼里“生活如禽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考察西夏王朝遗民的流向，几次来到这里，发现马可·波罗对张掖一带700多年前的考察，除了党项人的婚俗消失外，很多事物并没有走到历史尘封之外，基本保留着那些西夏时期的原貌。甘州自身特有的文化魅力，西夏时期佛教盛况的延续等因素使马可·波罗竟然在这里驻留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1年多。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的最南端，自古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西夏时期，这里是西夏王朝的陪都。引起马可·波罗对这里更大关注的是这里的人，和他沿途所见的人种不一样，这里的人黑头发、小鼻子、胡须少，女子除了头发外没有体毛，皮肤白皙等，和他从威尼斯出发见到的欧罗巴人种不一样，也和他进入新疆以来所见到的那些“中国人”是不一样的。这里的人按照汉族的习俗生活，居民普遍有着娶妻妾的习惯，那些地位虽然低贱的女子，也是美丽无比的。
在离开武威后，一种奇特的动物也让这位欧洲人觉得奇怪，甚至他觉得那是野兽：“毛色黑白皆有或相杂，能吃苦耐劳，被人驯服后，能驮载很重的东西。如果用来耕地，因为力气极大而工效数倍于其他家畜。”这种野兽，其实就是今天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的牦牛。西夏时期，天祝也长期被纳入西夏版图，马可·波罗对天祝牦牛的评价是“其美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对武威麝香的评价是“此地有世界最良之麝香”。
马可·波罗到西夏王朝的北部军事重镇黑水城旧址时，这个废弃的军城依然在北方的风沙和骄阳中晾晒着自己还未褪色的历史，他称这个城市为“亦集乃城”；在他的游记中如此详细地告知他前往“亦集乃城”的时间和走向：居留张掖1年的时间里，曾经骑马经过16天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亦集乃城”，比起45年前蒙古军队屠城后留下的荒凉而言，马可·波罗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复苏的城池，那里已经有不少的骆驼和牲畜，当地人因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达而不经商。
进入宁夏时，马可·波罗到底是从亦集乃横穿巴丹吉林沙漠抵达今天的阿拉善盟盟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再翻越贺兰山进到银川的；是从武威横穿腾格里沙漠抵达巴彦浩特再前往银川；还是从武威东行到甘肃景泰县、宁夏中卫市，然后顺着黄河而下，到银川后再翻越贺兰山抵达巴彦浩特镇？马可·波罗在他那没有顺序和时间的混乱的游记里，没能给上述的具体线路提供确切的方向，这样，就给历史留下了另一个谜面。
马可·波罗抵达银川时，当时的宁夏平原变成了一块废地。他到宁夏平原前两年时，忽必烈下诏令那些逃亡到外地的西夏旧民回到宁夏，并且专门设立西夏惠民局这样的安置移民机构。1272年，忽必烈又下令从河北的随州和武汉迁移1100多户人到宁夏平原屯田，为此，特意设置了西夏营田司管理屯田，后来又增设宁夏河渠司，专门管理宁夏平原的水利。忽必烈在新的帝国政治构架中，建立了行省制度，这个制度使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新的规模。1262年，设置的西夏行省主要包括宁夏大部分地区。1272年，改立西夏中兴路行省。所以，马可·波罗抵达宁夏平原时，从地名称呼上看，这里仍然有着浓郁的西夏遗影。
在银川短暂的逗留后，马可·波罗向东渡过黄河，经灵武、盐池走出了宁夏。
1295年的一个黄昏，有3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从一艘并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就是在海上经过多日漂流生活后，从中国回去的马可·波罗一行。这时，他家乡的人已经听不清楚他的语言表达了——那是一种带着鞑靼味的口音，他们的服饰也是破烂不堪的蒙古式大袍。这就是他们在25年后重新踏上威尼斯的情景。他们已经很难寻觅到他们的旧宅，当他们重敲自己故宅之门的时候，威尼斯的狗吠个不停……
回到自己的祖国后不久，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他被热那亚人俘虏，1年的狱中生活，远东尤其是中国的经历和见闻成了慰藉他在狱中心灵的一剂良药，他把这些美好回忆用笔记录了下来，其中就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大批的欧洲商人、探险家、传教士们，沿着《马可·波罗游记》里的线路，踏上了去中国的遥远路途，带来了西方和中国的交流。
马可·波罗给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引起的首先是质疑，这种质疑今天依然存在，他对这种质疑首先回应的一句话是：“我看到的要比我写出的多。”也有人翻译成了“我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比起他笔下繁华的北京城，世界上最富丽最名贵的城市杭州，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等地来说，宁夏乃至西夏就是他看到而没能说出的地方。他的游记让西方在700年前就知道了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蒙古最有力的是一个叫西夏的王国，知道了西夏旧地有着世界上最好的麝香、最美的动物牦牛、最美的毛毡、有会燃烧的石头——煤等物产，以及这些地方的经济、宗教和民俗。
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道：“在一个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经成了超级旅游者。他前往中国既没有做买卖赢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为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开眼界。”其实，今天西夏旧地或宁夏的人，如果认真地拜读他的日记，也会大开眼界的，至少对研究那时的宁夏、西夏的历史文化有着另一扇窗户的作用。
二 一个美国人：将宁夏的长城告诉世界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伊尔斯顿城，是距离宁夏上万公里的一个小城。20世纪初，一个出生于这个小城的美国人，在40岁的时候跨越太平洋来到了宁夏，吸引他前来的原因很简单：长城！他就是盖洛，20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1865年，盖洛出生于多伊尔斯顿城，受过严格系统的地理学专业训练后，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灿烂的中国文化以及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掀起的到中国探险热潮，吸引了盖洛。1903年，他开始踏上了中国的大陆。最先吸引他的是中国的长江，于是，他从上海乘船逆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的人文地理，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4年）一书，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此后，他又数次在中国考察，走遍了大江南北、三山五岳。随着在中国的深入，他对蜿蜒万里、历经千年的中国长城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了他从东往西的长城之旅，在这个漫长的旅途线上，他沿着长城从陕北进入盐池县，走进了宁夏。
盖洛对长城的考察后来结集为《中国长城》。在这本书里，第11章就名为“宁夏书简”，从这章可以看出，盖洛抵达宁夏银川是6月份，宁夏给他留下的是“庙宇菩萨、凌云宝塔和险峻壁垒的故事，以及当地人讲也讲不完的其它种种传说”。盖洛进入盐池县后，沿着长城一直往西，进入盐池县的毛乌素沙漠地段让这个美国人感触很深。对沙漠，他没有简单的诅咒或赞美，而是从两个方面看的。首先是沙漠带来的恐惧，这种恐惧源自它寸草不生、荒无人烟、赤地千里、变化多端及其操纵生死的力量；其次，他眼里的沙漠又有着另一种魅力：“沙漠不仅仅是死亡的领地，同样也是‘无门户生活’的王国。”对盖洛这样的人来说，户外生活是一种美好的体验。他在宁夏东段长城的考察中，走进的那片荒漠就是他理想中的无门户生活。在盐池县往西的这段长城考察中，他认为是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未经探索的高原，在这片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盖洛不由感叹：“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由呢？头顶寥落群星，足踏寂寞沙尘，无形清风送爽，这才是生活呀！”宁夏东段长城考察，也让他感到身体格外健康。远离了拥挤的角落和病菌的恐惧，他认为这种没有门户的生活，只有原始部落和少数现代人才能享受到。
盖洛带着疲倦但又兴奋的心情，走在宁夏东部长城的边缘。渡过黄河后，来到了他考察长城途中经过的第六个重要的人口聚集中心——银川（他当时称为宁夏城）。他初步的判断是，这个城市位于一块三角形的土地上，这里“居民的勤劳而使这里奇迹般地变得丰饶，黄河的开恩更使这块令人惊奇的土地变成一片绿洲”。
进入银川城，首先扑进他眼帘的是两座高大的宝塔，也就是今天的北塔和西塔。他听信了当地人关于塔的传说：一个传说是说西夏时期的西塔，是建于宋朝都城开封，一夜之间，宝塔弃中原而去，来到了银川；另一传说是，13层高的北塔用了整整13年才完工，就在修建完工时，突然在塔顶出现了一只蜘蛛，这只通神的蜘蛛具有将塔影转向太阳的魔力，塔顶每天是转动着的。他拍摄下了北塔的照片，并且将它置放进《中国长城》一书里，他为这张照片配了文字说明：“此塔结合了当地人的技艺和富有艺术性的设计，具有浓郁的东方建筑风格，足以引起观赏者的赞叹。”由于他在银川把东南西北的方位弄混了，说这个本来位于城北的塔是“城南宝塔”。由于身体出现不适，在宁夏的几天里，当地一个江湖郎中陪同他，陪他发电报，给他讲述一些根本没根据的有关长城的传说。
在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说前，盖洛轻松地让它们走进了自己的著作中，但是，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专业人士，盖洛对长城的考察是严肃认真的，他不是凭走马观花而写下一些印象碎片，而是靠实地考察采访、历史记载、地方方志以及摄影照片等多方面材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长城全貌。盖洛经过考察后认为：“宁夏东北方向的长城有3个突出部面朝黄河，这里的城墙线路几乎呈直角转折后向西南延伸，宁夏城就在长城的拐角上。”其实这就是宁夏明长城的西段。
当时的银川城给这个美国人留下了哪些印象呢？从盖洛的描述里可以看到这几点：首先是这里的鱼，新鲜但做出的味道糟糕；第二是这里的宝塔全是用砖头砌的；第三是这里出产的毛毯，以丰富的式样和多彩的颜色而著称；第四是这里的羊数量繁多且皮张质量上乘，每年出口6万张羔羊皮；第五是周围地区的甘草资源丰富，每年出口1200坛甘草，甘草和羊皮用众多的牛车搜集而来，然后再送往东部的海边。在盖洛眼里，银川城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是周围地区物产的巨大集散地。同时，他认为这里的人文历史和引发的想象，足以满足史家和小说家的想象力。站在银川城，看到西边巍峨的贺兰山，山那边的沙漠以及黄河东边的沙漠，盖洛认为这里丰富的文明资源和众多灿烂文化之地一样：“看看埃及、波斯、阿拉伯和中国，它们不都是跟沙漠接壤的吗？”
盖洛在青铜峡考察了那里的渠首工程后，继续沿着宁夏境内的长城向西而行。在中卫，盖洛说长城在这里开始分支：一条线路是跨过黄河向南，他不知道这条长城的具体线路，只是知道它可以抵达兰州；另一条则是他继续沿循而走的，可以抵达中国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其实，这也是盖洛的一个错误判断，长城到这里只有一条，那就是到中卫后被黄河阻断了，变成了在河南岸的长城。那段长城沿着黄河向西蜿蜒而去，进入甘肃靖远县的最北端，顺着黄河穿过大庙、沙金坪、发裕堡，再次被黄河截断，又在黄河北岸的甘肃景泰县出现了长城，这道长城从景泰县向西直到武威，然后穿越河西走廊抵达嘉峪关。
在盖洛的眼里，从青铜峡到中卫的这段长城已经开始朽坏，但“依然十分巨大和引人注目，甚至在那些倾废之处，中国的长城城墙依然激起了人们的羡慕之情”。在即将离开中卫的路上，盖洛沿途看见许多骑着骏马但外表粗野的男人，离开这些男人不久，一场沙尘暴就使他们迷路了。遇见那些粗野男人和迷路两件事让盖洛体会到：那些修建长城的工匠们，战胜了在群山和黄土高原上修筑长城的艰难，还需要在宁夏西部的腾格里沙漠这样的地段上，施展他们在沙地上修筑长城的建筑才华，他由此感叹：“也许长城就是为了防止风沙和游牧夷狄这两个目的而建造的。”腾格里沙漠地段，被盖洛称为一片“恶土”，“干旱侵蚀着那块气候干燥、白天受太阳炙烤的大地”。他们的行程充满了沉寂，遇不上可以问路的人，盖洛是在孤独和荒凉中离开宁夏，向西继续他的长城考察之旅的。
盖洛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程考察长城的人文地理学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哪个人在考察长城的全面系统性上超过他。就像他在来中国的轮船上所许下的志愿那样：“我们的研究要完善到让未来的长城史学家，除非抄袭我们的记录便无从下笔。”他对长城的概貌做了比较准确的估计，认为长城遗迹的总长度，包括岔线、旁支和环线在内，达到了2550英里以上，而在长城被利用的高峰期，全线至少有2.5万座塔楼和1.5万座瞭望台。在他所处的当时，也留下了2万座塔楼。而从山海关的“天开海岳”碑距离嘉峪关的“天下雄关”碑的直线距离约1145英里。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嘉峪关就是长城西端的终点，但盖洛通过实证考察得知：长城真正的终点不是嘉峪关本身，而是在嘉峪关西南15里的陡峭悬崖之上。
盖洛亲身领略过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奇山异水，也对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了如指掌，但他还是对长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在大自然中，没有一处能比在长城一带的景色更加神奇，也没有任何人类的壮举能比这个蜿蜒于满目苍翠的群山、溪流和峡谷之间的长城更伟大了。”
盖洛对长城的地理与历史作了全面的考察与研究，他让西方知道了那时的宁夏是被沙漠包围的但却是富庶的，他对宁夏境内的长城沿线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生活状态做了真实的描写。比如当地人的迷信、宁夏的物产、基督教已经在银川周围地区传播等，在一个满地疮痍、全国落后的大氛围中，他认为宁夏的宁静和平稳，是难得的一块净土。
三 斯文·赫定：六盘山的匆匆穿越者
1935年的新年刚过不久，六盘山被一场大雪和长久的战乱、贫穷包围着，对于生活在六盘山下宁夏南部隆德县的人们来说，新年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很快，迎面而来的农历年让农民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战乱年份里的一种结束和另一种开始的交替时光，他们的这种方式被一个悄然路过的瑞典人在他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一支庆贺新年的队伍走了过来，队伍前面是一头黄纸做的大狮子，后面跟着打旗的。这些贫困农夫看上去满足而高兴，享受着一年之中最重大节日所带来的一点点乐趣。”
那一天是1935年，大年初二，当时在山脚下的公路旁庆贺春节的农民们没有细心注意夹杂在这支奇特队伍中的瑞典人，也没有人细心打量其中那个瑞典人，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的身份是什么？这些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时间过了73年，当我因为写这本书时，在众多的资料中发现，当年路过六盘山的那个瑞典人，就是国际上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他的那次经过，无意中成了宁夏人文历史中被一直淡忘的一页。
斯文·赫定，是1865年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世界著名探险家和考古学者。19世纪地理大发现的热浪席卷全球。尤其是在西方地理学界，发起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的热潮，征服极地的船队一支支驶出港湾，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因为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高度就可以一夜间扬名天下。斯文·赫定15岁那年，正好是北冰洋探险家诺登舍尔德率领的极地探险船“维加号”凯旋而归的年份。1880年4月24日，他和家人站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块高地上看见那个热烈场面时，在他后来的成名作《亚洲腹地旅行记》里这样记载：“远近的景象尽收眼底，城中的欢呼声刺激了我飞动的心。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一生的事业从此决定了，我对自己说：‘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回来的。’”正是这种理想的萌芽，使斯文·赫定70年后和宁夏发生了关系。
中学毕业后，斯文·赫定经校长介绍前往俄国巴库担任家庭教师。途中，他对亚洲迷人的自然景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与亚洲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他所言：“命运之神引导我走向亚洲大道，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年少时对北极探险的梦想已经逐渐淡去，从那一刻起，亚洲这片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散发出最令人着迷的力量，显然主宰了我往后的生命。”
1886年回国后，斯文·赫定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了地质学、物理学和动物学。毕业后又进入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地理学家、“丝绸之路”名称的首创者李希霍芬教授学习地理学，同时也向其他教授学习历史地理学和古生物学。1890年4月，作为瑞典王国外交使团的翻译，赫定停止学习，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圆满完成任务后，赫定决心实现到亚洲大陆探险的梦想，因此打电报向瑞典国王请示，国王准其所请，并向他提供了经费。于是，他开始了横贯中亚的旅行，从此踏上了探险中国之路。
1894年10月19日，在偷越中俄边境测量完喀拉库尔湖之后，斯文·赫定到了喀什。受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诱惑。塔克拉玛干的南北边缘地带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和田河、尼雅河等由南向北流入沙漠，沿岸古代有不少绿洲城市，后因气候变迁、战乱影响而湮没于沙海之中，但遗留下的各种器物、钱币常为后人发现，加上许多关于沙漠的神话传说，吸引着赫定“穿到沙漠内部去的念头与日俱增，这种奇异的引诱，竟不能遏制了”。
1895年2月17日，斯文·赫定离开喀什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克服了诸多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用了20多天的时间，行程300多公里，穿越了这个“世界上最恶劣的沙漠”。为他后来穿越宁夏北部的沙漠从内蒙古到新疆的探险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01年1月，斯文·赫定穿越沙漠，发现了历史上消失的西域36国之一的楼兰。随后，他将探险和考察的脚步放在了西藏，调查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测量了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湖泊。抹去了欧洲人绘制的西藏地图上“尚未探勘”这几个字。1908年8月，回国后的斯文·赫定受到盛大欢迎。瑞典国王亲自给他佩戴上“北极星”大十字勋章，高度评价他“通过你的努力，瑞典的名字在全世界获得尊敬”。英皇也授予他“印度帝国大爵士”称号。
“中国情结”从此贯穿在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中，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深情地说：“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1927年～1935年，赫定在中国西北又进行了8年的考察，成为“中国西部的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第一位现代探险家”。这8年探险中，他两次和宁夏擦肩而过，给宁夏和他自己留下了遗憾。
1933年6月28日，北京城迎来了一场大雨，德国驻中国大使特劳特曼在大使馆设宴招待曾经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泽克特。宴会上，受邀的斯文·赫定结识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他们的谈话这样开始：
斯文·赫定说：“乾隆皇帝在中央帝国周围建立了呈半圆形分布的，受制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缓冲国。现在，这个半圆中只剩下一个环节。民国建立后，你们就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外蒙古、满洲、热河以及内蒙古也受到了严重威胁，新疆还在民国政府手上，却因为内战而四分五裂，如不采取保住这个省的行动，那么新疆也会丢掉的。”
刘崇杰急切地问道：“你认为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步应该开通中国内地和新疆之间一流的公路交通，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下一步则是修筑一条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
第二天，刘崇杰就邀请斯文·赫定到他的办公室里进行深入探讨，让斯文·赫定起草一个备忘录，并在地图上标出他认为最合适的公路线路。半个月后，斯文·赫定起草的备忘录和线路很快被送到蒋介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及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处。8月5日，刘崇杰陪同斯文·赫定前往南京，汪精卫给斯文·赫定传达了国民党政府的意见：由于铁路建筑费用超出政府的能力，国民党政府希望先修建公路，北线公路以呼和浩特为起点，南线公路以西安为起点。
5月中旬，南京政府下令建立查勘队，直接受铁道部部长顾孟余领导，队长由斯文·赫定担任，查勘时间大约8个月，去的线路是穿越内蒙古高原的沙漠、戈壁到哈密，返回的线路是沿着丝绸之路。虽然，这次考察再次使他和宁夏擦肩而过，但为斯文·赫定在返回途中穿过宁夏留下了伏笔。
1933年10月21日，北京西直门车站。被任命为中国铁道部顾问、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的斯文·赫定开始了一生最后一次在中国的考察，“一次在强悍的亚洲人中进行的超越寻常、难以预料的冒险历程，即将拉开序幕”。赫定进入新疆时，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陷入胜负难分的关键时刻。斯文·赫定被马仲英逮捕，监禁在库尔勒，汽车被征用。
1934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持着盛世才亲自签发的通行证离开乌鲁木齐，经过了哈密、安西，穿过了河西走廊抵达兰州。时任甘肃省省长的朱绍良已经接到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命令，不仅接待了斯文·赫定一行，而且下令甘肃境内（包括宁夏）沿途官员做好接待他们的工作。就这样，斯文·赫定顺利地出了甘肃，进入了宁夏境内。1935年大年初二，载着斯文·赫定的汽车，走进了宁夏南部的隆德县境内。在通往隆德县的土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因为这里是连接陕西和甘肃甚至内地以及西北的命脉线，所以这条宽阔的路被保养得很好。路的两边是成行的白杨树，两边的铺面因为春节而关着门，大些的店铺按照当地习俗停止营业2个星期，小些的停止营业1个星期，那些关门的店铺门上都贴着鲜红的对联，就是路上来往的商队也尽可能地突出节日气氛——每个商队中领头的骆驼驮鞍上都挂着红绸带。
傍晚时，他们走进了隆德县城，这是个住着300户人家的小镇，中央政府却在这里驻军达250人。县长将他们迎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斯文·赫定这才真实地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部的县长真实的办公条件。一间简陋的房间担负着办公室、接待室、寝室3种功能，白色的窗纸糊着的木格小窗户前放着一张不大的桌子，桌子上堆放着文件。一张小茶几、一张床、几把简易的木椅子，就把房间担负的3种菜单搭了出来。墙角是一个带烟筒、构造原始的小火炉，不远处是一个木头做的脸盆架，上面是一个马口铁的脸盆，这是整个衙门里唯一一间有取暖设备的房间。一个县的县长的生活与办公环境尚且如此，可想一般百姓的生活处境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县，通过和县长的谈话，斯文·赫定了解到，这里在1933、1934两年时间里，被土匪洗劫过9次，以致斯文·赫定抵达时，还有大片的废墟散布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小县城。
斯文·赫定入住隆德的夜晚，飘了一整夜雪，第二天早晨，天仍然下着雪，一个白色的、贫穷的、土匪出没的但当地人很热情的宁夏留在了斯文·赫定的印象中。隆德县县长给斯文·赫定派了7名士兵担任护送他的任务，并亲自和他道别。出了隆德县城，路上的积雪已经几英寸厚了，他们先是借助着树找路，到了没有树的地方，眼前全是积雪，根本没有路的影踪，他们只好踏着由毛驴驮载货物的商队依稀留下的脚印，向前摸索着走。路面越来越滑，坡度越来越陡，他们只好在小汽车的后轮上装上了应急的防滑链，几乎是在缓缓移动中翻越了六盘山。
四 宁夏南部第一镇：一个传教士的密语
这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但他的血缘与穆斯林有一些关联，他的岳父就是一个热衷于向中东地区穆斯林传教的学者。宁夏南部地区最大的集镇三营中浓郁的穆斯林生活氛围，独特的回民集聚区形成的历史背景，吸引这个美国人于1936年来到这个小镇，他拍摄的大量反映西北回民生活的照片，成了西方世界了解20世纪30年代宁夏乃至西北地区回民穆斯林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如今，许多银川人到宁夏南部的固原市出差，或者一些经由甘肃东部平凉市进入宁夏的人，他们大多会在固原市北边40公里的小镇上做短暂的停留：吃那里的生汆面、羊羔肉，看那里的清真寺，这个小镇就是三营。单从字面上看，这里就内蕴着强烈的军事色彩。明代，为了防御元政权消亡后的蒙古残余势力，在北中国设置了9个边地重镇，宁夏作为当时中国的边地，就有两个重镇。其中一个就是固原，三营是固原的第三营寨。由于这里地处河谷平原，又有水渠灌溉之便利，所以农业生产富足。清朝同治年间的回民暴动失败后，朝廷下令将甘肃、陕西、宁夏北部等地的暴动回民安置在宁夏南部山区，不少善于经商的回民看到这里交通发达，位于连接宁夏和陕西、甘肃的交通要道上，四方客商来往密集，便逐渐从山区移居到这里，使这里慢慢地发展成了一个回民居住区。整个小镇上的回民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75%以上，逐渐使这里成了一个伊斯兰氛围十足的回民小镇。1936年，这个小镇吸引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走了进去。
克劳德·毕敬士（1900年～1985年）和妻子伊丽莎白·兹威默·毕敬士曾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夫妇及伊丽莎白的父亲塞缪尔·兹威默博士以及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情况。和那时的西方文化殖民策略相似，他们极力想让更多的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
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有着重要学术地位的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就是梅益盛先生翻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的。毕敬士的岳父兹威默是一位矢志于在中东地区向阿拉伯穆斯林传教的传教士。兹威默博士还担任当时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的杂志《穆斯林世界》的主编，此前他在中东生活了很长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早在1917年，兹威默博士就来过中国，对西北和内地的一些穆斯林聚居区作过访问。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他那次是否到过银川。1933年6月，他到达上海，与长期在汉口传教的女婿毕敬士先生对中国穆斯林聚集区和穆斯林较集中的一些城市又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访问。在这次旅途中，毕敬士深入宁夏乃至甘肃的一些回民聚居区，拍摄了一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照片，兹威默还与一些地方的清真寺阿訇用阿拉伯语进行了友好的交谈。1936年，毕敬士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西北、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穆斯林聚集区进行了一次历时长久的考察及传教。在旅途中，他又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老照片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社会的珍贵资料。
20世纪30年代的宁夏，已经是中国的回族集中生活的地区之一，所以宁夏自然就成了毕敬士考察、传教的重点地区。宁夏北部的平罗清真寺、同心县清真寺的阿訇及寺周围的平民生活区，宁夏灵武台子清真寺、韦州大寺以及三营，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这里的人民生活、宗教活动也被他用照相机留下了珍贵的剪影。但他的宁夏之行中最有意义的是三营清真寺之行，并在这里拜访了一代著名阿訇虎嵩山。
虎嵩山，字镇林。1902年，22岁的虎嵩山应聘为同心城清真小寺阿訇。后来他接受马万福阿訇倡导的伊赫瓦尼派教义和主张，遂脱离虎非耶门宦，在同心县穆斯林中大力宣传伊赫瓦尼派的思想和主张，提出一切言行皆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准则，对不符合经训的一些礼俗进行改革，由此声望日隆，成为宁夏和陇东地区伊赫瓦尼派的知名阿訇。他博览各种伊斯兰经籍，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对《古兰经》、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苏非神秘主义、逻辑学、修辞学等均有很深造诣。1924年，虎嵩山阿訇经上海赴麦加朝觐，翌年归国后在湖南常德应聘为开学阿訇。1927年应邀到甘肃固原三营清真大寺任开学阿訇。
三营大寺建于19世纪60年代，该寺的经堂教育在西北享有盛名。1927年以来，虎嵩山阿訇长期在三营大寺任教长。当时不但陕甘宁青的回民学子，就是川滇湘桂的伊斯兰学子也千里迢迢地来此求学，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著名伊斯兰学者的马坚教授就从云南来此求学，回族杰出学者王静斋等也来到这里的寺中求学和钻研经典。
20世纪30年代，在虎嵩山阿訇的倡导下，这里建成了学校新寺。在此就读的儿童与满拉约300名。虎嵩山阿訇在此教学并任中阿学校的校长。他在学校里实行中阿并授，为西北乃至全国培养了不少伊斯兰教人才。1938年寺校分离，并举行了首届高小毕业典礼暨分立高等小学、清真大寺庆祝会。仪式非常隆重，驻军师长马鸿宾将军也莅会讲话。
1936年5月14日傍晚，毕敬士一行到达三营。他们下榻在穆斯林开办的旅店里，受到了回族穆斯林的热情款待。毕敬士在次日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吃夹枣的三角形米糕。栈房边上是中阿学校，是由我所认识的汉口马阿訇的朋友安阿訇负责教学事务。当我将名片及马阿訇开具的介绍信给安阿訇看时，他很高兴，并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要我带回给汉口的马阿訇。他非常友好，接受了我们的（基督教）宣教材料，但他说，在非《古兰经》和《引支勒》（《圣经》）上写‘必思米俩’是不对的。我们照了几张他与学生合影的照片。”第二天，毕敬士访问了三营镇的几所清真寺，会见了清真寺的阿訇和满拉。在宁夏南部地区及其他地区考察了半个多月后，1936年6月4日，毕敬士来到了银川，开始了10天的考察，一直到6月13日结束。在银川，毕敬士参观了清真寺和宁夏省立中阿学校等，已经在全国声名卓著的虎嵩山阿訇，这时担任银川东大寺教长并兼任宁夏省立中阿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毕敬士在拜访伊斯兰教界的阿訇和经堂教育的师生以及中阿学校的教师时，虎嵩山也是他首选拜访的对象。在拜访期间，他给虎嵩山阿訇拍摄了难得的照片，毕敬士拍摄了虎嵩山阿訇及虎嵩山阿訇与满拉合影的两张照片，具体时间应该是6月8日。
在6月8日的日记中，毕敬士写道：“下午参观中阿学校，它是（马鸿逵）省长资助建立的。它坐落在省长官邸边上。我准备了名片送交王校长，但他没在。我们见了教阿拉伯语的马老师和杨老师，他们很健谈。马老师说，150名学生中的大多数是格底目派而不是哲赫林耶派。哲派学生只有五六名。目前学校校长正在韦州。学校的教学任务不多，但纪律很严。我认为这对孩子有好处。马鸿逵省长经常到学校附属的清真寺礼拜。学生每天学阿拉伯语两小时。我们看了他们的课本，是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印的。他们（学校老师）介绍说，王静斋翻译的汉译《古兰经》是好本子，故学校采用了部分。”
毕敬士拍摄的这些珍贵图片和他留下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有关虎嵩山阿訇的照片和相关的文字材料及日记，都被珍藏在哈佛大学。20世纪前、中期的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珍贵资料的下落，这些研究20世纪30年代宁夏伊斯兰教的重要史料和佐证，记录了虎嵩山阿訇在宁夏长期进行经堂教育和举办新型伊斯兰教育的实践活动，一直默默地躺在西方大学的角落里，直到今天，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这些资料的价值呢？随着20世纪末期西方意识形态和伊斯兰世界的对峙与冲突，西方学者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伊斯兰世界，毕敬士拍摄的这些珍贵图片和相关的文字材料及日记，一次次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惊呼，而那些散落其间的有关宁夏的大量图片与文字，也让那些学者们越来越多地知道，中国腹地的宁夏，竟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伊斯兰教有着这样的意义，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西方的传教士就带着敬畏之心深入到这里。
如今，三营已经发展成了宁夏南部地区著名的商贸集镇，有着连接甘肃和宁夏的“宁夏南部第一镇”之称，也是中国建设部确定的全国500个重点建设试点镇之一，年商品交易额超过亿元。
五 斯诺：蓝色眼睛里的红色部队
1972年2月15日，中国传统的春节，一个美国人因胰腺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与世长辞。在北京什刹海畔住所的宋庆龄连夜亲拟唁电稿，最后一句是：“（他）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宋庆龄为什么要如此悲伤？他的妻子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到中国，墓址选在了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一个外国人的墓址怎么能被允许置放在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里？他和宁夏有什么关系？
这个美国人就是埃德加·斯诺，最初，他就是从未名湖畔起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进入宁夏的。
23岁那年，斯诺从家乡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在华尔街的一家广告公司谋得一份差事。无意中，他获得一笔资金，于是决定作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中国是他旅行中的首选之地，他转道日本来到上海，原计划停留6个星期。在《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挽留下，斯诺改变了原先的计划，留了下来。
1933年，斯诺定居北平，接受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邀请，担任新闻系的兼职讲师，讲授新闻特写课程。在未名湖畔教书的日子里，斯诺夫妇与学生们交往密切。学生领袖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翰伯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他们把斯诺的家比喻为“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4年，斯诺就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尽管他已经收集了许多材料，但是这位忠于现实、正直的新闻记者却因为自己没有亲临一线采访而一直没动笔。1936年，当他得知驻守西北的张学良与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消息时，认为自己进入陕北的机遇来到了：“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认为这次采访的机会太重要了，不能错过，如果有危险，我至少可以拿一点来进行自慰，这就是许多中国人已经为这个运动牺牲了生命，为了弄清为什么，作这种冒险也是值得的。”
怎样才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进入陕北，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呢？1936年1月，斯诺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求助于宋庆龄；当时另一位年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也向宋庆龄表示要去江西苏区工作，但红军已北上，宋庆龄让他等候时机。1936年5月的一天，斯诺在他任教的燕京大学未名湖畔遇见了北京学联主席黄华，他说：“中国红军从瑞金到陕北长征，横跨11个省，纵奔二万五千里，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啊！黄先生，我感到红色中国太神奇了。我想到陕北去见毛泽东、周恩来，但我不懂汉语，请你给我当翻译好吗？”黄华说：“只要你敢到陕北去，我就去给你当翻译。”6月中旬的一天，黄华突然看到天津《大公报》上刊登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采访后写的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萌生了到陕北去的想法，想去参加红军。恰巧此时埃德加·斯诺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秘密地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两个人便约好一起出发。宋庆龄很快为斯诺的旅行作出了安排，并通知乔治·海德姆也去。7月下旬，黄华和乔治·海德姆、斯诺在陕甘宁苏区的保安县（今陕西志丹县）重逢了。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大体完成，便提出要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为保证他们的安全，中央派一个骑兵小分队随行护送，他们于8月中旬来到宁夏豫旺堡。当时的豫旺堡是宁夏同心县的一个镇，1936年是这个小镇最辉煌的时期：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首长就驻扎在这里。
1936年8月22日，西方野战军总部为斯诺和海德姆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驻扎在这里的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彭德怀、聂荣臻、左权、朱瑞、李富春等人及各师团的代表和驻豫旺堡的连以上干部参加了大会。彭德怀和斯诺在欢迎会上讲了话。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把（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讲演结束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在场的红军听不懂，经过黄华的翻译后，赢得了热烈的鼓掌。事后，住在豫旺堡附近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讲演摘要用毛笔写在一所民房的墙壁上，一直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
当时，红一军团第四师驻地在毛居井，距豫旺堡比较远，就派了10多名代表，由政治部卢仁灿科长带领，前来参加这个不同寻常的欢迎大会。他们从缴获的战马中精心挑选了两匹上等黑色骏马送给斯诺和海德姆，并以师领导的名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斯诺接到信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连声说：“谢谢，谢谢！”又通过翻译向红四师的送马代表卢仁灿反复表示谢意。接着，斯诺和海德姆跨上战马，绕场奔跑了几圈，引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热闹的笑声。
此后，斯诺、海德姆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西征部队中去，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斯诺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休息就立即进行紧张的采访。海德姆每到一地，深入红军驻地了解那里的医疗卫生状况，受到红军和回民的热诚欢迎。他在西征前线一边陪同斯诺采访，一边给当地红军和回民群众治病，当地回民对他非常友好，把他当做穆斯林兄弟对待，这使他很受感动。他发现回民中间姓马的较多，为了更好地同群众相处，便决定在自己的原名“海德姆”前面加上马姓，把后面的“姆”字取掉，改名为“马海德”。
在豫旺堡，由于他们住在西方野战军总部的院子里，可以经常和彭德怀司令员交谈。彭德怀给他们介绍了红军的生活情况、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统一战线政策，等等，还领着斯诺一起参加红军的政治会议，访问红军连队，观看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出，给斯诺的采访提供了许多方便。斯诺对红军“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感到新奇，在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陪同下，他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对红军的生活作了进一步观察。
在豫旺堡采访10天左右后，1936年8月26日，应徐海东军团长邀请，斯诺前往驻下马关的红十五军团采访。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红四师送给他们的战马，经过5个小时的驰骋来到下马关。途中，他们遇到前来迎接的一排骑兵战士。来到城外时，当地军民组成“欢迎委员会”夹道欢迎。在城内，红十五军团的广大指战员在两旁列队欢迎。城门上挂着一条“欢迎美国国际新闻工作者到苏区调查”的横幅。红旗飘扬，军号齐鸣，歌声嘹亮，欢迎场面十分热烈。8月27日，斯诺与徐海东军团长长谈一整天，对徐海东的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
1936年8月29日，斯诺在徐海东陪同下，前往驻在红城水的红七十三师前线阵地参观采访，又找部分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回民群众交谈，较为系统地调查了解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生活情况。后又转入吊堡子一带对驻军广大指战员进行采访。9月7日，斯诺与彭德怀等领导人告别，取道甘肃环县河连湾回到保安，10月21日又由保安到西安，后返回北京。这位杰出的记者在宁夏的日子结束了，到北京后开始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这本名震世界的不朽著作。《西行漫记》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记述在豫旺堡地区的采访活动和感受，埃德加·斯诺是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时期宁夏的第一个外国人。
对豫旺堡镇，这个当时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斯诺是这样评价的：如果不到这里，就不会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不会相信正规红军的精神、纪律，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不会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那时，在宁夏的红军使斯诺看到了一种让他感动的东西——快活。这是他在东方所看到的第一批真正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认为，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活”这种比较高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红军刚刚结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令斯诺震撼。他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在宁夏，他从中极为强烈地看到了红军无论是领袖还是士兵都共有的一种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的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一篇篇有关红军的报道从斯诺的手中发出来。1937年10月，由这些报道结集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立刻震惊了全世界。在一个月内，5次再版，销售10万册以上。它被称为“是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美国国务院把这本书列为美国官员了解中国的20本必读书之一，从1938年～1966年，在美国发行了6.5万册，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写远东的非小说销量都大。在全世界，这本书已有至少9种文字的译本，至今每年的发行量平均在8000册以上，它拥有亿万读者。
1938年2月，征得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的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为了躲过国民党的查禁，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轰动全国，在香港以及海外，出版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毛泽东高度评价《西行漫记》，说它“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六 鲍大可：笔记宁夏40年之变
“把1988年的宁夏和40年前的样子相比，我看到了重要的连续性，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传统的连续性，对此我并不真正感到惊奇。让我感到惊奇的却是事物的大变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取得的进步比我料想的大得多。大多数中国人仍把宁夏看作是一个落后的地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么认为，但宁夏正在努力赶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我在1948年见到的那个宁夏相比，它已大不一样了。”这是1988年春天，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鲍大可离开宁夏时的感言，他在40年间为什么会两次来到宁夏呢？40年前的宁夏和40年后的宁夏在这个美国记者的眼中，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鲍大可在长期的研究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中国学思想，与费正清、斯卡拉宾诺3人被称为美国的“三大中国通”，宁夏在他的中国研究中有着怎样的分量？
1921年，鲍大可出生于杭州，他的父亲早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并生活了多年，少年时的鲍大可在上海长大，直到15岁时才回美国读书。先后在耶鲁大学、富兰克林-马歇尔大学等校读完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历任美国世界事务研究所、美国国务院外交研究所、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等单位的研究员以及美利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校教授。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战的关键时期，引起了世界上一些知名媒体的关注，创办于1876年1月1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以追求独特经营风格而著名，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更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鲍大可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后，就担任《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道亚洲的记者。为了考察抗战8年后又开始国内战争的中国现状，并分析其发展前景，作为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及《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特派记者，鲍大可前往当时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在甘肃采访、考察时，当时主政甘肃的张治中将军也管辖着宁夏境内的政务和军务，鲍大可带着能参观青海和宁夏的目的求见张治中，张治中动用了他的部下说服了主政青海的马步芳和主政宁夏的马鸿逵，同意了鲍大可能够进入这两个省区内考察。这样，鲍大可在甘肃考察完后，从兰州取道银川，乘坐一辆邮政卡车，在崎岖不平的简易公路上颠簸了3天后，进入宁夏。沿途的镇子，没有电，没有任何现代化的通讯和工业，他更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标志。
鲍大可走进银川时，所看到“仅有的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真正标志是房屋的灰砖正墙”，这些标志性工程是按照马鸿逵的指示刚刚完成的：都是大城镇里公路两边的商店新砌起来的。1948年的宁夏给鲍大可的印象是一个“封闭的，传统的社会”，他所见到的银川是“没有一条路是铺过的，所有的房屋都是老式的一层建筑，弯曲的屋顶上铺着瓦片”。他住的小旅馆很原始，“由于缺少电，人们的生活都是白昼型的，夜晚唯一的光线是从昏暗的煤油灯里发出的，不可能有什么夜间活动。夜幕刚一降临，几乎所有的人都上床睡觉”。当时的银川让鲍大可认为“是一座落后土气的小镇，和县城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面积大一点，城墙长一点而已”。除了最高的建筑鼓楼、玉皇阁、两座古塔以及像缩小的天安门的南门城楼外，其他景物都是平淡、老旧、灰色的一层房屋，排列在没有铺过的道路两边。
由于在兰州时张治中的斡旋，1948年访问宁夏时，鲍大可特意拜访了马鸿逵，这个超过了240磅的当地军政一把手在他的眼里“看起来更像是汉人，而不是回民。他对由他独裁的穆斯林政权感到极其骄傲。虽然他声称回汉人民一律平等，而且在一些方面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他的军阀政权和他的私人军队里都有他的亲戚和其他回族穆斯林”。对当时的军事情况有着很大兴趣的鲍大可，很快采访到这样的情形：马鸿逵为了对付红军，用野蛮的征兵方法，把宁夏所有的青年男子都动员起来扩充军队。通过采访，他了解到马鸿逵的常备军和保安团占宁夏总人口的1/7，还拥有12万人的自卫队。马鸿逵特意让他的骑兵为鲍大可进行表演。
鲍大可当年的采访目的还有每个他所到的省份的工业状况，他看到的宁夏工业企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唯一的一家贸易公司被马鸿逵垄断，但对发展工业没有什么帮助。在他的视野里，当时的银川城里能显出现代气息的也就是一台小发电机，和一个原始的手摇电话。马鸿逵给他介绍的所谓工厂，在他看来也就是些作坊。马鸿逵在给鲍大可介绍宁夏的情况时，最引以自豪的是他开办的学校教育和推广植树造林运动。鲍大可从马鸿逵对宁夏的统治中，感觉到“无论经济气氛还是政治气氛，都很压抑，这反映在几乎每一个人的脸上，我乘车走遍了大半个宁夏，所见到的人们都表情愁闷阴沉”。而马鸿逵给他的最深印象是，当时的中国处于内战高潮，马鸿逵和统治青海的马步芳是中国西北最后几位对共产党进行猛烈抵抗的统治者。
在大街上看到的是“更多的回族男人炫耀他们的胡子，带着黑色或白色的小帽，而大多数回族妇女都用头巾把她们的头包起来，她们的脸露在椭圆形的开口之外”。40年后，他再次在银川大街上走，就感慨：很难从衣着来判断一个人的民族。
1988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革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的生活更是有了很大提高。这时，已经68岁的鲍大可决定再次深入40年前他走过的西部地区，将这里发生的变化告诉给西方人，这是一次在17.5万英里、近20个省区、47个大小城市中进行的采访，他说：“我要用自己的眼光，分析近几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性质和幅度，以及40年来中国推行现代化所取得的总体成就，特别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10年给中国的许多边远地区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位将力图理解中国作为一生目标的美国人，开始再次的“西部之旅”。这次，宁夏是他继包头后的第二站。1988年2月下旬的一天，早上9点16分，鲍大可坐上火车离开了包头，傍晚7点30分抵达银川，和40年前坐大卡车从兰州而来不同，这次他乘坐火车，坐着卧铺从东面进入宁夏。当时的宁夏北部地区下着雪，冰雪覆盖的宁夏大地让他感觉到像是真正的荒原一样，但却是一个平坦的、得到灌溉相对富裕的地区。“农田大得令人吃惊，村里的砖房样式都很现代。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很大，打破了田野的连续性。”40年前的宁夏让他觉得是远离中国的一块贫穷之地，现在是完全融入“中国本土”之中，也大大地现代化了的土地。
当时担任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陈育宁先生到车站迎接了鲍大可，并将他安排住进了当时的宁夏第二迎宾馆，宾馆里80年代流行的室内装潢样式，让鲍大可感觉到了“现代的、朴素的、中国维多利亚式的”特点。随后的几天里，鲍大可密集采访了宁夏的官员、阿訇、学者、新闻和教育界人士等40多人，通过这些人的介绍和他的观察，一点点拼凑起了1988年时的宁夏形象以及40年间的变化。
鲍大可对宁夏回族的考察力度是在别的省区所没有的，他在考察报告中详细地向西方介绍了宁夏回族的由来以及马鸿逵执政宁夏时的情况。他觉得1988年打动他的是“在宁夏，至少是在银川和附近地区，事物的表面和总体氛围的特点是正常、稳定和相对的政治宽松”。他没有看出外界传闻的所谓回汉紧张的民族关系，一些积极实施的民族政策，很大程度上弥合了“文化大革命”中民族关系上的伤口。在对宁夏从1928年建省到1988年间的管辖范围进行考证后，虽然管辖的地域在不同时期大小不一，但鲍大可却认为“虽然发生了所有这些变化，宁夏似乎保留了它的自我意识，大部分变化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它的汉—回核心地区”。1998年的宁夏，是个相当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地方，不到中国总面积的1%，但却是中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这里的经济发展同样是他考察的重点，这里的发展变化让他感到欣慰，他第一次来时，从银川经过西安到北京开会，要走10多天，而1988年时，不需要从西安转车，只需要27个小时。他尤其采访到黑山峡水利工程的所在地、宁夏和周围地区的经济协作、上海和宁夏的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事情，得出的结论是“在宁夏首府银川和我访问过的其他地方（我没有去过宁夏南部最穷的地区），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留下的惊人印迹。从我40年代的访问至今，宁夏已从一个封闭的、传统的社会迅猛地进入了现代世界”。而且，宁夏平原不仅依然保持着一个产量很高的农业区的面貌，同时也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于那些提供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的水利渠系，他这样认为：“虽然降雨量很少，但平原地区有运河网，有些早在秦朝就已修建了，很多是在汉朝修建的，它们逐渐得到改善，提供了可靠的水源供应，许多粮食的产量得到很大提高。”这使他看到银川虽然在中国的偏远之地，但它有漂亮的街道、建筑和人民的外观，当他听银川人骄傲地说银川渴求成为“小上海”时，并不显得可笑。
1988年，鲍大可就看到宁夏的经济依靠的是能源，他当时就前瞻性地指出“宁夏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落后了，将来可能会更加落后”。对教育，这个美国记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金字塔形的教育形态，使中学后的学生继续深造成了塔尖上的一根针尖，就是宁夏最好的大学宁夏大学，也是一所非常落后的学校，教育的落后对回族的影响要比汉族的影响大，他认为正规教育机构很少重视回族传统和宗教信仰；科研人员给他的印象除了不多的几个是严肃能干的学者外，其余的似乎是旧时代的遗老。但他觉得银川城里普通群众的变化是“部分是汉化，部分是西化”，大多数回族继续保持着他们的特性，他的结论是“宁夏的伊斯兰很有活力”。鲍大可在南关清真寺、银新乡的9座清真寺、永宁县的纳家户清真寺采访后，认为“礼拜的活力和尊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到了伊斯兰教在40年间的传统和连续性。
1988年，鲍大可在近20个省、市、自治区内47个大小城市进行采访。访问了各行各业的居民，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僧侣、政府干部以及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合计约800人。这次旅行采访，他仍保持着当年做记者的习惯，随时随地都把各地所见所闻，每次采访的时间、地点、被访人物以及谈话内容，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他这次西部考察，一共写满了44个笔记本。后来他把两次到中国西部考察收集到的资料，写成了这部长达700页的英文大书《中国西部四十年》，1993年在美国出版。可以想见，书出版后，立即引起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的中国学专家们的注意和好评。
七 约翰·曼：在宁夏侧读西夏
1997年夏天，一个研究成吉思汗的英国人，将自己的步伐悄然迈进了宁夏，这种悄然不仅使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闻名世界的史学家，就连当年接待他的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主任杜建录向我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也是一片模糊，甚至连具体的年代也记得不大清楚。10年后，当中国青年出版社将他写的《成吉思汗》翻译成汉语出版后，人们才注意到这个英国人在宁夏的足迹。他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曼。
约翰·曼和他的朋友兼向导、内蒙古大学的讲师照日格图，从呼和浩特乘坐火车进入宁夏，这也是他所说的“逆着这条宽阔而淤满泥沙的河流（黄河）上行250公里，便来到了银川市”。一个凉爽的清晨里，他爬上位于宁夏博物馆内的西夏承天寺塔，站在那里，他眼中的银川市“乍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浅褐色的、战后低矮的近郊，且正消失在一片迷雾中”，他也知道这片迷雾来自贺兰山西边的腾格里沙漠的沙粒、银川城中的三轮黄包车、从银川一直延伸到石嘴山地区的工厂产生的废气或浓烟。那时的银川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的混合物：城内的街道两边绿树成荫，路边的绿化带由洒水车浇灌；而城边就是小麦、蔬菜、果园等农作物，这些作物甚至银川市所需的水是由一套古老而复杂的灌溉系统从黄河引来的。承天寺塔不仅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观览银川市的便利，更让他知道“这座高塔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及一度为佛教中心的地位”，而和承天寺塔相辉映的是位于银川市北郊的海宝塔，那座几乎任何一个来到银川的外国人文地理学者、历史学者都要走进去的有1500年之久的古塔，由于正在维修，约翰·曼未能走进其中，但他从中看到“为了保证美好的未来，银川正在重新发现它内涵丰富的过去”。
和任何一个走进银川城的西方人一样，银川带给这位西方历史学者的第一感觉是奇特而神秘，西夏王朝就是这种奇特而神秘感觉中的一个。他前往自己称呼为“岩石墙”的贺兰山，为的就是一睹山下的西夏王陵的风采，黄土夯筑的皇陵“看上去就像风雨中侵蚀的土地上的一些巨大的白蚁巢穴”，让他联想起了英国诗人雪莱赞颂过的古埃及王奥西曼德斯墓地的遗迹——神秘而令人敬畏。这个巨型的残骸，“由于成吉思汗军队的光顾，没有留下任何尸骸或人工制品，但现在它们却是考古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对旅游者颇具吸引力，同时亦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这些陵墓及其方圆超过50平方公里的遗址，却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力量与影响，这种文化曾对一片面积相当于德、法两国的地区进行了长达200年之久的统治。因而成吉思汗把捕食者的目光投向它应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王陵中那些圆锥体的建筑形态是他以前见过的任何一种建筑所没有的，这使他“联想到与大批星云相遇时所形成的麻坑般的火箭头体部分，风蚀造成的碎片在它们的地基周围形成了脏乱的边缘”。
踏上宁夏这片土地，研究成吉思汗的约翰·曼才发现，发生在宁夏的关于西夏的一切，并不是像他这样的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有很多人知道，除了少数的专家外，西夏几乎不为人所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成吉思汗尽其所能地将西夏的政权和文化及其人民从这个地球上抹去了——“这是第一个记录在案的有预谋的种族大屠杀的例子，当然也是一起成功的种族灭绝。西夏后继者的文化——蒙古和中国没有兴趣保留它的记录、阅读它的文字或者保存它的遗迹”。而他显然也看到了一个严酷的历史事实，对西夏文字的解读和理解工作，“是从俄罗斯的学者开始的，中国人到了20世纪晚期才开始寻求在西夏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建立了研究机构，召集有关西夏的艺术品，恢复一些碑铭”。
对西夏历史和疆域有着研究积累的约翰·曼指出，西夏帝国的疆域是一个东西长1500公里、南北长600公里的帝国，显然，这是不精确的：从西夏最北端的黑水城到最南端的青藏高原的青海贵德、甘肃临夏的积石山一带，南北长度也超过了1000多公里。但他观察到西夏国土的脊梁所在：“是一条狭长的水草丰美的路线，在南部的藏北山麓丘陵区与北部可怕的阿拉善沙漠荒地之间向西延伸。从地理角度看，阿拉善沙漠是戈壁向南突出的部分，这些草原绵延向西，直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的敦煌及其四世纪复杂的佛教洞窟与庙宇。”
任何一个研究西夏者，都会对西夏王国的缔造者元昊产生或多或少的兴趣，那么，约翰·曼眼里的元昊是怎样的人呢？“作为西夏这个独立帝国的真正创造者，李元昊是一位野心勃勃且足智多谋的统治者，他采用了多种方式来确定其人民的身份”。约翰·曼提出了元昊重新命名国号和皇族称呼（“大白上国”和“嵬名”）、下令全国臣民实行秃发以区别和邻国人民等证据来印证自己对元昊的看法。元昊的这些措施无疑引起了大宋王朝的讨伐，双方发生的多次战争中，让这位英国历史学者最有兴趣也最能证明元昊军事才能的，是发生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好水川之战。
约翰·曼认为定居银川是西夏人的明智之举，“因为它让唐兀惕人（西夏人）占据了面积约为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马萨诸塞州或威尔士的肥沃的土地，而其核心部分，接近100万英亩，则由古代的水利工程灌溉”。这些灌溉面积在著名的西夏历史学家吴天墀的《西夏史稿》中，估算可以养活四五百万人口。
西夏文化中，最让约翰·曼称赞的是西夏文字。西夏文字不仅是西夏政权与宗教的基础，而且还是党项民族认同感的基础，元昊“为了与他的抱负相匹配，这种字母必须是西夏文明的最优表达，因而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挑选与采纳何种字母模型就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藏语、汉语之间寻求西夏文字的最优表达后，元昊最终让他的得力文臣野利仁荣设计出了完全独创的字符，来确保西夏文字的非藏语也非汉语的独特个性。这就是约翰·曼认为“唐兀惕语与汉语的关系就像英语和匈牙利语一样遥远”。这种具备完全独立性和创新性的文字，被用来成功地记录了西夏王国的法律、翻译佛经等。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成功地以佛控国的王国，约翰·曼对西夏的这一点表现了高度的评价：“佛教绝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是皇族用来对抗中国的儒教并且维护西夏的民族身份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西夏积极从宋朝引进佛经并进行大量翻译、推介工作的成就，约翰·曼赞誉为“西夏的成就不仅可以赶得上宋朝，亦可与辽国和朝鲜相媲美”。尤其是西夏人翻译的、创作的，藏身于敦煌莫高窟内的精美佛经、画像、壁画等，被后来的斯坦因在1907年只花了130英镑就购到4万件文献、数百幅画像，这些也构成了大英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及其地方的大量藏品的核心部分。“在唐兀惕文化达到鼎盛期前就被掩藏起来的汉文、藏文、回鹘文及梵文文献，表明了唐兀惕人在开始保留他们自己的记录时可以得到的佛教传统的分量”。西夏时期遗留的文献在印刷技巧、组织和技术上的先进程度也让约翰·曼大为赞赏，他甚至将西夏人印刷《大藏经》比作“完全可以想象为制作你自己的《大英百科全书》的版本，在木板上刻出31卷的每一页来制作印版，而且必须是反体字。”正是这种奇特的反体字让约翰·曼看到了西夏人和宋朝人在当时是同步进行活字印刷的试验，而且，西夏人不仅走在了宋朝人的前列，也因为试验的成功而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而使中国有了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活字印刷的铁证。
走进宁夏大学的西夏研究中心，听到研究中心杜建录主任的介绍后，尤其是看到杜建录给他展示了西夏人创建的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完整的法典后，约翰·曼认为这个研究机构以及宁夏出现的其他西夏研究单位，改写了一个因为大量的西夏文献旁落于西方博物馆的、令中国学术界尴尬的事情，中国的学人重新取得了研究西夏的主导权的一部分。
在西夏旧都银川市，透过800年时光的历史迷雾，约翰·曼依稀看到了西夏文化中显著而先进的城市文化：“它有六座重要城市，每个城市都有技术熟练的纺织工、皮匠、建筑工和冶金工。它的商人在整个中亚地区进行贸易，为其精英阶层提供了奢华的生活。”西夏时期的城市聚集着整个帝国境内的财富和先进的文化、技术，使城市文化成为西夏文化的璀璨顶端，这些城市里聚集的财富又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驻扎于帝国境内的12个军事分区，保障着西夏的军事体系健康而快速地安全运转。尽管这样，王国晚期一味地学习宋朝的文官集团统治体系，而成了西夏的软肋，帝国的垂直管理体系中逐渐充斥着大批没有国防安全理念的文人，军队也没有得到后来蒙古军队那样具备广泛的乡村支持。但西夏发达而先进的教育体系却让约翰·曼赞赏不已：“成吉思汗出生时，西夏已经有了一个全国性的国家学习系统和一所太学，并有300个培训官僚与学者的地方，还有一个翰林院，书写并保存历史记录。”
在银川完成了对西夏的考察后，约翰·曼走进了宁夏南部山区，这里“并不是个适于旅游的地方，它是中国最贫困省区中的一个贫困县，而其穆斯林少数民族回族又是贫困者中最贫困的人群”。南部山区的水土流失与干旱少雨给这位历史学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场风沙的冲刷可能就使一片土地成为未来10年的荒原，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并没出错。10年后，他走过的一些地方依然没有得到生态上的根本改变。他从一个在固原教书的叫莫依拉·莱德洛的外籍教师那里了解到南部山区的生态、教育、旅游方面的信息，这可能比他从官方部门那里得到的信息更接近真实：有的孩子的家距离学校需步行2个小时，他们除了一个干硬的馍外几乎没什么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这样贫穷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反映这里过去的富裕且规模与档次都不错的博物馆，怎么能不使约翰·曼产生惊喜呢？在固原博物馆里，他才知道固原完全是一个不落后的城市，是丝绸之路上的货物集散地，被13公里的双重城墙所围绕，有10个城门。为了考证成吉思汗逝世之地的确切位置，他走进了六盘山。当时的六盘山刚刚开发，给他的印象是一片令人惊诧的美丽荒原，依旧是令人惊异地与世隔绝，“它完全不为外国人所知，任何旅游手册都对它只字未提”。六盘山景区让他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未被触及的壮丽景色：6790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的两个县。在六盘山中的凉殿峡——成吉思汗逝世之地，那些因为旅游需要而制作的所谓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包、木质农用大车等模仿物，显然让他失望：“我原先希望的是某种真实性，而找到的却是一些矫揉造作的东西。”对于中国的一些学者尤其是宁夏本土学者所说的成吉思汗在这里指挥了消灭西夏的战争的说法，约翰·曼表现出了一个西方历史学者应有的判断：“是一种非常令人震惊的说法，没有任何其他史料表明成吉思汗实际上是被埋在了这里，在六盘山。这会破坏这个故事的基础，更不用说我的研究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如此的荒谬。”他的质疑有着自己的道理：真有整支军队带着攻城设备及一切越过陡峭的道路来到这里的可能性吗？那些带着大量军备的蒙古人，来到这里怎么扎营？怎样在到处都是树林的这片林区训练？
在六盘山地区，关于成吉思汗、关于西夏，约翰·曼没能找到一个史学者希望的历史证据，而是官方的旅游手册、导游、山间的农民、卖草药的妇女等人的民间传说，这对他的考证是没用的。比如当地的学者、官员、导游一口咬定的蒙古旗帜插座、石头做的饮马槽等，他从最初的激动，逐渐变成了更为冷静的判断，他很清晰地指出：四处征战的蒙古人并不需要制造石质饮水槽，也许这只是些一或两个世纪前留下的石磙、石碾和石臼。现在看来，他的判断并没错。
宁夏之行是短暂的，但作为一个从英国到蒙古再到中国寻找成吉思汗足迹的学者，这种短暂并没影响它的质地，在他完成的《成吉思汗》的18章中，在宁夏的足迹和考察，就占了2章，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到宁夏考证西夏的西方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