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资料表明：中国的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1万年到8000年前。在这漫长的农业发展史中，其间有无数个为推动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而历史传说的炎帝神农氏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关于炎帝神农氏对农业的杰出贡献，在历史文献中有多处记载。《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神农氏，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又引《周书》：“神农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白虎通义》：“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拾遗记》：“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神农）乃拾之。以植于田。”《论衡·感虚》：“神农之揉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田以为土，凿地以为井。”从这几条记载里，我们不难看到炎帝神农氏对原始农耕文化的重大贡献。正因为是炎帝神农氏最早发明了粟（谷），创造了农耕工具，刀耕火种，并推而广之，教民农耕，所以被后世人们崇封为“农神”即“农业之神”，并以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而加以崇拜和祭祀。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自炎黄以降历朝历代中华民族所形成的“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这无疑是与炎帝神农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经久不衰的“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之渊源，可以说，是来自于炎帝神农氏。
首先，先秦以前，在人们的心目中，炎帝神农氏为“三皇”中的“地皇”。关于“三皇”，人们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伏羲、女娲，神农，有的说是伏羲，神农、祝融，还有其他几种。但不管是何种说法，炎帝神农氏都被列于三皇之中。《风俗通义》引《礼纬含文嘉》云：“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炎帝神农氏最先懂得了使用地力，种植五谷蔬菜，因而成为农业始祖，被尊奉为地皇。可见远在夏代以前，炎帝神农氏就被尊崇为农业之神来祭祀。
夏商以降，开始有了祭奠神农、祈求五谷丰收的典礼。商代的甲骨文中多有向农神祈求年丰的记载。商王还亲自藉田，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令鼎》铭文曰：“王大藉农于淇田。”这里的“淇田”，当源出于《管子·轻重》篇所记载“神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的传说。不过《令鼎》铭文所说的淇田，并非炎帝神农氏种植五谷的故地，而是在商代晚期都城殷的南郊即今淇县境内。从《》铭文“令女（汝）作司土官司耕田”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当时已有管理藉田的官员。在藉田之前，还要用新收获的谷子祭祀农神。
到了周代，虽然周人以自己的始祖后稷代替了炎帝神农氏为农神，但在某些场合或不同的地区仍保留着以炎帝神农氏为农神的习俗。如《礼记·祭法》云：“烈山氏之子日柱，农官也。”因炎帝神农氏之裔有迁至江南的，所以南方仍奉神农氏为农神。《礼记·月令》云：“南方日炎天，其帝炎帝，乘离执衡而治夏。其神荧惑，其佐祝融。祀夏，配神农。从祝融。”《周礼·春官》亦云：“以赤璋祀南方。”郑玄注：“祀南方以主夏，而炎帝、祝融食焉。”可见，周代南方仍尊奉炎帝为农神。相传周天子亦曾率百官藉田，并制定有一套完整的礼仪。《诗经·周颂·良耜》便是周王朝于农业丰收之后举行祭祀活动的一首乐歌。当然，这种祭祀活动，一般每年春秋季节要各举行一次：春天的祭祀活动，含有祈求农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意思；秋后的祭祀活动，含有答谢农神保佑农业丰收的意思。
到了汉文帝时候，官方又恢复了帝王藉田、祭祀神农的礼仪。汉文帝二年正月，诏告天下，强调农业的重要，曰：“农者，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躬帅耕，以给宗庙粢盛。”其后，汉景帝亦亲藉田，垂范天下。据《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贺循《藉田仪》云：“汉耕日，以太牢祭先农于田所”。这里所说的“先农”，即炎帝神农氏。如《汉旧仪》所说；“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从此记载可知，汉代帝王祭祀炎帝神农氏后，接着便行藉田之礼。时间在农历正月，并设有专职官员来管理先农祠和藉田。这些都体现汉代统治者的重农政策。此外，在民间也有祭祀先农的习惯。崔实的《四民月令》载：正月上亥曰“祠先农”。
魏晋南北朝时期，藉田祭祀活动依然存在，魏帝亲耕藉田。《晋书·礼志上》载：“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藉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以太牢祀先农。”晋孝明帝太和元年，又祭祀农神，以“神农配火”。北周宇文氏刚一登上帝位，便以炎帝神农氏之后的名义筑丘祭祀。南朝宋文帝于元嘉二年和十一年都在先农坛之东北面行亲耕藉田之礼。北齐开始了设坛祭祀先农。
隋代藉田，据《隋书·礼仪志》载，在长安南郊启夏门外十四里。隋文帝为了显出他对农业的重视，还特意对北齐藉田礼仪作了更改。北齐帝王藉田时，令御史乘马车，载耒耜于五辂之后。文帝以为礼轻，遂以侍中奉耒耜，载于象路，以随木辂之后。象路就是用大象拖着车，取舜帝以大象耕田之意。
唐代藉田的礼仪，继承了隋代并有所加重。皇帝乘耕根车，以象辂载耒耜，列于仪仗内和皇帝銮驾之前，以表示重视耕藉大礼。不过，隋、唐的都城虽同在长安，但帝王藉田的地方却有不同，隋在南郊，唐在东郊。唐为何要改在东郊，唐太宗认为，长安城所在的关中，春耕是从东向西开始，而帝王亲耕藉田，为天下先，也应该在东郊进行。贞观三年，唐太宗在长安城通化门外东郊十里设先农坛祭祀炎帝神农氏，于坛南十步躬耕藉田。唐高宗和武则天因常驻跸东都洛阳，为了便于祭祀先农和举行藉田大礼，唐又于洛阳上东门外七里道北设置先农坛和藉田。藉田之日，备耕根车一乘，驾青马六匹，驾士四十人，均着青绣大袖。等皇帝驾临先农坛处，先用牛犊祭奠先农，再下藉田耕耘。皇帝拿着耒耜先推三下，接着三公和诸王推五下，尚书、六卿推九下。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敕建三皇五帝庙祀神农，以祝融配享，春秋致祭。
因唐代末年和五代的战乱，藉田大礼断绝几近百年，直到北宋雍熙五年，才又恢复起来。是年正月十七日，宋于都城汴京朝阳门外七里筑造先农坛，藉田祭农神。对此活动，宋王朝极为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命翰林学士宋白、贾黄中、苏易简共同详定礼仪方案，又以宰相李肪为藉田大礼使，开封府尹陈王赵元僖为桥顿递使，宋白为礼仪使，贾黄中为卤簿使，御史中丞神宏为仪仗使。可见以藉田祭先农之隆重。到了宋仁宗当朝，他为了表示其力劝农桑之决心，没有墨守帝王“三推为止”的古制，一口气耕了十二畦田，成为古来藉田耕得最多的帝王。随后，又交给侍耕官员耕田，皇帝登观耕台，观看公侯耕田，直到司农少卿率农夫将田耕完。此次藉田活动，其声势更为隆重。
南宋虽偏安江东，国家贫弱，但仍能继承前代祀先农耕藉田的传统。南宋将先农坛和藉田设在其都城临安（今杭州）嘉会门外以南四里的玉津园附近，差不多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祀先农、行藉田之礼。
元代，其皇帝虽未躬祭亲耕，但让有关部门进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云：“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
明代将祀先农、亲耕藉田的活动推向高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于洪武二年建先农坛于南郊，亲祭先农，躬耕藉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仿南京之制，在客城之南建起了先农坛，每年仲春二月，由北京所在地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顺天府尹致祭。后来每代皇帝登基初年，都要亲祭先农，行耕藉礼。弘治元年后，又规定每年二月，皇帝亲耕藉田，祭祀先农。崇祯十五年，对祭祀礼乐作了修订，明令“以后耕藉，宜歌《豳风》、《无逸》之歌。教坊俚俗之调，斥令改正。”崇祯皇帝并亲自祭先农，躬行藉田大礼。
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礼制。顺治十一年开始恢复了祀先农耕藉田的老传统。康熙时始创《祈谷九章》乐。二十八年，又撰《谷祀文》用以祭祀神农的祈祷之辞。三十五年正月，康熙又派大臣到湖南衡州府酃县的炎帝陵去祭祀。雍正二年，祭先农行耕藉之后，雍正赏赐藉田农夫每人四匹布，颁赐各省嘉禾图一幅。乾隆三年在举行耕藉大礼前六日，皇帝亲至中南海丰泽园指导农耕演习。清朝的祀先农耕藉田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光绪年间。与此同时，从雍正五年开始，又规定全国各省、府、州、县，都设立先农坛藉田，每年仲春亥日，由地方行政长官率领官属农夫祭祀先农，行九推藉田之礼，这是历朝所没有的创举。
总之，这种源远流长的重农思想。既有利于中国古代农业的交流，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原载于《宝鸡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