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参议院开会讨论借款案，马君武与王正廷等参议员联合提出反对大借款案，经议决通过，指出：“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但袁世凯无视《约法》，并得寸进尺，发电通告各省，强说借款案已经参议院通过，并怂恿少数人通电以清乱是非。这样，5月2日，马君武等人又署名发起“参议院对于大借款之质问书”，按《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四项和《国会组织法》第四条第二项向袁政府提出质问，“限于一日内，应由外交总长、国务院总理、财政总长出席，明白答复，以释疑”。这一质问未得到袁世凯的回复。5月5日，马君武再次和参议员林森等通电全国，宣布袁世凯违法借款始末及参议院否决案经过，指出此次借款合同确非经参议院通过，文卷具在，一目了然，“政府当正式国会已成立之时，忽尔私自签字，对于立法机关，视同无物，违背约法，莫此为甚”，此种问题关系国家存亡，“议员等深恐政府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兹物举详情形，质诸全体国民。”这样，袁世凯骑虎难下，但并未就此罢休，而是策划更加无耻的阴谋，怂恿少数参议员破坏国会，消极逃席，“声言不推翻议案，彼等决不出席”，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议决。对此，马君武等议员针锋相对，于5月11日再次公开发表“通告少数人挟持国会电”再次将袁世凯蹂躏国会，破坏民主的行径公之于民。
这一连串的做法，尽管仍然无法遏止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行动，但马君武以参议员身份，借参议院的力量，揭露袁世凯违背《约法》，践踏民主，失信于民的丑恶行径，使国人得以看清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在舆论上将袁世凯推向了孤立的绝境，为即将到来的武力倒袁斗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宋案”发生和善后大借款之后，袁世凯再也无法以“民主共和的假面具招摇撞骗，便决意以武力消灭异己”。面对袁世凯的嚣张气焰，马君武激烈地主张“武力倒袁”，但当时在京的国民党议员多数仍迷恋于法律解决，主张“法律倒袁”。1913年5月初，马君武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讨袁会议，他与孙中山等人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没有得到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同意。6月初，面对袁世凯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马君武毅然离京赴沪，协助孙中山组织武力倒袁。在此期间，他陪同孙中山到澳门，督促广东都督陈炯明起兵反袁。随后他只身潜往广西，图谋起事未遂，又奉孙中山之命，与张继、邵元冲、白逾恒等赴江西，促李烈钧不受袁氏免职之乱命，宣布独立。1913年7月13日，李烈钧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率先发难，起兵讨袁，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马君武转赴上海，参加当地的反袁独立活动，与居正、白逾恒一道领导上海军民坚守吴淞炮台，抗击北洋军队。7月底，南京失守，马君武与李根源、邓铿等受孙中山之命，自沪赴粤，欲说服龙济光、陆荣廷独立讨袁。但此时，龙济光经梁启超介绍，已为袁世凯收买，正奉命进攻讨袁军，马君武此行自难成功。8月1日，他抵达广州，往说陈炯明镇压不稳分子以振士气，但陈此时正急于自谋后路，没有采纳君武等人的意见。在无可奈何之中，马君武被迫离开广州，到香港，陪同孙中山到台北，一度策应福建讨袁军的行动，但终于未能逆转战争形势。8月中旬，袁军攻陷南昌，“二次革命”失败，马君武随同孙中山转赴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马君武心目中的民主共和国理想的最后破灭，“辛苦造民国，栖息别故乡凭君马上治，容我去投荒”。君武满怀悲愤与失望，被迫再度流亡海外。但是，他并未因此而中止反对北洋军阀，扞卫民主共和的斗争。从1916年到1924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时期，君武同孙中山“关系至为密切”，他成为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的得力助手。
五、马君武与辛玄革命
在辛亥革命时期，马君武首先称得上是一位立场坚定的民主革命家。从1903年他完成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辛亥革命结束的十年中，马君武一直紧紧追随孙中山，为创立民主共和国而含辛茹苦。他第一次在满清权贵面前演说排满革命，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到同盟会时期，他为同盟会的成立及发展劳苦奔波，几遭不测，不得不流亡他乡，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的耿耿忠心。武昌起义爆发后，为筹组中华民国作了大量的工作，参与临时政府，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奔走呼号。特别是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他既没有被全国流行的“非袁不可”的社会舆论所左右，也没有为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就任仪式上的旦旦誓言所蒙骗，而是时刻警惕地注视着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以口诛笔伐的实际行动来打破民众对袁世凯的崇拜心理。这种清醒的头脑，这一坚定的立场，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非常少见的。袁窃权和“宋案”发生后，马君武又勇敢地向以袁为首的“官僚派”宣战，以议员身份维护《临时约法》，在国会中力主“武力倒袁”，奔走“二次革命”，为扞卫民主共和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马君武对革命理论的探讨也是较为深刻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在“排满”问题上的正确理解。同盟会时期，马君武便认识到，“排满”并非排除全体满人，而在反对满洲政府。民国时期，许多革命党人“仅仅把实行共和理解为政体方面的更易，而没认识那是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内新的统治阶级取代旧的统治阶级的过程。”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杨玉如就曾说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但与此相反，马君武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911年11月12日，他便指出：“今日之形势，新直隶之举陈夔龙，广东之举李准，皆平日着名反对革命、行为苟贱之人，岂能胜新共和都督任乎？其后患方长耳。”这当然不能说，此时的马君武已注意到革命政权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他已比较敏锐地预示到，封建官僚的投机革命将会给新共和国政权带来巨大隐患。同时，在各省代表会议中，马君武坚决主张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创建临时政府，拥戴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对立宪派和封建官僚之夺权进行防微杜渐，反对让位袁世凯。他不是笼统地把满人作为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是坚决反对代表封建专制统治，破坏革命的满汉官僚和军阀，维护革命党人在新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认识在他同时代的革命党人中是非常难得而深刻的。
从《中国同盟会章程》到《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再到《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马君武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反映出他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精湛研究。对于《临时约法》，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它“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带有革命性、民主性”的约法的制定，亦有马君武的一份功劳。
民主革命宣传在辛亥革命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冯自由就曾说过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且普遍。蒋观云（智由）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诚至言也”。马君武正是这一“文字宣传工作”中的杰出人物。
辛亥革命酝酿期间，马君武在进行繁忙的政治活动的同时，将“输进西欧文明”作为报效祖国的一种途径，他翻译介绍大量西方新学着作，输入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他的译作，文笔达雅凝炼，在忠实原文的同时，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的许多篇成为共和启蒙和民主宣传中的精品。他译介日本人福本诚的《法兰西今世史》、法人所着《共和原理》，说明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造成盛衰迥异的道理。译述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生平历史，讥其维护君主制，“与民权自由之大风潮为仇敌，卒不免于败，其愚亦可怜矣”，预示君主制的灭亡，民主制的胜利已成为世界大势。他翻译出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摘译《女人压制论》，译述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男女享有平等权力的宣言，从而宣扬男女平等的主张。为了使国人了解近代自由学说，君武翻译英国着名学者穆勒所着《自由原理》一书，被梁启超誉为继严复《天演论》之后，“吾国得第二之善译本”。《译书汇编》称此本“译文渊雅，义理精要，无非切中吾国时弊之言，诚中国一切政治道德改革之明镜”，“而于吾国前途之文明发达，实大有影响也”。由此，君武传播自由学说的功绩可略见一斑。同时，在《弥勒约翰之学说》一文中，君武以传神之笔，为清末歪曲、防范、反对和限制自由学说者立下存照，“其轻薄者，借自由之名，以为罪恶；其谨厚者，乃鳃鳃然防自由之有流弊，相戒不敢复道，甚有诋自由之说为异端，诋唱道自由之人为妖人；而世之所谓达人名士者，其论自由也，亦仅以自由当有界而不可以无限一语为说，夫是则何足以尽自由之意味也。”这有助于今人了解自由在中国的曲折历程。
马君武认为，“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广学习西方科学，“救祖国陆沉之祸，犹可为也”。因此他大量介绍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他呼吁：“欲救黄种之祸，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向国人介绍流行于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撰文叙述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思想生平。并且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及其学说，指出马克思为“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还翻译《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着作目录。这当然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志，但马君武毕竟是较早地宣传了解过马克思和他的学说。
马君武不愧为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翻译家，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的宣传与介绍，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供了舆论准备。如果说，辛亥革命的酝酿有过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启蒙阶段，马君武在这个阶段是卓有成效的。
马君武在辛亥革命时期留下了百余首诗作，是这一时期的着名诗人。他的诗在内容上“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在形式上不拘旧格、推陈出新、自成一体。他或以诗歌指陈时事，或袒露胸臆，抒发激烈奔放的革命豪情，成为其宣传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马君武一面以靑歌毫不留情地揭露清政府的腐败黑暗，抨击君主专制，鼓舞人？的革命斗志，《去国辞》、《自由》、《贱如蚁》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君武又以诗歌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热情地歌颂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写了《感怀》二首，喊出了“四万万头刀炮中，神州今化战场红”，“宝剑自磨生远志，海天长啸起悲风”的铿锵之声。沙俄入侵，占领东三省，君武仿《木兰辞》而作《从军行》，通过对军人别母出征的叙述，再现了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请缨杀敌的悲壮情景。在《华族鱼国歌》、《京都》诗中，则以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句，表达他对反帝斗争胜利的信心，鼓舞人民同仇敌忾、杀敌报国，具有动人心魄的感召力。
“辛苦挥戈挽落日，殷勤蓄电造惊雷”。君武寄予南社同人共勉的这首诗句，恰是他为开启民智鼓动革命而勤力笔耕的写照。有人曾评论辛亥革命中的“黄兴与马君武”，称其为“武略文韬，相得益彰”。尽管就整体作用上说，辛亥时期的马君武并不能与黄兴相提并论，但由此可见，马君武在革命宣传鼓动中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篇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君武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代英杰，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页。“江南握手喜相逢，识得而今马贵公。海内文章新《雅》《颂》，樽前意气旧英雄。摆（拜）伦亡国悲希腊，亭长何年唱《大风》？右手弹丸左《民约》，聆君撞起自由钟”。着名诗人柳亚子在清末写的怀友诗，形像地描述了马君武当年一手赋诗作文鼓吹革命，一手研制炸弹倾覆清廷的英姿，概括了马君武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