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滇后，蔡锷受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鼓舞，在云南新军中同盟会会员的推动下，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但他依旧非常沉着，谁也不怀疑他。他利用李经羲的信任，大力调整19镇的人事，74标和陆军小学以及讲武棠的主要干部清一色都成了蔡锷的同学、同志，时人高度评价了这次人事变动，认为“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后来，九九（重九）反正之所以非常顺利的成功，实和这次人事安排分不开的。当同盟会会员黄毓英会见蔡锷，希望蔡锷有所表示时，蔡锷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确实，蔡锷支持革命甚力，他“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是辛亥革命前后云南起义的掌舵人”。詹秉忠、孙天霖也回忆说广其时，云南留日士官生在军队和军事学校等方面秘密倡导革命，与蔡锷均不无默契。”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云南革命党人加快了行动步伐，密谋响应武昌起义。10月16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等人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决定联系“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以及“可共事革命之人员”，蔡锷列“谨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第一名。此后，蔡锷相继参加了10月19日、22日、25日、28日举行的四次秘密会议，积极筹备云南起义。蔡锷坚决反对缓进，主张急进。在10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蔡锷及与会者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等歃血为盟，发誓“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0月28日，众推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并拟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1911年10月30日，蔡锷亲率云南新军，发动辛亥光复起义。经过将士浴血奋战，起义取得胜利，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举为都督。接着，他在云南军都督府主持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云南气象一新。可见，在赣、湘、桂、滇练军时期，是蔡锷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期，而领导云南辛亥重九起义，这标志着蔡锷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已经成熟。
根据现有资料，蔡锷确实不曾加入中国同盟会。有人据此即断定蔡锷与其师梁启超的基本政治倾向一致，不能将蔡锷归于孙中山一类的革命派。我们在《蔡锷与梁启超》一文中，探讨了梁、蔡关系，认为蔡锷绝非梁的附庸。若根据蔡锷不是同盟会会员，便得出蔡锷只能是货真价实的改良派的结论，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还有的论者，在肯定蔡锷的生平功业的同时，却认为“如果说，蔡锷在思想上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更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认为，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蔡传不仅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军事家，而且，也是着名的民主革命理论家、思想家。云南光复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发布了《讨满洲檄》，檄文重申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声明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蔡锷的民主革命思想同孙中山提出的旧三民主义一样，包含着民主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内容，是不容抹煞、也不能抹煞的。
蔡锷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现在他的反满反帝的救国主张和实践之中。在桂、滇主持练兵期间，蔡锷深知满族封建统治已腐败不堪、不可救药，认为“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耳”。他说：满族统治者实行“皇族内阁，中央集权，尽收天下之柄入满人之手，于以制吾死命，使之不得喘息”？“国家建设政府，所以扞卫国民也。彼满政府以恶劣无能，陷吾民如此悲境，强邻虎伺，楚歌四面，瓜分之机，如张劲弩。”“吾民讲自卫之策，虏则百方阻挠，是亡我国者非外人，实满洲政府也。故满洲政府不除，满洲官吏不逐，吾国终无复兴之日”。因此，蔡锷决心“不惜牺牲身家生命，誓灭胡虏，为同胞谋幸福吣。蔡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满清腐朽统治深恶痛绝。怀抱强烈的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蔡锷身体力行，奋起为中华民族请命。
而且，蔡锷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反满的水平，在反帝问题上，其立场也是异常坚定的。抵御外来侵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一直是蔡锷梦寐以求的理想。在《军国民篇》一文中，蔡锷争取民族独立、自强于世界的民族主义感情诚挚而饱满。居桂期间，蔡锷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1911年初，英国对云南片马一带进行武装侵略，蔡锷义愤填膺，他表示：“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已耳。”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政局不稳，外强亦虎视眈眈，蔡锷深以为虑。他认为：“英人载骤骎骎、一日千里，一有抵触，则恐生衅端，听容所为，则贻害大局。”主张从速建立一完全统一的国家，并要求西南各省通力协作，巩固国防，抵御外侮。
蔡锷的民权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念上。
蔡锷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罪恶，认为：“以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土地视为私产，人民视为奴隶”的封建专制制度恶贯满盈，其摧残民气、压制民力，损害国力、已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必须坚决铲除。他主张建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的民主共和国。他认为“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票选议员，皆出自一班人民之公意，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并指出夫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譬之一家之主人翁也，为公家服务者，则为公仆，仆从而负主人之委托，不克称职，是为不忠，从此家道衰微，不陷主人翁于流离失所之惨境不止，仆之罪不胜诛矣。”这是一种颇具现代意识的民权观，鲜明地体现出其民权主义思想的特色。勿庸置疑，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蔡锷的基本政治理念，他坚持认为“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中国此时仍拥戴着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则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革命”，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君主专制，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蔡锷的政治思想中亦含有“民生主义”的内容。蔡锷将国家之富强、人民之幸福视为革命的首要宗旨和最终归宿，因此，他对“民生主义”极有兴趣，并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批判了封建专制政府的罪恶专以剥削吾民为能，吾民穷矣”？并使“全国饥民，数逾千万，饥寒交迫而死者，道路相望”。他强调指出吾辈实行革命，宁牺牲巨万生命财产而不顾者，原为改良腐败之政府计，故破坏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云南光复后不久，蔡锷即发布《取消随粮路股示》“以苏民困”，声言“未忍以此重负，累吾滇民也”。蔡锷的民生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整顿社会经济秩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实业上。在云南，他先从盐务、矿物入手、进而经营农桑、畜牧、工艺等事，使云南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实为南北各省之冠”气百姓从中受益匪浅。蔡锷也深得云南各族人民的爱戴。同时，他从国家前途着眼，在民国成立后，他屡电中央临时政府，称“民国肇端，财政枯竭，借款要挟，迫我危亡，非合全国竭力输将实业，无以资挽救，并亲自投身实业活动，为国家建设尽心尽力。
但有的论者认为蔡锷在实践中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没有孙中山的思想那样的高度和深度，并因此否定蔡锷思想的民主革命性。这是一种牵强的历史比较。谢本书提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只能有、一种模式？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只能有几个，还是可能有一大批应该说，蔡锷的民主革命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其内在的共通性，在基本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作为其思想的生动体现和有力证明的反清革命斗争实践更是光彩夺目，光芒永驻。可以说，直到1913年5月，由“宋案”引发革命风潮之前，民主革命思想都是蔡锷政治思想的主流。
四、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1913年5月-1915年8月）
民国建立后，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内政外交如何措置，国家如何巩固、建设，这是一个极其紧迫的现实问题。蔡锷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审视，基于对辛亥革命爆发前地方势力迅速膨胀、辛亥革命革命后出现各锴各自为政的现状的忧虑，认为在中国这个久巳积贫积弱的国家，必须破除省界、建设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认为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的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出于对国家前途的真诚关注，蔡锷逐渐形成了迖立强有力政府思想。
1911年11月23日，蔡锷即草拟中央会议大纲二十三条，主张缩小行政区域，集中国权，从统一全国财政、军政、外交、教育、交通等关系重大之项入手，建立一个真正统一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华民国成立后，蔡锷拥护孙中山为首的中央临时政府，支持并积极准备北伐，直捣虏廷。他认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糜饷劳师（而）不问。”并主动请战：“当饬滇军各部队联合蜀军，分道援剿，谅不致于蔓延。惟北虏以和缓兵，彼则兔突狼奔，我乃劳师糜饷，若不迅扫其穴，恐大局终难底定。”蔡锷领导了援川、援黔、援藏等军事行动，极大地促进了辛亥革命在西南各省的胜利，有利于扫除国家统一道路上的障碍。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蔡锷转而支持“近世伟人”袁世凯，电请袁“从军事、外交、财政三者先谋统一之方”，以建立强有力政府，同年3月，谷钟秀、殷汝酾等人组织统一共和党，推举蔡锷为总干事，蔡锷还发起组织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统一共和党的总纲是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为此，他曾一度对政党政治的建设投人很高的热情，但不久即发现在中国搞政党政治，存在明显弊端，虑及有人以政党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妨碍国家事权统一，因此，他转而大倡“军人不党主义”，并于是年8月，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后又坚辞国民党（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改组而成)云南支部长职务。时胡汉民致电蔡锷，希望联合一致、监督政府，蔡锷回电称“现在南北猜疑未释，党见复深，非开布公诚，不足以化除畛域。中央政府如初产婴儿，似以拥护维持为急。若举措失当，则彼此互相协商，竭诚忠告，非万不得已之时，不必过加督责。”极力拥护以袁世凯为首的统一的中央政府。1913年3月，“宋案”发生，国人震惊。同年5月1日，中华民国自由党、工党等团体在上海举行全国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擅借二千五百万英镑外债、以兵力蹂躏共和等罪行，要求国会即日提出弹劾袁世凯、赵秉钧案，并剥夺袁世凯候选总统资格。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决定武力讨袁。蔡锷闻之“骇诧莫名”，声称“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佥壬之手也。”此时，蔡锷不惜违背自己公开倡导的“军人不党主义”，参加当时最大的拥袁党——进步党，并被梁启超指命为名誉理事，后来还担任进步党湖南支部长。蔡锷自言：“今承吾师指命为名誉理事，义又不得即辞，唯有勉从诸公之后，为默示之承认而已0”从此，蔡锷完全沉迷于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梦想，真诚地认为，取国家主义，建立一强有力政府，这是最好的政治选择。因此，当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揭开“二次革命”的序幕时，蔡锷拒绝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对他的积极争取，坚决反对二次革命。他认为这是无视国家最高利益、破坏国家统一的荒谬之举，“今则临时政府未终结，正式政府未产生，以少数人之私意，竟敢据地称兵，且曰袁不辞职不罢兵，是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以人民为牺牲，谓之叛罪，其又奚辞！”他反对“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之举，力主镇压“二次革命”，甚至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镇压熊克武起义。同年10月，蔡锷请调入京，先后任职于陆军部编译处、全国经界局，对袁支持甚力，竭力维护袁世凯为首的中央政府。直到1915年8月，为袁世凯“帝制自为”而摇旗呐喊的“筹安会”成立之前，蔡锷对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拥护是一以贯之的，蔡锷的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是此一时期其政治思想的主要表现。
蔡锷政治思想的转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而成的。蔡锷自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对儒家的政治大一统思想颇为服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这一传统的政治理念。刚进时务学堂时，蔡锷便向梁启超提问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刺谬乎？”对孔子大一统思想在形式上遇到的挑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无疑，梁启超认为“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至望于督、抚、州、县”，主张最大限度争取国权的政治思想使蔡锷深受启发，他对孔子大一统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中，他吁请湖南士绅改革，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届随之矣。”而后，他在桂、滇等地主持练军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希望以局部带动整体，是完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一统这一基本政治目标的。
而且，蔡锷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的形成还与当时人心思定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辛亥革命后，中国仍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统一政府，形成一个安定和平、团结有序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蔡锷希望借重一个有能力力挽狂澜、总揽全局的铁腕人物，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便推进国家的和平建设，这是与全国人心思定的普遍社会心理相适应的。
在内察国情、外鉴他国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蔡锷形成了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曾起过重要作用。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尽速集中全国之力，巩固和建设国家，使中国以全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这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需要的。他还分析一些国家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致导致的恶果，认为集权统一乃是世界日益激烈的竞争潮流中，中国取胜的一大法宝，他称“吾国地广民殷，又当改革之后，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国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