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士钊
锐怀民
章士钊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既是一位着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他的一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但在辛亥革命时期，他追随孙中山、黄兴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以往，有的学者认为章士钊是“由试充革命志士开始”步入其政治生涯的，以《穷斯滥矣的章士钊》为题，对之任意诋毁、攻击，对此，笔者是不敢苟同的。本文侧重分析章士钊早年的政治活动，探讨其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有黄中黄、孤桐、章邱生、民质、无卯、韩天民等，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于长沙东乡和佳冲的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其父章锦早逝，赖母刘氏抚养。少时读书，用功甚苦，刻苦自励，以至废寝忘食，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1901年，章土钊在其大姐的资助下去武昌求学，开始拟赴自强学堂就读，该学堂监督程颂万“以非考期，不收新生”，故未能如愿。幸有“旧同学善化王闾宪，隶两湖为寄宿生，愿分斋舍”，与之共读。从此，他寄读于两湖书脘，“以是识克强”，与黄兴结为挚友。时值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列强与清廷签订了《辛丑和约》，章士钊受到强烈的刺激，开始注意寻求富国强兵之策。此时湖南学子多以投笔从戎为救国之道，而南京陆师学堂开办较早，师资、设备均极优良，于是他抱定从戎救国的心愿，决定去南京投考南京陆师学堂。
翌年春，章士钊携弟士勤赴宁投考，国文试题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他一挥而就，洋洋数千字，辞趣妙敏，得学堂总办俞明震激赏，被选录人学。在陆师学堂学习一年左右时间，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1903年4月3日，该学堂发生退学风潮，章士钊俨然成了陆师学潮的着名首领，曾率学生“三十余人，买舟之沪，求与所谓爱国学社者合”。爱国学社是蔡元培等人创办的，学生极富革命思想，章士钊至上海后，“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以陆师学潮为起点，章士钊的政治活动进入“废学革命”阶段，在此阶段，他最有影响的革命活动是做了如下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摘译《三十三年落花梦》，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
章士钊率陆师学堂同学退学是为了响应拒俄运动。拒俄运动原系留日学生秦毓鎏、黄兴在东京发动起来的。1903年4月29日，秦毓鎏、叶澜等人发起在东京召开留学生大会，到会者500余人，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有200多人参加，拟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5月初，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制订《学生军规贝0，正式编成队伍，进行操练。清政府勒令解散，密令逮捕回国代表。11日，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并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动起义。同年，上海爱国学社也组成军国民教育会，章士钊一方面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军事教习，一方面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与章炳麟、部容、张继同属爱国学社社员，又是军国民教育会成员，彼此志同道合，相交莫逆，遂结为异姓兄弟。邹容时年十九，草成《革命军》一书，交章士钊修改、题签，他欣然允诺，据章士钊回忆当年情景：“一日，先生(指章炳麟一引者)挈钊与继、容同登酒楼，开颜痛饮，因纵论天下大事，谓吾四人当为兄弟，戮力中原，继首和之，一拜而定。”邹容所着“《革命军》初稿，愚亦偶为改窜，初版签书《革命军》三字，乃愚笔也。后愚主陈梦坡所，蔚丹（指邹容，字蔚丹一引者)恒来谈，谈每午夜不去，一日骤问愚曰：大哥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我为《革命军》，溥泉为《无政府主义》，子何作？愚笑谢之而退。”由于邹容的提醒，章士钊渐次产生了发愤着书的想法。当他从友人王侃叔(字慕陶)处得闻孙逸仙的事迹后，倾心折服，便利用他在陆师学堂学过的日语，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摘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甚至还出现过这样一则趣闻：当时由于孙文被清廷通缉追捕，无处安身，只得流亡日本，仿照日本人取名字的方法，改名中山樵，以中山”为姓，以“樵”为名；但由于章土钊日文水平不高，翻译时，“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连章记载，大抵如此称谓，自信不疑。顷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孙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型，终无与易。”章士钊的朋友王侃叔审知这一情况，勃然大怒，气愤地质问章说：“子何不通乃尔？昔者范睢入秦，化名张禄，只闻人称张禄先生，不闻妄呼范张先生，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士钊虽然深感愧疚，“然亦无法变易，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先生似亦闻而默认。”于是，“孙中山”这个名字就如此流传开来，誉满天下，今天当全世界人民都熟知“孙中山”这个名字的时候，人们何曾想到第一次将孙中山介绍给国人的正是章士钊！
过去不少论者在论及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时，往往只提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对章土钊的译着《大革命家孙逸仙》却未曾提及，这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这部书是当时国内仅有的第一部介绍孙中山的着作。前此，国内很少有人知道孙中山其人其事，即令知之，也往往如同清廷歪曲丑化的那样，将其误解为所谓“江洋大盗”一类人物，至多也不过像湖北人刘成禺所认识的那样广此张煌言、朱舜水一流人也”，绝少有人将孙的名字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可是章在此书序言中称孙中山为“近今论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再三强调“论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有孙逸仙中国始可为”。章炳麟、秦力山分别为该书作序，章炳麟把孙中山比作刘邦，誉过于郑成功、洪秀全，尊之为“民辟”(辟在古代是诸侯君主的通称)；秦力山将孙中山比作“天赐之勇者气此书一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孙中山在人们的观感中已经判若两人，这部书对人们全面了解、重新认识孙中山确曾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完全可以说，以1903年《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的出版为契机，从而初步确立了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创立准备了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影响力亦不亚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读物，其功不可没矣！
第二件大事是改革《苏报》
《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初办时由中国人胡璋(铁梅)的日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注册，是一份与日本外务省及黑龙会关系密切的“日商”报纸，以兜售黄色新闻见称。1900年，《苏报》的创始人因该报声名狼藉，决定停刊，把报社的全部设备转售给湖南衡山人陈范，陈曾捐升江西铅山县知县，因教案落职。他接办《苏报》伊始，便“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0。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立后，与《苏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苏报》馆月赠爱国学社百金，从经济上予以支持；另一方面，约请学社师生轮流为该报撰写社论，互受其利。章士钊由于积极为《苏报》撰稿，陈范赞赏其才华，延聘他“董理斯报”。
1903年5月日，章士钊入《苏报》馆，主笔政，《苏报》始以“鼓吹革命为己任”0然而，《苏报》宗旨的变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是南京陆师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相继发生退学风潮后，《苏报》曾增辟“学界风潮”栏，“借资号召，声价大起”，而陈范“思更以适时言论张之，扩其销路”。由于陈范原有改良主义思想，因害怕章士钊的革命言论危及报馆的生存，思想上产生顾虑，因而在《苏报》馆内曾出现过一场风波，据章士钊回忆：“余人馆为五月一日(公历5月27日），首草一论题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翌晨，梦坡(指陈范)一见大骇，则踉踏走余床前(余时日晏未起），声叙本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自取覆亡，务期节次缓和，归于恰当。声容惨阻，贻余印象甚深。余不知所答，几于面壁无言，梦坡因暂隐忍而退。余知念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祥；自折其志，苟为和同，不义，事势至此，殆非即日机被出馆不可。”大抵是由于梦坡欲招士钊为女婿的缘故吧，态度忽变，“傍晚而梦坡至，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拉着章士钊的手说广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章士钊也不管其招女婿“事之有无”，毫无顾忌地对《苏报》开始进行大胆的改革，且看章士钊入馆主笔政后《苏报》所刊内容的变化：
6月1日，报端刊登《本报大改良》称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文，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是日“论说”为《康有为》。
6月2日，报端复刊载《本报大注意》：“今特将学界风潮异常注重，论说之下，首隶此门，用以副诸君子之雅望，又增列舆论商榷一种，凡诸君子以有关于学界、政界各条件，愿以己见借本报公诸天下者，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敬与诸君子从长商榷。”
6月3日，报端刊载《本报大沙汰》本报务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概不合本报之格，严以沙汰，以一旨归。其时事要闻中，惟择其确有关系者，罗列一二，
另设特别要闻一门，亦不常置，如获紧要军报，于中国绝大关系等事，则尽前登列，间加按语，以质高明。”
6月7日和8日，“论说”连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作者署韩天民。
6月9日，报端刊《本报大感情》本报改良以来，颇承诸志士之所不弃，深表同情，投稿于本馆者，殆无虚日，可见中国民气之振。此本报绝大希望，铭感何如。故记者宁避三舍，敬谨先登，尤望诸大豪杰之不吝赐教，中国万岁。”是日“论说”栏登《读革命军》，署“爱读革命军者”。“新书介绍”栏刊登《革命军》广告，介绍《革命军》宗旨。
6月10日，发表《序革命军》，列“来稿”栏，署“余杭章炳麟”。
6月12日和13日连载《驳革命驳议》，论述“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战。”
6月20日，“新书介绍”栏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广告，高度评价此书。
6月21日，发表《呜呼！保皇党。》
6月25曰，报端刊登《本报重改良》：“将日次分为十界”，包括论说、机关、教育、政事、新闻、评论、通信、纪言、纪实、余录等。“而于发议精当处，加以圈识。”
6月29日，刊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此文登载之次日，《苏报》案发生。由此可知，通过改革后的《苏报》已经不是保皇党人的喉舌，而是革命派的立言机关，是当时“最富于种族思想的报纸”。年轻的章士钊作为该报的主笔，他不顾一切，“尽情挥洒”，“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对于“外间之远迩轰动，官僚之随时恫愒”，“置若罔闻，丝毫无动于衷”。《苏报》上刊登的《释仇满》、《汉奸辩》、《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笔意恣酣、声容激壮，皆出于章的手笔，成为传颂一时的佳作。
《苏报》刊登的文章，鼓吹革命，引起清廷的忌恨，于是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6月30日逮捕章炳麟等人，郞容激于义愤，于7月1日自动投案，入狱者除章、邻之外，尚有陈吉甫、钱允生(《苏报》职员）、陈仲彝(陈范之子）、龙积之(与唐才常自立军有关)等人。
由于俞明震的暗中保护，加以章在《苏报》上写的文章都只用笔名，始终没有暴露真实姓名，因而清廷几次发出的捕单中都没有将他的名字列入，使章士钊得以在章、部被捕后继续主持《苏报》，仍然编印过一些像章炳麟所写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那样激烈的文章，直到《苏报》馆被查封。
《苏报》被封禁，章士钊并没有为专制淫威所屈服，复与陈独秀、张继、何梅士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号称“《苏报》第二”他和陈独秀“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备极艰辛。章士钊写的题为《苏报案》的长篇述评控诉了“野蛮腐朽政府”对章、邹的迫害，讴歌革命志士的光辉业绩。黄炎培在南汇因发表反清演说被捕，《国民日日报》撰文表示声援，黄被保释出狱后，章士钊特地发表《南汇之风云》的时评，表示祝贺。该报还报道了有关沈荩之死的惨状，发表了不少悼念沈荩的诗文，借以揭露清廷的罪恶，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
与此同时，章士钊又建立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除《革命军》一书先期出版外，他还编辑出版了《苏报纪事》、《沈荩》、《黄帝魂》、《攘书》等小册子，并将赵声的《保国歌》“印布数十万份，湖北曹工丞且为麻鞋负橐，走数千里散之，一时长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纸，习其词若流。”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章士钊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同时，又大力开展革命的组织工作。1903年6月，黄兴自日本东京抵沪，很快与章士钊取得联系，旋偕章士钊赴泰兴、南京等地，从事革命的实际运动。据章士钊回忆吾忆访克强于洋泾浜客栈。是日，《苏报》论文为诋谌江南陆师学堂退学事，克强询退学情形甚悉，可见克强由东抵沪，时在初夏。自五月以至闰五月，吾迫于报务，与克强见面不多。洎《苏报》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指龙璋一引者）；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江督魏光焘第三子，新由东京返国）。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同年11月4日，黄兴在长沙(西区)保甲巷彭渊恂家召开华兴会筹备会议，章士钊是这次筹备会议的十二个代表之一。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设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于上海，杨笃生任会长，章士钊任副会长，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皆人此会。爱国协会的活动据点就是尔后章士钊所设的《国民日日报》报馆和东大陆图书译印局以及由湖北黄陂人万声扬主持的“昌明公司”。华兴会与上海、南京、江浙等地党人的联系，海内外消息的传递，多通过这个外围组织。为响应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章士钊等人在上海暗中接济，终因事机不密，长沙起义未经发动而归于流产。11月初，黄兴等人脱走上海，与杨守仁、章士钊等人在上海余庆里重新集会，计划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章士钊在上海设立秘密招待所四处一在余庆里，一在梅福里，两所在昌寿里，此一为日日报编辑部，一为克强与吾徒秘密计事处。”接待各地来沪的革命党人，“每处五六人或十余人不等，嫌有所不足”。黄兴与章士钊等人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军事，往往谈至深夜，据章回忆广一夕，议程刚了，客散，克强出新置手枪，相与摩挲，偶一失慎，子弹剧迫吾额，扬声飞去，突人窗棂寸许”，险些丢命。余庆里俨然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尤有人满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