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壳牌公司工作期间，当我们看到前苏联隐约出现的经济问题时，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能说明变化正在产生的微弱信号。例如，对政治控制的任何形式的松动，都将使苏共面临严峻的公共关系问题。苏共如何才能证明对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有正当理由的？我们记得前苏联以前曾放松了其中央控制。
1920年，列宁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因食品定额供应而引起的动荡、大城市罢工以及至少一次的兵变。随后，列宁宣布了新经济政策，放松了限制，允许小企业(被称为“内普曼”，前苏联施行新经济政策(NEP)时的私人商业者)的存在，并恢复古老的俄国帝制金融体系。
新经济政策持续了七年，直到约瑟夫·斯大林将其废除。
我们问自己：“假如新的领导人追求一种叫做‘新NEP的东西，将会怎样？”那将是一个更成熟的列宁经济模式的回归，这种模式曾经被斯大林废除。我们挑选出了一些可能作出这种改变的潜在领导人，包括米克海尔·戈尔巴乔夫。我们也努力寻找一些在新NEP改革运动中起主要支持作用的俄罗斯经济学家，有几个人比较适合，其中一个名叫埃布尔·阿金贝格颜，他是一本不知名的经济学杂志的撰稿人。如果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那么将是变革的信号。如果阿金贝格颜加入新政府，则将是一个重大变革的信号。
几年之后，米克海尔·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在他最初的一次演讲中，他宣布他的“新思维”符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即他所进行的改革不是根本转变，而是“列宁主义的回归”。1985年，戈尔巴乔夫将阿金贝格颜带到莫斯科，并委任他为首席经济顾问。这些迹象说明，前苏联要进一步松动了。这些迹象可能意味着某些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发现问题，并提前确定这些问题的确存在。我们也确定了那些没有发生的其他迹象，但是我们不需要所有的迹象都变成现实。三个或四个这样的事件就足以形成充分的证据了。
任何企业都可以将这些事件看成是预警信号，并帮助他们确定哪种情景可能会出现。例如，书籍出版商在未来15年里可以关注三种情景。从那以后，出版商则要提防那些特殊预警信号。
如果儿童时期的识字率和教育阅读分数突然升高，则意味着第一种情景，即阅读兴趣的普遍提高可能变成现实。新开张与存在三年的书店的数量将成为另外一个指示器，出现在书架上的书籍有三分之一将是高档和严肃的，比如在机场书店的书架上摆放的书籍。
另一方面，如果出版商发现儿童时期识字率下降，同时图画书或有关电视的书籍增多，则意味着第二种情景，即公众读者数量减少更有可能变成现实。独立书店尤其是郊区的书店数量减少也意味着这种情景将出现。
第三种情景是市场被细分，这个情景与识字率和学习成绩可能没有关系。出版商将观察书店活动的不同方面，比如，更多专业书店出现。他们也将留意图书的价格：市场细分时价格会上升，因为这时的图书市场缺乏规模经济。同时，服务强度会增加，因为书店不得不从较低的销量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书籍数量增加将是另外一个指示器。最后，如果畅销平装书的阅读水平下降了一个档次，则意味着另一个预警信号的形成。
预警信号可能与你的企业并无直接关系。在本书第2章所述的史密斯和霍肯情景中，园艺工具市场的一个指示器是市场共管。20世纪70年代末期，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是多家庭共居(MultipleF'amilyI)welling、)将成倍增长，因此，人
们也就不会再在家里从事园艺工作。我们认为，也许史密斯一霍肯应该为更少量的观众进行规划。但是，当我们看到独家住宅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兴起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可能忽视了那些传统看法。
你总是要提前找出预警信号，因为这样的话，预警信号就不易引起误解。你不能因为担心或自信而影响到你判断哪种未来即将出现。例如，在壳牌公司，我们寻找可能的、最特殊的预警信号。1982年，在研究石油价格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就怀疑油价会像秋千那样无节制地来回摆动。在石油价格不稳定的时期，石油公司是很难应对的。我们怎样才能提前预测油价呢？我们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技术上的指标器。商品贸易中，期货是一种防止价格波动的手段，它是一种现价购买保证，即保证你在以后可以以一个特定的价格购买粮食、铝、铜或任何其他商品，即使那时候价格已经升高或者降低。1982年的时候还没有石油期货交易。只有感觉到有足够多的经纪人想在石油价格的变动上赌一把的时候，市场组织者才会创立石油期货交易。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打算组织期货市场，则说明将来的石油价格变动性很大。198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首次看到有人有了这种打算。1984—1985年，石油期货市场已经是生机勃勃了。石油价格开始具有了新的变动性。
你忽视了你身处险境的预警信号。正如本书第7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没能预测到这个“婴儿潮”，即在过去10年里，35岁到45岁的妇女生育的婴儿数
量剧增。如果人口统计学家考虑一下“在大趋势中，什么因素能预示着改变将会发生？”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轻松地避免这种尴尬(为他们自己)并节省开支(为当地政府)，而且他们也就可能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试管受精这一新兴行业了。试管受精行业的存在，暗示着年龄更大的妇女可能拥有更多的孩子。如果试管受精被更多的人广泛采用，则意味着更多大龄妇女能要孩子。
从某种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预警信号是很有帮助的，人们利用这些信号可以学习并增强对某种变化的敏感。1990年，种族关系的一个较好的预警信号，是任命了一名美籍华人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并任命一名美籍日本人为副校长，那就意味着公共机构中非白人种族也可以被接受。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另外一个不祥的预警信号。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斯坦福研究院为能源部开展了对温室效应的研究。那时候我们还不能确定，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气体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全球变暖。相反，人们还猜测这些污染物会导致全球变冷。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可能会面临一段时期的气候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幅度会阻碍其他全球问题的形成。与大气科学家进行交流之后，我们说，较早的一个指示器是在全球范围内区域性气候的极端情况，包括创纪录的高气温和低气温、干旱、暴风雨及异常温暖或寒冷的冬天。糟糕的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种极端情况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全球气候将变暖还是变冷，但是有迹象清楚表明，人类将面临一段气候巨变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