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大姑曹国璧带我和姐姐去看望祖父。寒风中，列车穿行在广袤的西北旷野上，车过兰州，须出站住宿一晚，那时的兰州市，铁路和市区仅靠刷上绿色油漆的木栅栏隔离，车站外一片漆黑，姑姑牵引着我和姐姐寻找旅社，寻找着能暖和身子的饭菜，第二天我们转乘列车继续北上，记忆中那是一次非常遥远的旅程。祖父住银川复兴北街2号，院门外就能清楚地看见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鼓楼。祖父居住的院落不大，却很整洁清净，上房三间，坐东朝西，北屋是客厅，南屋是卧房，盘有一席炕，下房两间，里屋也有一席炕。那时，我已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祖父总愿意让我当着大家的面，怯怯地说上几句俄语。记得三姑三叔还带我们去中山公园，湖面结着冰，人在冰面上可以自由行走。公园里只有一只大老虎，在天寒地冻的铁笼中瑟瑟发抖，外面蒙着一张草帘，至今我还为那只老虎而感伤。回到西安，大人们很珍惜地分享着见到亲人的幸福，而我却忙着整理此行的新收藏――当时男孩子最爱玩的且不易收集到的“中华”、“彩蝶”、“红双喜”纸烟盒。
1969年冬，父亲被下放陕北米脂劳动，得知祖父患病，父亲即刻从生产队启程，带着母亲和我，沿着无定河，经过横山、靖边、定边，径直来到银川。这一次，我已不再是只想玩烟盒的儿童，几年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孩子气的眼神里，流露出那个年代过早赋予的深沉。知悉祖父病情时常不稳，也看得出大人们焦急沉重的神情，自然就很乖。祖父却依旧坦然，他拿出细高瓶的金奖白兰地酒置摆在炕间，他们父子俩盘腿坐在下房那展展的炕上，看得出那天祖父的兴致很高，言语间不时在舞动着手，像军人在谈论战事。不知过了多久，父亲醉了。也许他万万不会料到，这是他与祖父最后一次对饮。
现在想来，祖父在银川的小院幽静美好，屋内却盘个土炕，我居住在西安的家，也是很美的院子，大砖瓦房，木地板铺就的地面，父亲找来匠工也盘了个土炕，居然还要自己亲自打炕坯。可见他们父子俩顽固地保持陕北的生活方式，竟然终生未改，祖父和父亲是那么深深地眷恋着家乡，忠实着养育过他们的那块土地。
那次回到西安，我真的企盼冬季，盼望还有机会再一次去那遥远的银川小院。然而，1970年9月1日，我的祖父竟溘然长逝，与我们永远地诀别了。而这一天，正是我豪情满怀应征入伍的日子。军营远在新疆，当西行的列车带我穿过熟悉的宝天段山区，穿过我熟悉的广袤原野不停的向西行时，我默默地遥望着窗外的北方，心中想象着徜若见到我的祖父，怎么给这位老军人行我这后代嫡孙的革命军礼。
光阴飞逝，一晃30年。1999年，我与朋友同去银川，我执意不乘飞机，意在乘坐列车追寻当年的情感。一路上，我对妻子和朋友们始终不说我急于要看到“复兴北街2号”的心情。我决定到达酒店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寻找那一个故地。然而，出租车竟直接将我们拉到复兴北街！原来他们事先预订的绿岛酒店竟然就在鼓楼北街！拉开酒店房间的纱帐，银川鼓楼豁然入目，令我惊诧不已，这难道是上苍的有意安排？在侵骨的夜风中，我独自一人默默地漫步在鼓楼下，周围已旧貌全无，复兴北街2号也荡然无存，只有这座历经风雨的古老建筑，还在默默地见证着一切。我突发奇想，是我更思念祖父，还是祖父更牵挂我？为何一年有365天，而9月1日这一天，要我们爷孙共享；人生各有百年，1970年却让我们阴阳两界，刻骨铭心！今天，我欲费心寻访故地，它却不寻自到，就在脚下。是我儿时太单纯，还是我此时太怀旧，我只觉冥冥之中，祖父、父亲与我在牵手。
第二天，三叔曹国辉带我和我妻驱车前往宁夏烈士陵园，为祖父扫墓。车行约半个多小时，墓园异常静谧地映入眼帘。我们三人缓步走进落着薄薄沙尘的灵室，四壁层层格架，错落地放置着骨灰灵位。来到祖父的灵位前，我与着军服的祖父互相凝视着，只觉哽咽，我做了30年向祖父行军礼的梦，此时，却因我转业已卸下戎装，无法圆梦。百感交集，一时呜咽语塞，献上鲜花，道声“爷爷，您的孙子和孙媳看望您来了”，我们双膝跪地深深三叩首。三叔扶我们起来时，我已难以自持。离开墓园，三叔告诉我们，陵园和道路，政府计划搬迁重修，所以，现在很冷清。
其实，我并不在意陵园的冷清。祖父一辈子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革命，早已经轰轰烈烈！如今儿孙们怀念他，革命历史也为他书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家乡父老乡亲也在不断传颂着他的风采，祖父此生足矣！那些年，在部队学习党史，读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军事著作，祖父的名字时常跃然纸上。近年，我几次回陕北，乡亲们见到故人最爱“拉话”，在他们心目中，新十一旅起义和曹旅长――“曹七”是他们与家乡的骄傲和自豪。他们能绘声绘色讲出祖父的种种义举，讲毛主席赠送金质派克笔给祖父，讲祖父起义后去见毛主席，从自己的13匹马中精选出5匹蒙古马送给毛主席等等。“安边起义”纪念碑揭碑那天，乡亲们欢呼啊，呼喊着祖父和那些起义将领的名字。这一切都使我为之动容。
安边起义距今已60周年，祖父诞辰距今也已过百年。人们说一代一代薪火相传，基因的遗传更是无比神奇。记得，我的女儿两岁多时，在父亲病榻前，对着父亲手中的祖父遗像，呼叫着“爷爷”，在她童真的目光里，爷爷和曾爷爷酷似一人。也许是受祖父基因的影响，我在天山南北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也爱骑马、爱喝酒。现在想来，在我的潜意识中，只有豪饮之后，我才可以像祖父那样拍案而起，语惊四座！只有跃马扬鞭，放蹄疾飞，我的血脉里才能不断流淌出军人的豪气！
我会永远怀念我的祖父，我愿我的祖父在天之灵安息。
高尚的情操 永恒的思念
right曹淮林
在纪念新十一旅安边起义60周年的日子里，我不由得想起叔祖父曹又参在“文化大革命”初倍受冲击诬陷的情况下，仍然襟怀坦白，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的深厚情谊以及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希望的崇高风范。
那是1967年的10月，初冬的寒流已渗入黄河故道宁夏平原广袤的土地上。银川火车站往老城去的公路两侧地里空空荡荡，树梢上挂满了白色的霜皮。我挤上了公共汽车，背着黄挎包，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要找的是叔祖父曹又参，他是我们曹氏宗族里威望很高的老前辈，我要告诉他，我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车行至鼓楼站，下车后我径直向复兴北街2号走去，那是一个青砖绿瓦房屋有些陈旧的四合院。我推开东房门，看见一位老人坐在一把有雕刻的椅子上看着什么材料，我激动地叫了声“七爷”（曹又参弟兄八个，他排行老七），他抬起头来，明亮的双眸打量了我一番，忽然记了起来：“噢，你是老家光胜的儿子淮林吧！”他很兴奋，老两口迫不及待地询问家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家乡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得很热火，两派斗争也十分激烈，我是作为榆林中学的红卫兵串联代表去北京，荣幸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七爷听着我的侃侃而谈，不时地点头微笑，他说：要见毛主席，可真不容易呀！你能见到毛主席是光荣和福气。他又详细询问了北京及内蒙古一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让我在银川安心住两天，不要乱跑，陪他上街转一转。第二天吃完早点，他老人家住着一根拐杖，我俩出了街口向鼓楼那边走去。我忽然看见城墙上的一些标语上有“曹又参”的名字，仔细一看，楼阁的白字黑字标语上到处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曹又参”、“打倒三反分子杨静仁、牛化东”等等，我一时有些纳闷，怎么“七爷”也成了“反革命”？看着身边这位我尊敬的老人，看着在秋风中抖动着的撕裂得破烂不堪的大字报，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七爷，咱们回家吧！”他却十分冷静，不以为然地说：“群众运动嘛，别人说你坏话你就坏了？关键看我们做没做过亏了老百姓、损害了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这些你们还不懂。”我们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里，说实话，我心里很难受，我无法相信，一个爱党爱国爱民的曹旅长，会变成“反革命”。那天，准备了一些可口的饭菜，我却无心去用，我看得出七爷心里压力很大，但他精神状态不错，我请他讲一讲家史，老人家思绪万千，从自己的成长谈到家乡的亲人，谈到党的历史，谈到安边起义，无限感慨地讲了他的往事。
叔祖父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少年时期的他由于兄妹多、家底薄，生活十分困难。但是，自幼聪明勤奋的他坚持刻苦学习，18岁那年，跨入了榆林中学的校门。他说著名爱国人士杜斌丞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是良师、是益友，是杜先生在他生活拮据不能安心就读的情况下救助了他，是杜先生在他考取北平大学后，鼓励他要克服困难，要爱国、爱人民，走爱国救民之路。他还深情地告诉我，在北平念书，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每年回家，亲戚朋友围坐在炕头问长问短，千叮万嘱要他完成好学业：“是海流兔河人民养育了我，我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抗日战争时期，叔祖父回到陕北，历任国民党邓宝珊部营长、团长、新十一旅代旅长等职。在这一阶段，他积极支持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李友竹等同志的工作，时时刻刻加以保护。正是由于他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动军阀对他恨之入骨，张廷芝、张廷祥等人多次谋害他，企图把新十一旅扼杀，但在我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1945年10月，叔祖父率部毅然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他的举动，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叔祖父先后担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宁夏行署专员等职。他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工作，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奉献给了人民。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局面，他十分忧虑，不禁回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情况。那时，西海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饿得没有吃的，有的浮肿了，有的失去了生命。可是，地方政府却虚报粮食产量，谎称亩超万斤，致使局面无法控制。他下去检查要摸个实底，发现一些粮站库内靠边堆放的麻袋里装的是糜谷，中间堆的却是麸皮。他如实地把这些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痛斥了浮夸风给党的形象带来的损失，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结果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挨了批斗。多亏了邓小平、朱德等同志得知情况后，责令有关方面予以平反。谈起这些往事，老人家心情十分沉痛，他告诉我：“1963年回榆林走了一次，乡亲们把萝卜、洋芋都喂了猪，多么可惜啊！如果甘肃、宁夏贫困山区的百姓有这些东西，怎么会活活地饿死呢！我们做官连群众的死活都不顾，还有什么良心？还算什么公仆？”听着七爷的讲述，望着老人家刚毅而又略显忧伤的脸，我的心灵在震颤，一个一辈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一辈子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的人，一辈子同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为什么屡遭磨难？难道好人就不能一生平安？那些曾经受过他保护的地下党工作者，那些曾经赶着牲灵为谋生而奔波于三边高原的海流兔河脚夫们，那些曾因浮夸风饿得面黄肌瘦受到他的同情呵护和接济的百姓们，你们知道――也许根本无法知道，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所遭受的不幸，而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
人间沧桑，世事巨变，我的叔祖父曹又参离开我们已35载，在纪念安边起义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在银川鼓楼下的寒风里，陪着我的七爷看大字报，那个影子永远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曹又参――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怀念我的父亲
写在父亲逝世十周年
牛红屏
翻开厚厚的几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帅名录》，你能感觉到它沉甸甸的分量；在每一页中，仿佛都能看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英雄历史画卷：在每一个将军的名下，都有着不平凡的战斗经历和辉煌的过去。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创者。他们是共和国的骄傲。共和国已经将他们永远载入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众多战功显赫、将星璀璨的行列中，爸爸的名字绝对是不起眼的。那一页，也许在不经意中就翻过去了。但是那一页，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小时候，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式的教育。那时候，学校就在营区里，所以全部是军人子弟，有不少同学的爸爸就是老红军。学校里经常请老红军给我们作革命传统报告。所以，我特别崇拜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认为只有爬过雪山，过过草地，那才算是真正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