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显着变化。
不同于早期公民学对政治活动的机制、法律和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的重视，社会科特别重视学生的直接经验、环境和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将公民教育理解为一个过程，强调青少年为一个整体的个人，青少年通过批判思维和澄清自己的价值观的能力为工作、休闲和公民身份做准备。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教学法改革中热情地试验课堂议会（class room parliament）、圆桌辩论和假设（round‐table debates and hypotheticals），提倡公民学必须通过“整体学校”（whole school）环境教授，将学生融入民主决策过程中；它也必须从学校扩展到图书馆、档案馆、地方历史协会、自然研究和环境。当时，公民学教师不仅提倡以课堂为基础的活动和就公共问题的激烈辩论，而且继续强调培养学生对政府如何工作的兴趣。公民学资料涉及澳大利亚的政治结构、财政、公正和社会福利、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显着的因素：地区、贸易和帝国联系的历史。这些改革“为现代社会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之，澳大利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50年代的公民教育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方面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是当时社会和教育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推动着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向前迈进。
其三，“母国情结”明显减弱。
二战前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对英国的依赖心理和传统“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就像决定其生存的澳洲气候和地形一样”重要，但二战中的突变和随后的影响激发了澳大利亚的民族独立性意识和行动，澳大利亚逐渐从“英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转变为独立和成熟的民族国家。这在公民教育方面也得到响应的体现。相对于初创时期，虽然在澳大利亚一些课程文件中还有提及与英国的关系和对之的忠诚问题，但其公民教育中的“母国情结”明显减弱。如在新南威尔士州1952年的小学课程中提到：“儿童将通过他的个性与环境的适当适应发现自我意识。社会科课程内容选择的原则放在：首先是儿童的需要和利益；第二是为澳大利亚和英联邦的公民身份做准备；第三是为世界公民身份做准备。”其中“英联邦”的公民身份失去了以往的首要地位。再如1959年的新南威尔士州小学《指导目标和基本原则说明》对学生应具备的态度与习惯中规定“爱国家和忠诚于君王”为内容之一，英国也是位居第二。
2.存在问题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在初创的基础上有了一定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公民教育的关注不够充分、社会科的实践还处于移植阶段、公民教育教学有向传统的灌输方法回复的倾向等。
其一，移民的同化教育重于学校公民教育。
在战后大量移民的同时，为防止种族飞地的形成和为非英国移民的归化做准备，联邦和各州移民部长于1946年一致同意资助移民的同化教育。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通过移民局和联邦教育部、各州教育局，联邦劳动党主要通过四个阶段实施其移民教育计划：上船前对许多欧洲国家中想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讲授英语；去澳大利亚的航行中为移民提供英语教学；到达之后在全国的接收中心实施教育移民课程，依据学生的英语知识将之分为等级，主要进行说话能力和阅读学习；安置工作后对移民进行补习班教学。
由此，联邦政府对成人移民同化教育的极大投入和极度关注导致了各州对中小学的经费配额减少，这必然导致了对学校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问题的关注相对减少，公民教育相对于强势的成人移民的同化教育居于弱势地位。
其二，社会科缺乏切实实施和有力支持。
至20世纪50和60年代，社会科虽然普遍走入澳大利亚的中小学课程、并为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带来了新的视角、内容和方法，但离具体落实还差得较远。以昆士兰州为例，其社会科的大纲文件和相关的课程资料中所提倡的儿童中心和进步主义教学实践几乎没有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小学课堂中实现。尤为重要的是，许多小学校长和教师反对社会科，认为更实用主义的、与学生兴趣和经验紧密相关的社会科降低了小学课程的学术性，当时的小学教育局长甚至认为教育部专注于社会科只是一种时髦。许多教育者总体上怀疑社会科的采纳及其进步主义的教学实践，认为进步主义教育实践缺乏学术严格，侵蚀了历史和地理这种传统学科在课程中的地位，并最终损害了小学教育。由此，对社会科不尽如人意的实践和支持力量的不足为公民教育的实施大打折扣。
其三，公民教育向传统灌输方法的回复。
由于社会科的引进是进步教育思想的推动结果，而进步教育的逐渐衰退也必然影响到了社会科的或者公民教育的实施。如由于1959年在新南威尔士州所出现的对进步教育的温和的反动，因此1959年的小学大纲中增加了英语、数学和拼写的时间、减少了教师在一些学科中的选择自由，对社会科的热情降低。与之相应，与进步教育相关的教学方法如重视与学生的经验相联系、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探究等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兴趣等减少了使用。如20世纪50年代昆士兰州州立小学课堂中的社会科教学是教师为中心的、强调背诵学习、将课本作为课堂教学的重心，技能主要局限于基本的制作地图、呈现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很少尝试关联或整合。
第三节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荒废
澳大利亚国内自1967年始社会各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社会均处于调整与发展时期，而此时期的多种因素导致公民教育几近荒废。
一、荒废的背景
关于公民教育的荒废，有学者认为是由于“旧公民学”乏味的内容和教学很难吸引学生的兴趣；有学者认为是由于战后将公民学合并到社会科中而导致其失去独立学科地位所致。本文认为，以上事实并不能简单地推断出公民教育的荒废，公民教育的荒废与此时期的社会大背景紧密相关。
1.西方社会的变革
由于福利国家所依赖的财政赤字政策和信贷膨胀政策实际上造成了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高利率同时并存、相互掣肘的局面，因而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无法真正摆脱困境，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必然。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普遍面临着政治危机：官僚主义泛滥、暴力恐怖猖獗，人们精神颓废、道德观念淡薄、对政府的信任降低等。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出现了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如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要求改革教育体制的学生运动以及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以上动荡因素也波及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教师和学生。
受西方大环境以及澳大利亚自身社会和教育状况恶化的影响，澳大利亚州立学校教师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处于不安中。当时州立中学的大部分教师没有大学文凭，且许多是临时教师或缺乏经验的年轻教师，辞职率非常高，这是对教育质量的直接威胁。在1965年7月，维多利亚州中学教师联合会为表示对工资报酬的不满而停课半天，随后维多利亚州教师联合会频繁使用罢工如停工会议到全州罢工、短期或长期的个别学校的罢工来抗议如薪水降低、视察制度、中学教师没有最低入职资格、及考试制度等诸多问题。新南威尔士州也于1968年10月发生了第一次罢工。昆士兰州教师工会于1968年5月抗议一个解决中学教师短缺问题的成人教师培训计划。南澳大利亚的教师学会于1969年5月就班级过大、工作环境差、非专业职责太多、缺乏合适的住宿、学习假期太少等问题举行抗议。教师专业发展不足和情绪的动荡不安直接危及学校的教学与氛围，自然也包括公民教育方面的教学与氛围。
2.国内发展的重视
由于凯恩斯政策只是延缓而不是消除衰退，发达国家的工业盈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1974年和1975年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澳大利亚经济，导致其经济严重衰退。80年代初，澳大利亚国内遭遇特大旱灾，加上各发达国家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国际市场需求不振，澳大利亚经济再次发生严重衰退：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人数猛增、财政赤字增长。为摆脱困境，澳大利亚于1983年起实施重大经济改革，包括抑制物价上涨、放宽经济管制、改革经济结构等手段，经济逐渐开始好转。应对20世纪70～80年代经济的不断起伏，澳大利亚更加重视福利制度。惠特拉姆总理于1972年提出“澳大利亚援助计划”及一系列全国性的社会福利计划，弗雷泽总理扩大了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围，继任的霍克总理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开支逐年递增。以上为20世纪90年代完善的福利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主要受越南战争的影响加速靠拢美国和推行前沿防御政策。70年代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开始逐渐进入日本、韩国、东盟等亚洲市场。英国将于1973年1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得视英国为母国的澳大利亚大有失落之感，从而刺激澳大利亚将外交重心转向东亚，澳英经济和政治关系遭到削弱；同时，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及其他地方重建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对亚洲地区开放市场，并于1974年起作为观察员参加不结盟运动大会。
综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70年代后，受国际经济动荡起伏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主要集中于不断调整和实施经济政策、发展福利制度以及调适政治与外交政策方面。应对之，教育更加强调提供社会流动、个人积累和个人的消费选择的机会、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学校公民教育渐渐失语。
3.白澳政策的废除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冲击种族主义的事件不断发生。1958年成立于墨尔本大学的移民政策改革小组对移民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了改革白澳政策的必然性，同时小组还出版小册子宣传以有限制和有选择地接受亚非移民的政策取代白澳政策。1962年7月，联合国托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严厉谴责澳大利亚政府“顽固地坚持渐进主义政策”和在酒法方面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澳大利亚政府迫于压力废除了酒法中区别对待白人和黑人的条款。随后在联合国托管委员会的一再督促和土着人的不断斗争下，联邦政府在1973年12月1日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完全自治。1966年新上任的赫尔特总理通过议会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即为举行公民投票以修改宪法，使之授权联邦政府给以土着人法律权利并将之计算在人口数量之内。
迫于以上背景，各政党不得不改变自己种族主义的内外政策，例如，1965年，工党从其政纲中删去了白澳政策；在1964年和1966年，孟席斯政府与赫尔特政府早已悄悄地改变了移民政策，大约有6000名欧洲移民和非欧洲移民迁入澳大利亚；在工党于1971年6月召开的第29届年会上，代表们以44票对1票通过了修改党的移民政策的决议，决议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有种族歧视。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强调树立多元文化并容的新民族性成了时代的主流。1973年，政府颁布新移民法并公开声明其移民政策是“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从而使“白澳政策”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对“白澳政策”的抛弃是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社会变革，为多元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荒废的体现
对相对主义价值观的热衷，新社会科运动中公民教育目的的边缘化，以及贯穿于社会科课程资料开发与使用中的主导思想，都充分体现了公民教育的荒废状态。
1.教育传统的改变
1967年后，白领或有工资的中产阶级成为澳大利亚最壮大的阶级，家庭影响和宗教影响逐渐减弱，宗教重要性的降低使清教徒道德逐渐让位于社会道德。新社会对绝对价值观渐趋冷漠而热衷于“宽容的”的相对主义价值观，也就是说，社会从一个绝对和相对信念处于平衡、旧的资产阶级的基督教价值观仍然保持可信度的时期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是衡量的标准，真理是相对的。社会价值观的重大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道德：支持模糊的标准、怀疑传统、关注个人利害关系、弱化公民身份。这里，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和公民身份的弱化必然直接影响公民教育存在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