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2/3是在本土，到2004年已有2/3建在海外。30年以前，我国和印度几乎没有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现在，我国占全世界研发中心的9%，印度占5%。据对100个跨国公司的调查，他们将在不远的将来为建立研发中心进行最优选址，其中95个研发中心拟设在中国，76个设在印度，75个设在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很少。原因何在？选择中国，30%的权重是考虑到这里的巨大市场，24%是由于低成本的技术基地，17%是因为接近制造现场。但中国其他条件不好，尤其是市场大环境，只占权重的4%。美国的市场大环境占14%，销售市场占27%，技术密集区及学术环境占27%，高素质工人占17%。印度的低成本技术基地占30%，高素质工人占25%（中国为12%），销售市场占17%。这些数据说明中国虽已成为跨国公司关注的中心，但还有很多方面亟待改进提高。
趋势分析表明，跨国公司正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地区转移，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正在失去。无论从自身发展，还是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中国都必须发展以创新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必须实施产业升级。与此相应，我们的工程教育也必须厉行改革。
一、产业升级需求与人才培养差距
产业升级的首要条件是形成完整的创新体系，即包括从知识创新到市场创新的全过程。
但由于产学脱节，我国高校研发的大量科技成果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据统计，中国的企业只有万分之三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我国出口美国的数字电视机每台就要交给美国25美元的专利费，我们净赚仅几美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标准化是产业和产品创新中知识含量最高的环节，是各国竞争的焦点。只有取得达到国际标准的自己的知识产权，中国制造才有出头之日。
经济全球化也对人才培养标准提出了国际化的新要求。跨国公司进入各国，依靠高薪和优异的工作环境、条件及先进的管理优先挑选人才，成为人才市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国内人才市场实际上就是国际人才市场的一部分。人才流失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出国学习，对人才的竞争战场已在国门之内。所以，中国必须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培养工程人才，其数量和质量不仅要能满足跨国公司的需要，更要能满足本国企业发展的需要。最近中国正在申请加入国际工程师认证组织“华盛顿协议”，就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形势的挑战。
无论是创新还是全球化，实现产业升级最根本的条件是人才。现在产业所需求的人才，是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型、有实际能力的高素质工程人才，这对我国工程人才的培养理念、机制和方式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要求。
世界产业布局的改变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才需求市场。据着名的战略公司麦肯锡对89个跨国公司的调查：5年内，外企（约28万家）在中国需要75万大学毕业生，约占同期中国大学可提供优秀人才的60%，这意味着只有40%的高质量人才为广大的中国企业（约850万家）服务，按每个企业平均使用优秀人才数比较，外企是民族企业的40倍以上。
未来3年，跨国公司在中国需要7.5万名能在国际环境下工作的高级经理人才，而我国到现在只能提供3005000人，绝大部分人员来自海外。业务流程外包（BPO）是个新兴产业，全世界业务量已达12000亿美元/年，近两年来中国在这个产业领域发展得很快，但也只有400亿美元，不足总量的4%，低于印度的7%。原因之一是中国在IT领域的人才缺口非常大。例如，IBM大连公司规划2007年员工达到两万人，实际只有2100人，按目前的工作量尚缺编500人。人才缺乏已成为其发展的最大障碍。
除了人才数量，产业对工程人才的质量也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从掌握基础性的工程科学，到实际的工程知识和技能，直到具备管理、沟通、团队工作能力，以及职业道德、创新性和批判性思维方法及自学能力等，要求非常全面。然而，我国培养的工程人才在质量上与此要求相差甚远。据麦肯锡季刊载文统计，中国现有160万工程师中，大约只有16万适合在外企工作。该文还指出，我国工科大学毕业生只有10%可以达到跨国公司的用人标准，而印度是25%。根据笔者的调查，发达国家，如比利时，这一数字在75%以上。
对于工程教育质量，中外企业的共同反映是：毕业生普遍缺乏对现代企业工作流程和文化的了解，上岗适应慢，缺乏团队工作经验，沟通能力、动手能力较差，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等人文素质薄弱。凡此种种，皆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的需要。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优秀工科生源。据统计，2006年美国培养了7万个工程师，而我国是70万。现在，我国每年有80万本科、100万高职学生进入工科学习；我国工科学生占大学生的比例为35%以上，而德国不到15%，英国不到8%，美国还不到6%。丰富优质的工科生源是中国和世界工程教育的宝贵资源，但生源数量不等于人才质量。我们必须深入改革工程教育，极大地提高工程教育的质量，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
二、工程教育中的问题与成因
我国工程教育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办学机制、师资质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问题，其中，理论脱离实际、实践环节薄弱、产学脱节的问题尤为严重。
作为专业教育，工程教育的目的应当是使学生形成能够胜任今后工作的能力，成为合格的公民和称职的产业人员。而我们许多学校现在追求的目标愈来愈脱离社会需求，轻视就业能力的培养，这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实际上，专业教育都应以求职为导向，无论是培养技工、技术员、工程师、研究人员等各种层次和类型的人才，还是各级、各类专业学校，概莫能外。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以适应将来求职之需的能力和素质是所有专业教育的共性，而不是“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所谓“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名词，其特殊性在于培养技工和技术员这样特定层次的人才；而它所倡导的以求职为导向、以产学合作为办学机制及以“做中学”的工学结合为教育方法的模式是普遍适用于其他层次专业人才培养的，是共性问题，即使是以培养研发工程师和科学研究工作者为主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不应例外。不同层次的专业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它们针对人才市场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而产生，是教育内容的不同，而不是导向上是否求职的不同。
工程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工程师，这一目标在包括像MIT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从未受到质疑。MIT的毕业生，无论学士、硕士或博士，到公司就职就是担任工程师。可悲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产业落后、迫切需要大量合格工程师的国家，许多以工见长的研究型大学反而囿于俗见，把目标定位在培养“科学家”，羞于称自己是“工程师的摇篮”。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大批优秀的工程师，我们的产业将永远无法翻身、赶超西方。
对于一个文明社会而言，工程师与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是同等重要的职业，在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工程师更是建设国家的中坚力量。许多人把“工程师”看成一个毕业几年的本科生多数都会具有的中级职称加以轻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指出，“拥有最好工程人才的国家占据着经济竞争和产业优势的核心地位”。发达国家的产业数百年来经久不衰，缘于对工程师的培养及其从业的重视。作为一个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战略目标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决不可在这项关系国家根本实力的战略大计上玩弄泡沫，自障双眼，必须坚决为培养工程师正名。
在办学机制上，我国的工科高校大多是关门办学，缺乏跟产业和社会的沟通互动。一些学校也设有董事会，成员基本上是各个大企业的代表，但其职能只限于请企业捐款或举行董事会年会，对教育的目标、过程、方法没有施加多少影响；众多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几乎清一色是教授，没有产业界的代表。正如无视顾客需求的企业在当今市场经济中根本无法存活一样，不去倾听企业的声音，却要一相情愿地为它们提供“人才产品”，这样的工程教育满足不了产业需求是可以想见的。
在教学方法上，我国通行的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主、以理论考试成绩评价学生的模式。人们误认为这就是韩愈所倡导的“传道，授业，解惑”，却没有注意韩愈对此所加的说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人们也没有注意到，韩愈推崇的是“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这些实践者的职业技能正是通过“做中学”来掌握的。当然，古人的“做中学”指的是实践中的师徒授受，与今天提倡的有现代科学理论支撑的“做中学”的教育方法有本质区别。教育是最具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应研究现代社会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变革。
现代教育方法论提倡学生的主动学习和主动实践，“做中学”已成为现代教学论的通则。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在做中学才是真学，在做中教才是真教。”在这样的教育中，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学生如同演员主动入戏，自主学习和实践，教师如同导演整体策划、全程指导，师生通过“做中学”共同创造培养学生能力的成果，教师的能力在这样的过程中也会得到提高。世界许多优秀大学采用基于项目（或基于课题）的学习，就是“做中学”理念在当代高等教育中的体现。
在师资建设方面，我们片面强调高学历、高学位，缺乏对教师产业背景和工程实践经验的要求，更没有对教师职位明确提出工程师资质的要求。教工程专业的人不是工程师，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如何培养出真正的工程师？
在课程设置上，我们通常以学科导向，追求知识的完备性，而不是以产业需求导向，以完成项目来设置课程、安排教学计划。在知识爆炸的社会背景下，要在大学4年里把所有知识教完是不可能的，只能按照“用”来组织知识，其“用”有二：一用于创新立业，一用于自学求知。顺便指出，要做到二“用”，对知识学习的要求非但不会降低，反而对知识组织的有机性及其面向实践的目的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教学内容上，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偏重理论，脱离实际，内容陈旧，更新缓慢，跟不上产业的发展；二是缺乏多样性，教材统一，教学大纲统一，定得过细、统得太死，变成千篇一律，使教育这种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变成八股，失去特色，限制了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三是过于强调教材和教师课堂讲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忽视必要的学生主动学习和实践的环节，如在精品课工程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许多做法流于形式，精品课数量成为表征大学教学质量、衡量杰出教师的重要指标，而未将重点放在学生主动学习和实际能力的提高上。MIT是全世界工程教育的佼佼者，该校将900门课程的教材和教学资料放在网上，供全世界免费使用，但并不等于用了这些教材并且考试合格就可以得到M1T 的文凭或达到MIT毕业生的质量要求。这说明，教材其实只占教育活动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做中学”、师生互动，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工程实践，真正以学生的能力增强与否来评价教学效果和质量。
在评价体系上，我们只注重学生的理论学习和书面考试成绩，缺乏对实践能力的考核，尤其缺乏产业界对学生在各个培养环节表现的评价。这使我们对培养质量的判断丧失了客观的基础，无法正确地评价教师和学校工作的水平和效果。
总而言之，工程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顾客和市场观念，脱离了学生就业与产业用人的需求，由此导致的问题最终会反映到毕业生质量、就业率和产业发展后劲上来。教育与产业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使得人才培养和产业创新这两条驱动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链条运转不灵，因此工程教育的改革，也必须从这两个“脱节”的改变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