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梁武帝得以开创梁朝，和其他的开国之君一样，也是靠的武力，但这只是表面的雷同而已。在武帝执政期间，他实行了开明文学的政策，在奖励读书的风气之下，梁朝国人的文化教养远远超越前代。
南朝的宋、齐两国，在政权更迭时，新帝诛杀旧朝官宦，已成为规律性的现象，到了梁武帝，他却尽量地避免杀人，除了为他哥哥报仇，杀了东昏侯一家之外，齐高帝的子孙多能幸免于难，武帝也任用了很多前朝大臣，让他们参与国政，并不抵制他们。武帝这种开明的政策，深受大家欢迎，萧衍的国基也因而稳固扩大。清代史家赵翼曾在《二十二史劄记》中说：“君子以是知高祖（萧衍）之量，度越前代矣。”
武帝刚刚即位时，还广征在野之士的意见，登用人才，他所用的方法为：“诏，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以功劳材器冤沉莫达，投肺石函。”（《资治通鉴》）公车府是官府的名称，谤木和肺石为尧、舜、周朝时，在野之士向朝廷进言时所用的器具，设在各地方。武帝效行先王之法，和以前宋、齐的专制作风不同，可说是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了百姓视野里。
此外，武帝招揽人才时，总以“每检长吏，务选廉平”（《资治通鉴》）为标准。“廉平”是廉洁而公平之意，同时武帝还采用“小县令有能，迁大县；大县有能，迁二千石”的方法，“二千石”是指太守，即为大县县令有能力者，即可升为郡太守。这些施政方针，带来了很大的效果，“由是廉能，莫不知劝”（《资治通鉴》），每位清廉而有才干的官，都努力地履行自己的职务。
而事实上，梁武帝除了施政清明之外，他本身的私生活也十分简朴。《资治通鉴》中曾说他“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在对政事的处理方面，武帝也非常辛勤和用心，早上天还未亮就起床，冬天寒冷的日子，手都冻伤了，但是他还是不介意地继续工作，这又是一个他不同于其他皇帝的地方。
梁武帝时代，一项特殊而有成就的政策，是提倡、奖励文学，使得文风大盛。在武帝之前的两个朝代，人们大多活在屠杀的阴影里，没有文人敢起来说话，或提倡文风，武帝此项政策，让这时代的文人，获得大放异彩的机会，这实可称为梁朝社会的特色。
除此之外，梁武帝本身对文学就很喜爱，而且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即位四年之后，仿效汉朝的制度，设立《易经》、《书经》、《春秋》等五经的博士官位，让他们开课教授学生，并不限招朝中贵族的子弟，也在民间广招愿意习经之人，家境清寒的学生，朝廷给予生活费，使其能安心读书；在五经学堂中，学生成绩优秀者，甚至给予官位，如此鼓励文人，使得“暮年之间，怀经负笈者云会”（《资治通鉴》）。武帝还派学官到各州郡去设立学校，使得人人都有读书的机会，在如此鼓励读书的风气之下，国人的品德得以教育涵养，总体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文治局面必以良好的经济情况为基础，南朝的宋、齐两国，因经济政策的失败，带给农民生活上的痛苦，进而形成社会的不安，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梁武帝有鉴于此，采用妥当的货币政策，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他的这种做法很值得后代以及现代人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