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转眼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杨志明都在等着新艺宝来找自己，然后将歌曲买走。不过虽然杨志明知道新艺宝一定会来找自己，但是在事实没有来到之前，杨志明还是感觉不爽。而且杨志明也有些着急了。
能不急吗？要知道现在可是90年7月了，离12月也就不到6个月的时间了，要是拿不到钱的话，杨志明也就赶不上圈钱的最佳时间了。
要知道深交所成立前半年，柜台交易阶段的深圳证券市场牛气冲天。１９８９年深发展的派息分红，引爆了股市第一波牛市狂潮。到１９９０年６月，深发展半年时间上涨９００％，鹏城市场的万科、金田、安达和原野两个月内涨幅从２倍到５倍不等。柜台交易时期的深圳股价似乎进入癫狂。在中央和深圳连续出手为股市降温的打击下，当年１２月起，深圳证券市场全面下挫。９个月内深市市值蒸发１５亿元，投资者损失惨重。
15个亿，随便圈圈都要得到一大笔钱，这样圈钱的机会要是不把握住，干脆重新死一次算了。
早晨天刚一亮，大部分的村民便已经起来了，在农村，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习惯了早起，都要下地干活。所以天刚一亮杨志明便被张桂兰给叫了起来，然后便下地去了。
“老爸，你要准备准备，我估计我那几首歌曲要有信了。”看着还在吃早饭的杨建国，杨志明说道。
“臭小子，因为你这事情你老子我可是耽误了好几天工了，要是没信你以后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去上学，听见了没？”瞪了他一眼，杨建国说道。
“知道了，老爸，我发现你和老妈一样啰嗦了。”杨志明翻了个白眼说道。
杨建国没有再说什么，对自己这个儿子他很是无语，别人家里都是当爹的当家作主，在自己家里，自己这个儿子可以说是当半个家。剩下半个家才由他当。
也正是这样，他是越来月觉得自己这个儿子的不凡，有时候他自己都在想，自己这个儿子会不会是文曲星下凡。所以，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情，他都会由着自己儿子的性子来。
都一个月没消息传来，杨志明没事的时候也是皱着眉头，他倒是不担心对方会私吞了自己的这几首歌曲，要知道杨志明在寄信的时候在信纸的最后面可是加了这么一句话：本人手里还有其他歌曲，若是有意，到时详谈。
杨志明可不相信对方会是目光短浅之人。
吃过饭之后，杨志明便开始每天的锻炼，一路小跑到山上，然后在山上的空地上开始每天都不间断的项目——打拳。
其实要说这套拳法，杨志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电脑里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套拳法，前世杨志明对武术之类的东西很不感兴趣，所以从来没有练过拳，更不用说拳谱了，但是自己脑中的电脑里却无缘无故的出现了一套拳法，让杨志明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和这套拳法一起出现还有一套吐息的功夫，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是杨志明还是每天都坚持练习着。
两个小时之后，杨志明站起身来，看了看天色，估计应该有九点了，随即便小跑着向家走去。
在家里杨建国正在干着活，杨建国干的是建筑，这两天没有出去干活，便在家里干点，正好他也想垒个猪圈，在家里养几头猪。
看着老爹在忙，杨志明也帮不上忙，便坐在院子里想着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他脑海里一直都有个念头，那就是自己脑子里的这个电脑应该不单单只是自己那个笔记本，应该还有其他的功能，但是具体有什么功能却又一无所知。
想不通就想不通吧，顺其自然吧！
将这些想法甩掉之后，杨志明便开始规划起自己的人生来，首先他要凑够去上海的，还要凑够买股票的钱。
虽然卖歌能赚不少钱，但是这笔钱并不足以让他去股市大赚一笔。
所以，杨志明最初的想法便是利用卖歌赚的钱从银行中贷款一笔钱出来。
杨志明知道，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重要一年，当年4月12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中增加了对私营经济的确立。
宪法中这样写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这是1956华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杨志明正是准备在卖歌赚了钱之后说服父亲自己家也向银行贷款。
杨志明可是清楚地记得，1990年的银行可是有贷款任务的。那时候贷款非但没有抵押，还没有利息，银行的信贷员，都求着你贷款。
而这样的好事，是21世纪不可能会有的！
利息就别提了，你就是求着银行贷款，再抵押了房子，都未必能贷出款来！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1988年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宝岛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华夏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根据国家物价局《华夏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剧的一年。计算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十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转瞬之间，华夏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这一年，对华夏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华夏“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华夏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贪官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粤东、闽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吓坏了一批又一批有着创业想法的人，而正是这样一件事情，让华夏的私营经济陷入了萧条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