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张昭是一个颇受贬抑的人物。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他总是给孙权出馊主意，似乎是一个目光短浅、胸襟狭隘的平庸之辈。其实，历史上的张昭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杰出人物。罗贯中之所以对他作了带有丑化色彩的描写，主要是因为他在赤壁大战前夕曾劝孙权归顺曹操。对于刚刚败退到夏口、立足未稳的刘备集团来说，如果孙权降曹，则再无退路，根本无力抗拒曹操的数十万大军，很可能就此覆灭。所以，宋元以来“拥刘”的通俗文艺作家、民间艺人，包括罗贯中，都对张昭大为不满。对于孙权集团来说，举兵抗曹并无必胜的把握，奉江南而归降则可受到优待。在此之前，刘琮不战而降，拜青州刺史，封列侯（《三国演义》写刘琮被曹操命人追杀，系出虚构）；在此之后，张鲁战败而降，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都是证明。所以，张昭之议，实在是为了维护孙权集团的利益，正符合“各为其主”的信条；当然，这也会使孙权失去称王称帝的可能。而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如果孙权当时归顺曹操，将大大有利于曹操早日统一全国，实在应该算是一件好事。
平心而论，张昭不仅是东吴的开国元勋，而且其眼力、胆识、威望，都堪称东吴文臣之首。当孙策开创江东基业之初，即以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尽管史书对张昭的具体功绩记载不详，但二十出头、忙于征战的孙策多方仰仗其辅佐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孙策特别尊重张昭，“待以师友之礼。”（《张昭传》注引韦昭《吴书》）建安五年（200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孙策遇刺身危，临终把十八岁的孙权连同孙氏基业一并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此时，孙氏基业尚属草创，强敌在北，人心未宁，孙权与文官武将们尚无君臣之固，孙权本人既缺乏治军理民的经验，又沉浸在乍失长兄的巨大悲痛之中，而周瑜尚在外地，如果张昭怀有二心，孙氏危矣！然而，张昭不负孙策信赖，当机立断，马上立孙权为主；同时，一面上奏东汉朝廷，一面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还亲自扶孙权上马巡军，从而迅速稳定了局势。可以说，张昭几十年不懈的、忠心耿耿的辅佐，对于东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昭为人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常常犯颜直谏，使孙权这位雄主也敬惮不已。孙权好田猎，常冒险射虎。张昭谏曰：作为君主应“驾御英雄，驱使群贤”，而不应驰逐于原野，校武于猛兽。
孙权创业之时尚能从谏如流，但即东吴皇帝位后，便对张昭冷眼相看。战前张昭主和，孙权当时只批评他“几误孤大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孙权称帝后大会群臣，盛赞周瑜、鲁肃力主抗曹之功。张昭不失时机地举笏致贺，未及出言，孙权就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可见，孙权早就对张昭不满。但张昭忠诚未减，刚正如初。他对孙权说：“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志在忠益，俾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君臣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公元232年10月，辽东太守公孙渊叛魏臣吴，孙权大喜，遣使大加封赏。张昭等认为其降有诈，谏阻孙权。孙权不能忍受，按刀大怒说：“吴国之士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张昭泪流满面，重念太后、孙策遗诏顾命之言，据理力争。孙权当时虽“掷刀致地，与昭对泣”，但仍拒谏不纳。张昭称疾不朝。孙权知其所以，益“恨之，土塞其门”。张昭更为气愤，便从里面也以土封门，表示决不再出。不久，公孙渊杀吴使。事实证明张昭判断准确，孙权后悔不纳张昭之言，故“数慰谢昭”。张昭不出，孙权“过其门呼昭”。张昭辞以疾笃。孙权放大火烧其门逼他出来，张昭仍不出，孙权急忙救火，久候门外。张昭终被儿子扶出，“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
正因为张昭忠心为国，刚直不阿，举国上下对他都心存敬畏，孙权也常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