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观”是考核人的修养水准的标志之一，恕人克己，知恩图报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以上几例都在解说忘恩负义，然而人们多为糊涂、愚鲁，并不能深入地懂得这些道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困惑。人们往往只看眼前，只图虚荣，只知道为己，至报应来临又悔之晚矣。所以古往今来的圣贤多有精辟的警句，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请记住：“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
2.背信弃义
人们通常将那些违背诺言，丢弃道义的人说成是背信弃义。背信弃义是一种典型的无德无义之行径，是一种小人之举。为着自己的一己利益，或迫于某种不得已的压力，违背了承诺，放弃了良知和公德，做出了背信弃义的坏事情。人与人，集体与集体或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时常发生这样的事，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但是他们行为也很耐玩味。一方面，就一个普通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背信弃义，总有他们的苦衷，在他们的内心里，也许出于无奈，就他们出于无奈这点看，他们是弱小的。但是背信弃义又冒着违背社会公德的危险，从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看，他们又可笑地“敢作敢为”，如果把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敢”用于承担责任和公德，不是为天下人称颂了吗？人不可无信，也不可无义，否则必为人所唾弃。甚至你有一次失信于他人，你心里的自谴也许就是永远的。它们像一根潜在的绳索，会让你下了地狱也寝食不安。所以，别背信于天下和他人。
晋惠公背信弃义
秦国帮助晋公子夷吾回国，助他当上了国王。晋惠公不但不履行他原来许下的诸多诺言，而且还做下很多背信弃义的事情。
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主动为他们送去粮食，使其渡过难关。而秦国发生饥荒时，晋国不但不主动输送粮食，而且还禁止民间卖粮到秦国去，一副落井下石的“小人”相。秦国为此发动战争，活捉了背信弃义的晋惠公及其随从大臣。后来虽然放回去了，但晋惠公终究改不了背信弃义的本性，他在国内得不到人民拥护，在国外又得不到诸侯的信服，最终还是由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取代了他。
在上例中，晋惠公由于屡失信于天下，最后自绝于天下，失去了君主的地位，不得善终。而三国时的诸葛亮，正是由于他信誉卓著，因此，连极难和解西南众小数民族也被他融通了。诸葛亮充分地使用信义获得了大西南民族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信义的力量之强大了。
从古至今，人们都很守个“信”字，都很重个“义”字，儒家文化，更把它纳入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范畴，成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正统道德。孔老夫子的“五常”中，仁、义、礼、智、信，概定了人与人交往中所应遵循的道德标准，从中可以看出信、义多么重要。日常生活中，一旦别人对你失去了信任和信心，你就举步维艰了！所以，凡成大事者，皆知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道义重千金。
信、义是中国文化中的深刻和精辟部分，它贯通了人性的本质、生活的准则及事物的规律性。人们时下说：“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信得过产品”等等都离不开遵循信义的道理。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说，信义应是一笔潜在的资产和财富。的确，现代社会中，信义尤其重要，如果你不守信义，你马上就会遭受损失，马上就会失去很多的机遇和朋友，马上就会影响你的形象和整体计划。凡大成就者都是最有信义者。一个人可因守信义而逐渐获得成功，一个单位可因执行信义而获得快速的发展，一个国家可因遵循信义而走向强盛。
人生最忌讳的是违背信义，丢失信义；谁注重信义，遵守信义，谁就会收获甚大，取得甚多。
3.轻诺寡信
承诺，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极为重视。孔子说：“人无信不立。”所以古人讲究一诺千金。诺就是承诺、答应。《史记》记载楚国的谚语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季布是楚国人，很讲信用。诺之重，百金、千金不可比。可见古人是多么看重诺言的履行。
现代以商业立国，商场如战场，而商业战场中最重要的规则便是信用。要是没有信用，像汇丰银行、通用汽车公司之类，可能不会延续百年直到今天。
由此看来，轻诺寡信是做人应该忌避的。
两次租飞机两次赔
欺骗别人等于欺骗自己，因为言而无信的人同样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没有人愿意和他打交道，最后其必然陷于孤立而一事无成。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履行某种诺言，却要夸海口，打包票，这同样是不可取的。生活中这类轻诺寡信的事，还为数不少。如有的人为了捞更多的钱，在同一时间分别承诺下几个任务，结果每项任务都完成不好。这种人的初衷也许是怕失去机会，但最后他失去的，也许是比机会更重要的东西。作为谋略，千金一诺有着更为广泛的妙用，它可以在你受挫折的时候给予你必要的支持，保证你有足以东山再起的人际关系、财礼襄助等，它可以给你带来可靠的机遇，因为你已经赢得了别人的信赖和承诺。
4.卖友求荣
通过出卖朋友的利益，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这事实上是一种叛徒。叛徒总是为人痛恨。出卖朋友和出卖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变节行为。可以出卖朋友的人，也可以出卖国家。叛国者肯定会出卖朋友。可以这样说，在人的诸多不光彩和屈辱的行为中，叛卖是一种最不光彩的勾当。即使是叛卖者自己，也会因此而蒙上沉重的耻辱阴影，在惶惶不安中苟延残喘。这种以他人之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做法，委实太卑鄙。无论古今中外，对卖友求荣者的谴责痛斥，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民族存亡、国家危难的动荡时期，人们怀着对理想追求的执着信念，怀着对英雄和伟大事业的崇拜，思想产生了飞跃，感情得到了升华，更不能容忍任何叛变的行为。生而为人，人的高贵心性，必须拒绝这种阴暗的勾当。因为在崇高和卑劣，生存和死亡之间，个人的选择只能从属于壮丽的事业。
甫志高叛变
在《江姐》这出戏里，有一个亦在革命队伍中的人，他叫甫志高。此人投机革命，对人民的事业没有坚定的信念。当革命形势处于严峻阶段时，他便露出了叛变的嘴脸。江姐，就是被他出卖的一个优秀共产党人。江姐为人民解放的事业奋斗终生，矢志不移。他的丈夫也被敌人逮住杀死，割下头颅，悬于城门之上，其惨状甚烈。但是在这种极其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江姐并未被吓倒和屈服，她在狱中，仍化悲痛为力量，坚持狱中斗争，她的事迹成为众多革命志士的学习榜样。可是甫志高却大为不同了，他被敌人逮捕后，经不住敌人的软硬兼施，变节投敌。以后为虎作怅，大肆破坏山城地下党组织，变成敌人的走狗。可是甫志高并没有落得好下场，双枪老太婆击毙了他，结束了他的叛徒狗命。甫志高被击毙后，留下了永久的恶名。
叛徒之所以中道变节，投敌叛国，皆是因为他们意志软弱，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在敌人残酷的打击和引诱面前，最终屈服。可见屈服的结果并不好受。敌方因为你半路来投，不可能真正信任和重用你，你在敌方那里也只是一只被利用的狗，利尽便被抛弃。在友方，因你背信投敌，给战友造成极惨损失，友方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誓不罢休。因此，既然献身一种事业，就要作好为它牺牲的准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不失英雄本色，千古留名。
通过出卖别人，以求荣华富贵的人有。为了知遇之恩和朋友信义，赴汤蹈海，在所不辞的情义之士也有。背信弃义终不会有好报。这是人们的习惯思维，不能改变，在舆论上是这样，在舆论的影响下，现实中的结果，也成了一种趋势。谁也摆脱不了这种诅咒。而情义之人，处处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再加心存坚定的信念，总是能渡过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这种人与前一种人，做法相反，运势也相反，尽管尝尽了苦难，终有好结果。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持有的价值观念。一个与文化和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人，是众矢之的，飞得再高再远，也会被射落下来。所以卖友求荣是大忌。
5.过河拆桥
人们常说“友谊之桥”，又说“一个好汉三人帮”，这都表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本事再大，要想成就大业，仍需要朋友的帮助。别人的帮助就像一座桥，一艘船，没有桥和渡船，便难以到达彼岸。由此也可以看到桥和船之可贵。但是世上却有这样一种人，自己借助桥与船过了河，过了河之后便拆桥毁船。过河拆桥这种行为，在普通百姓中有之，在堂堂天子中也有之。人们通常都十分厌恶这种行为，把过河拆桥的人称为“小人”，而过河拆桥的天子，则冠以“昏主”之名。无论是小人，还是昏主，都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人常说知恩图报，不报也就算了，可千万不要再进一步阴损，做出过河拆桥的事情。禽兽犹知感激，人，孰能禽兽不如？
汉景帝与周亚夫
周勃曾经跟随刘邦东征西战，战功卓著，后封为绔侯。周勃死后，其长子周胜之继为侯爵，但因罪被除。汉文帝乃择周勃庶子中贤德的人，众皆推崇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以续绔侯之后。
汉文帝临终时，训诫太子刘启说：“假如有急事，周亚夫是真正可以付与统兵作战重任的人。”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汉景帝三年，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当时叛乱军队力量十分强大，并且有很好的后勤保障。因为吴王濞所在的吴国地处东南膏腴之地，不但物产丰富，而且还有产铜冶炼之业。其他各诸侯也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吴、楚早有叛乱之意，军队也训练有素。相形之下，朝廷的力量反而不及吴、楚。敌强我弱，叛乱军队很快占领了大片地盘，形势万分危急。汉景帝刘启想起乃父临终的嘱咐，马上任命周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周亚夫出发前，对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请求让梁国先吸引他们的主力，我先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战胜他们。”
周亚夫用此计果然平了七国之乱。但功勋太高，因而跟景帝有了介蒂。有一次，景帝在皇宫中大宴百官，孤单单地在餐桌上摆下一盘大块肉，又没有刀具可将肉切碎，甚至连筷子也不摆。周亚夫心不平，回头叫宫中尚席官去拿筷子。景帝视而笑曰：“这些不能令君满意吧？”亚夫免冠谢。景帝站起了身，条侯周亚夫“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这个人如此心怀怨恨，断不肯做我少年皇帝的下臣！”
没过多久，周亚夫的儿子为了替年老的父亲预办后事，便违反规定，到国家工官尚方署买了甲盾五百副，准备殉葬之用。后来有人借此事告周亚夫想兴兵造反。景帝知道此事后，便把此事直接交给一般狱吏办。吏簿责条侯，条侯周亚夫心想自己乃高贵出身，便不答理狱吏。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便命人把亚夫解到廷尉处。廷尉责问周亚夫说：“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亚夫被下到狱中，吏侵之益急，周亚夫绝食五天，呕血而死。
昏主弃功臣
燕昭王代齐，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推莒、即墨、田单一举为齐全部收复失地，又迎立沦落民间的公子为襄王。而襄王听幸臣九子之谗，田单一不免。
前秦苻坚举百万之师伐晋，赖谢安指挥泥水反击战，打退敌人，而孝文帝听王国宝之谗，致使谢安不能在朝廷安身。
朱此据京师、唐德宗播迁奉矢、李怀光继叛。李晟孤军坚壁，浴血奋战，竟为唐平大难。而德宗用张延赏之谗，旋罢其兵，且百般疑忌，致使李将军怏怏而死。
这样的例证还很多，像隋朝的高颖，既是开国元老，曾助隋文帝杨坚篡周；又是建国重臣，曾为恢复战乱后隋朝的经济和社会正常秩序，作出过巨大贡献。他担任宰相20年，终于使隋朝江山稳固。未料，隋文帝听信独孤皇后等人的谗言，罢免了高颖。并且还得意地说：“自从我罢了高颖后，便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颖者。”到炀帝时，更是把高颖对隋朝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最后竟罗织罪名杀了他。
周亚夫乃一代英豪之子，在西汉王朝危难之时，为其平定七国之乱，对刘汉王朝来说，可谓功益日月，恩泽千秋。可是一待政局稳定下来后，汉朝皇帝便全忘了急难之时，反以功高盖主而嫉恨周亚夫，屡屡找岔刺激他，终至死地。汉景帝这种做法，确实太过苛刻，失去了人君应有的气度，更失去了知恩图报的千古美德。虽然景帝日后多有善举，但在对待周亚夫这件事上确属不光明之举。以上这些君主过河拆桥，残害功臣，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使国失大臣、忠臣，导致国家处于危亡境地，像东晋最后免不了被篡夺、隋朝因炀帝的胡作非为而成了短命王朝，唐朝最后也逃不脱覆亡的命运。这个道理很简单，尽忠报国，又遭灭顶之灾，那谁还敢再尽忠报国呢？这个教训，从赵宋王朝的倾覆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民间传诵着杨家将的故事，宋朝天子难至则用杨家将，难平则弃，则害，这些传说并非没有根据。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宋朝统治者一直对武将严加防范，猜疑不减。高宗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杀了岳飞、从此，有志，有能之士为人寒心，不再以习武报国为本。到孝宗时想再行北伐，可朝中已无可用之将，最终导致惨败。从此宋朝的苟延残喘，蒙古铁蹄一到，便随之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