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毛边纸”
写毛笔字和画水墨画，一般都使用宣纸，但初学者，却喜欢用毛边纸，因为它价格便宜，质地细嫩，表面平滑，而且托墨吸水和宣纸有同等效果。
但毛边纸，边并不毛，何以叫做“毛边”呢？原来明朝毛晋汲古阁刻书时，先向造纸的地方把纸定下来，然后在这种纸边上盖有一个“毛”字的印，所以叫做“毛边纸”。
毛晋是晚明时期开始刻书的，他是常熟人，筑有汲古阁，藏书数万卷，传刻经史百家书，自手雠校，又刻《津逮秘书》十五集，皆宋、元以前旧帙。在他以前，刻书的纸张中犬都带有棉的成分，可以保持较长的时间-毛野用的纸，除极少数名贵的书还用带有棉成分的纸外，一般都用毛边纸，所以毛氏汲占闻发行的书都很便宜，差不多全国都买他的书，风行一时。现在的明版书中，汲古阁的刻本是较多的。
我国最早的印刷品
我国最迟在商朝就用文字来记载历史了，但那时还没有纸，人们书写时是用刀将字刻在龟甲兽骨或竹木片上，当然谈不上什么印刷了。印刷技术的出现，是和古代印章、碑刻艺术分不开的。正是在拓印古玺、碑铭的基础上，启迪人们发明了反刻的雕版和活字。
现在尚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木刻印书，也是第一部有插图的印本书，是在敦煌发现的《金刚经》。这是一柄由七张纸连接起来的完整的卷轴。卷首是一幅释迦牟坐在经筵上对众弟子说法的木刻印画，左右诸多护法神和僧人，上方还刻有飞天。整幅画面庄严肃穆，是为我国现有的第一幅木刻印画。在佛经卷末则清楚地刻有“成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瑜为二亲敬造普施”
字样。王是何许人现已不可知，但是这行文字却说明了这部佛经是一个名叫王的人祈祷他的父母而出钱让人雕印的。这部佛经雕版镂刻细致，印刷技巧纯熟，反映了这时的印刷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事实上从文献记载来看，在这部《金刚经》之前，我国唐代民间已经有过一些韵书，和历书或者佛经的刻本，只是没能流传下来。
从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后，我国的刻书、印书之风随之而起，不仅官府设有负责刻印的机构，一些官宦私家也普遍重视印书、刻书，常出重资雇人刻印，全国还形成不少以刻印为业的书肆书坊。
印刷术的发明不仅使人们免于长期抄写之苦，而且对于古籍的保存、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唐以来，雕版印刷(现在是翻印、复制)成为古籍流传的主要手段。
刻书世家
在由唐至清一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中，出现了不少以刻书售书为业的家族，我们称之为坊刻。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沿，苦心经营，历久不衰，有的经历几个朝代、五六个世纪以上。他们的聚居地，形成了历史上的刻书中心，不仅在刻书内容和版刻形式上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为保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文化以及促进印刷术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出版家保留到今天的唐代印刷品已十分稀少，然而在有如凤毛麟角的几件实物中，仍可发现一个十分普遍，而且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大都标有“某某家”的字样。如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实物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一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印本中央刻一菩萨像，周围是梵文经咒正文，右边首题汉字一行可认出“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字体圆活秀劲，饶具唐人书法风格。
敦煌遗书中也有几件唐代印刷品实物。其一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此卷虽仅残留三行上半断片，但却保存上述书名及“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之题记，刻印时间、地点、刻印家姓名俱全，此外还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历日，也仅存下半一小条，为我们保留了刻书家题名。还有一些敦煌汉字写本中有关于民间刻书家的间接记录，如法国所存的一卷“阴阳书”，背后写的是《新集备灸经一卷》。书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时间为咸通二年(861)，在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图书馆，保存着十多份带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是写在尾题经名之下，并有年月日明确题记。这些充分说明早在唐代我国就有印刷品广泛流传于民间。
以上所记的“龙池坊卞家”、“京中李家”、“西川过家”等，是一批以印售历书、诗文集、字书，阴阳杂着为业的手工业者，他们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家。四川成都地区是我国最早的刻书中心。
临安陈氏和建安余氏到了宋代，我国印刷业进入了黄金时代，继四川之后，又出现了浙江和福建两个刻书中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些地区聚居了许多刻书世家。如南宋行都临安(今杭州)的中瓦子南街和众安桥一带，就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经坊”、“书籍铺”，有尹家、郭家、荣六郎家、贾官人、张家等。仅陈姓书铺就有四家之多，以陈起父子最为有名。陈起，字宗之，称陈道人，又称武林陈学士。他在文学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好刻唐人诗集，有“字书堪称晋，诗刊欲遍唐”之誉。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陈氏刻的20余部唐人诗集，书后大都刻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牌记。陈宅所刻之书，雕印精良，为历代藏书家所珍重。应该说，后人所以能见到较多的唐宋之人诗词，是与陈起等书坊刻书家的功绩分不开的。
福建的刻书世家，主要集中在闽北建阳县的麻沙和书坊二镇。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曾说：“建宁麻沙、祟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福建通志》中也提到，建阳、祟安接界处有书坊，早在宋代就称为“书林”，后改称“书坊”，至今仍称书坊乡。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着名的“建安余氏”
一族就世居在书坊镇。建安是建阳的古代郡名。《书林清话》曾说：“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早在12世纪，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经书就为余氏赢得声誉，岳飞的子孙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评价当时的经书说：“世所传本，互有得失，难以取正，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安余氏本为最善。”由于余氏刻本流传广远，清代乾隆皇帝还敕令福建巡抚钟音派人专门查访余氏家族刻书的兴衰始末。宋代余氏刻书家，除余仁仲外，还有余唐卿、余恭礼、余腾夫、余彦国等。元代余氏书坊有双桂堂、勤德堂、勤有堂等。其中尤以余志安“勤有堂”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至今仍可知见的刻本有30余种。明代余氏刻书家达数十人之多，着名的有余彰德、余泗泉等。余氏三台馆、永庆堂直至清代仍有刻书活动。
后来居上的苏刻本除四川、浙江、福建外，到了明代苏州、常熟、南京为代表的江苏刻书跃居首位。例如在南京的三山街、夫子庙、太学前集中了数十家刻书坊，其中以唐姓为最多，有唐谦、唐琳、唐贞予、唐晟、唐少桥、唐少村、唐锦池、唐惠畴、唐廷扬、唐廷仁、唐龙泉、唐金魁、唐鲤耀、唐鲤飞、唐振吾、唐国达、种宇、唐建元、唐绣谷、唐富春等十余家。
其次为周姓，有周日校万卷楼、周近泉大有堂、周对峰、周如泉、周昆冈、周氏嘉宾堂等。
“书店”和“书市”
书店在早些时候也叫“书局”，古时则叫“书肆”。书肆之名(市集贸易之处日肆)，最早始于汉代，大概已经是有门面的店铺了。还有叫“书栈”、“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经籍铺”等名的，既刻书，又卖书。古人也有直呼字号的，如“富文堂”、“养正斋”、“鸿运楼”、“祟文阔”等。这些名号，除统称为“书肆”外，宋代以后还将一些藏书处卖书处统称为“书坊”。“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了。
我国古代最早经营书籍的专业商市“书市”是在汉代出现的。当时，由于造纸术的发明应用，给编抄各种书典带来方便，汉武帝时，曾下令征求上古遗书，并设立了国家图书馆，设有专门抄写书籍的人员。在国家提倡下，民间各流派文士所抄线装书典也名目繁多。因此各种大小书肆(市)也相继涌现出来。京城长安最高学府大学院附近，就设有一个生意兴隆的书市。因这个书籍经营市场坐落在繁茂秀丽的槐树林中，许多读书人称它为“槐市”。
这个“槐市”“无墙屋”，是一个真正的露天贸易集市。太学院的学生常把抄写的线装书典带来，与经营书的贩子进行交易，同时“议论槐下”，切磋学问。
古代的书商则称“书侩”。
我国古代的图书馆
在我国，关于图书的起源，《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可见在周代以前早已有了藏书之举了，不过没有载于典籍罢了，到了周代就有了“史”这一官吏，来掌管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史记》说，老子曾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老子做柱下史，博览古今典籍。可见老子担任过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是确凿无疑的了。孔子周游列国，得读120国的书籍。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墨子也说，他自己曾见过百国春秋。当时图书馆之多，藏书之丰富，于此可见。西汉政府重视图书事业。汉武帝时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在宫内建立了颇具规模的收藏图书的馆舍。有人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见诸文字记载的图书馆。随后由刘向父子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政府图书馆的第二次校书编目工作。但以上所说恐多系国家典藏，非普通人能够借阅的。那么我国公共图书馆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按一般的说法，我国公开图书馆应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端方督江苏时创立的江南图书馆为最早，当然，从命名来说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但实际上，却可以追溯到南宋。据《广信府志》记载说：“绍熙、庆元间(南宋光宗和宁宗年号，1190-1200年)，直敷文阁赵不迂（晋臣)建书楼于江两铅山县以供众览、谓邑人旧无藏书。士病于所求，乃储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几席，俾能纵览。”另外，在《稼轩集词题》中也有记载说，有个名叫郑文英的人，在福州建了一座“巢经楼”，楼旁设“尚友斋”储备了不少图书，需要借书的人可以在斋中自行取书阅读，但不得携出。
这以上事例，都和现代图书馆设置的阅览室十分相似。由此看来，我国公开的图书馆，已有近800年的历史了。
当然，1907年创办的江南图书馆可视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创始时期最早的之一，最早的还有湖北省图书馆，其前身创建于1904年。1905年湖南图朽馆创建。这些近代图书馆都是以“图书馆”为名的。
难解的天书
四川安岳县离县100余里处有座合义寺，早年毁于战火，现仅存石洞。
洞口有两副楹联，一副为端庄凝重的楷书，写着：“不是仙不是佛不是物；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另一副由笨拙迷奇的象形文字组成，一向被称为难解的“天书”，至今无人识得。据传说，洞寺内有一座秘密的藏宝窟，谁能识破洞口的石楹联，谁就能找到打开宝窟的钥匙。
砖书
在伊拉克的古城尼尼微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用泥土烧成的砖书，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记载了古代亚述帝国的故事。
金书
公元五世纪中叶在斯里兰卡古都阿努拉达普拉的一座古庙中，发现一部金薄箔制成的书，全书共十四页，每页都系纯金薄箔制成，上面载有古印度史诗。据载是在一千四百年前由印度传入的。
铜书
在保加利亚西部的加布罗沃城市图书馆保存着一部世界上制作最为精巧的青铜书，它是二百年前保加利亚着名铜匠科斯托维用十年时间铸成的，全书共二十二页，重八十五公斤，上面镌刻的全是警句与格言。
钢书
在南美洲巴西圣保罗市的中心广场上，陈列着一部钢书。该书共有一千页，重一吨半，上面记载着这座城市的全部历史，以告诫后人别忘记祖先创业的艰难。该书采用不锈钢薄板铸刻并装订，书中记录着圣保罗城市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
石头书
在缅甸历史名城曼德勒一座古塔里，珍藏着一部全世界最大的石头书。
全书七百三十页，每页都是重几公斤的大理石，总重一千四百六十公斤。据考，它是十八世纪中期一百名石匠用九年时间刻成的，内容全是佛经。
用人皮装订的书
用人皮装订的书在世界上最为罕见。估计这种图书目前在世界上至少一百册。最有名的一本是法国着名天文学家、诗人卡米尔·弗拉马利翁博士的诗集《空中的土地》。据说，当时有一位伯爵夫人非常喜欢这个博士的诗，她在遗嘱中提出要用自己肩上的皮装订这本书。现在，这本书的封皮上烫有这样几个法文金字：“遵照一位女士的心愿，用她的皮装订而成。一八八二年”。这本书一直为卡米尔博士收藏，他死后，被一个美国藏书家购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一个俘虏收容所所长的老婆，对人皮、特别是有纹身图案的人皮有兴趣。她利用其丈夫的职位，残酷杀害了一些身上有纹身图案的俘虏，用他们身上的皮作成一些书的封面。其中有希特勒的影集《我的奋斗》和她自己的日记本。
能穿的书
美国推出一种印刷和包装独具一格，制作过程极为复杂可以穿的系列丛书。它是印在一种特殊的布料上，读者看书时将书页全部打开，便成了一件书中主人公穿的特别服装。假如这是一本警察擒拿歹徒的小说，那么此书打开后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服，并配有腰带、徽章、手铐和警棍。这种“穿着丛书”内容丰富多彩，诸如描写太空人、法官、机器人、影视明星、私家侦探等。读者只要把头套进中间剪开的领洞、摇身一变就成为书中主人公了。
最小的书
世界上最小的书是公元1878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出版的《论祷告》
(或《祈祷书》)。全书用七种文字撰写而成，每页只有3．5×3．5毫米，约有一粒红小豆那么大。该书是用活(铅)字铸排机印成，而不是用照相排字机缩小影印的；封皮是手工装的羊皮面并饰以赤金烫金书名。由于字迹和篇幅微小，所以无论印刷、拆页和装订工作都异常艰巨。为便于阅读，它装在一个镶有放大镜的有机玻璃盒里。这本书现藏在德国美德因兹市古膝贝格博物馆中。
“芝麻”书
198)年7月，日本东京的一位出版商出售了200多本微型儿童读物，这种书面积为0．14平方厘米，名日《蚂蚁》，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进行阅读。
全书20多页，字体呈行草书。据称，在目前所有的书本中，尺寸之微，首屈一指。
最长的书
世界上最长的书要数爱尔兰大学在。1968年——1972年出版的(英国1800——1900年国会文件）一书，全书共分1112卷，重3640公斤，耗资达69万美元，光制作和装订就用了3．4万张印度羊皮和价值2．2万美元的铸字，如果一个人每天读10小时的话，读完它得花9年时间。
舞台书
美国米德造纸公司为了扩大影响，特制了一本世界上最大的书，长近5米，宽4．2米，共有400页。这部巨着书现在放在美佐治亚的一家公司中，有趣的是并不是供人阅读，而是将其平放于地让人们把书当成舞台，供大家在书面上演讲或演出。
最昂贵的书
日本在1996年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九十年代高级复合材料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