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在这种不得不做出的掩饰中走向成熟，然后老去。第二天，曾国藩来到了贺家坳，而此时，两个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早已在这里等候了。三个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了。毕竟，三兄弟已经十多年没见了，再次见面难免会控制不住情绪。哭过以后，三兄弟有悲有喜，一路聊着天走回了家。还没到门口，远远地就能看到自己家的大门口曾经挂着红灯笼的地方，现在挂着两个用素绢制的白色的灯笼，曾经在这两个灯笼后面充满欢声笑语的曾家大院，现在却笼罩在一片白色之中。
曾家的人依然腰杆笔直地走进大门，只是欢声不再。曾国藩一眼看见父亲拄着拐杖站在大厅里正在等着自己的归来，一激动就跪倒在了父亲面前，曾经对自己耳提面命的父亲也早已是一个小老头了。众人把曾国藩扶起，不免又谈起母亲去世前的情景。曾国藩的妹妹国蕙说，六月初十上午，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又拖了两天，十二日傍晚时分，眼看母亲要不行了，爹把全家人都叫到娘跟前，娘睁着眼，死劲用手指柜子，大家都不知道她要什么，直到爹拿出你这些年寄回来的一大捆家信，娘才摸索着这些信，慢慢地咽气了……听到此，曾国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跌跌撞撞地倒在了母亲的遗像面前。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可是她现在却冰冷地躺在了棺材里，想到此曾国藩真如万箭穿心。
由于曾国藩一直没回来，所以他母亲的棺盖并没钉上，于是曾国藩还能够见母亲最后一面。
安安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的江氏，双目紧闭，神态却很安详，仿佛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想到自己的宽一终于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而感到欣慰。
可是，母亲这安详的神态，在曾国藩看来却有如锥心一般的疼痛。
回想当年，自己到各地考试的时候，每一次母亲都是千叮咛万嘱咐，虽然后来自己在京城有了功名，母亲还是不放心，经常叫人到京城看望自己，还叫人送来自己腌制的咸菜。
可是她现在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看不到她日夜牵挂的儿子宽一了，再也听不到自己做了大官的儿子喊她一声娘了。想到此，曾国藩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曾家老小一时间哭成一团。
直到叔父曾骥云走过来把曾国藩扶起，众人才止住了哭声。可见曾国藩也确实是个孝子，而他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非常注重教育他们要孝顺，不过他的这种孝心，似乎更多地植根于传统的封建礼教，我们从后来曾国藩在对待女儿的婚姻上不难看出这一点。
此时在曾国藩眼中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了，死对于人们来说太残忍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加官进爵，在一个死字面前，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估计就是一颗无牵无挂而又问心无愧的心。
母亲的死，突然让曾国藩隐却了轻狂和不可一世的傲气，整个人突然和蔼了许多，只是他把更多的事情都压在了心底，让人更难摸透他在想什么了。
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曾国藩决定在家为母亲守孝3年。而在曾国藩在家中守孝的短短几个月当中，太平军的势力如野火一样烧遍了两广，烧到了两湖，很快，湖南重镇长沙被太平军所围。
戴孝出山
曾国藩在家守孝的几个月当中经常收到好友们来信说，太平军怎么骁勇，而大清八旗大军怎么节节败退等，表面上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曾国藩此时也不得不忧国忧民。
而此时维护大清政权的军队除了有大清八旗军和绿营军之外还有一些各地官绅合办或是自办的团练。
大清八旗军是清朝正规的军队，成员一般都是满人和满洲籍的汉人，一直是维护清朝政权的主力部队，只不过，随着大清的腐败和没落，八旗军也开始腐败，以至于丧失了作战能力。
在清朝入关后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兵数量不够了，就又招募汉人组成了绿营，所以绿营里的兵基本都是汉人。八旗兵的待遇要比绿营强，战斗力曾经也很强，但入关后满人开始腐败，逐渐失去了战斗力，绿营就成了清军的主力，到了清末，绿营也不行了。
团练军是政府下令地方官兴办的，一般受命负责团练的人，需要自己招募人员，自己筹备军饷，和八旗军与绿营军相比，团练的军队并非是大清的正规军，而是一个类似民兵的组织。
团练军与八旗、绿营军的不同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来源不同，团练军是经过政府允许的民间武装，八旗、绿营一开始就是通过政府正式招募的军队。第二，由于团练军士兵和各级将领间往往有宗族上的血缘关系或是世交关系，所以他们不像直接由政府招募的八旗和绿营那样只听朝廷的话，他们自成体系，更类似于军阀。
第三，战斗力不同，团练军战斗力很强，八旗、绿营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在咸丰帝继位不久后，由于八旗军和绿营军的腐败，咸丰帝不得不想别的方法，于是就命一些大臣回各自的老家去办团练，来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
在1852年8月左右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咸丰皇帝就起用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曾国藩原籍湖南，而且在湖南他家还有一定的威望，可能咸丰还看中了，他家不缺钱用。
其次，曾国藩在湖南有很多的朋友，其中一部分人也很热衷于团练，而且曾国藩的父亲就是老家团练的名誉老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告老还乡的大学士唐鉴，在咸丰帝召他入京时，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并请求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并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
于是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年1月8日）咸丰帝下旨命曾国藩在湖南长沙帮办团练。曾国藩在收到命令时，也开始考虑出山办团练，但是，考虑到自己现在有孝在身，所以并没有打算立即出山。
但是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时，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专管湖南省的军事和民事，为从一品大员），赶赴长沙抵抗太平军。而当时张亮基的师爷左宗棠正是曾国藩的学生，他一直都很仰慕曾国藩的才识，于是在长沙解围这件事上，他主动向张亮基建议请曾国藩出山。张亮基在上奏请求皇帝下旨命曾国藩出山的同时，还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请他出来相助。
虽然这是一个为朝廷立功的大好机会，但是再三考虑后，曾国藩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张亮基的请求。
其实曾国藩心里很清楚，母亲尸骨未寒，自己就这么出山可能招致不孝的骂名。同时，可能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他心虚。
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活呢？更何况办团练就要上前线，谁都知道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枪弹无情。
曾国藩自己也很怀疑，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虽然懂的大道理一堆一堆的，但是自己根本就不懂兵法，万一团练办得不好，敌不过太平军事小，要是皇上怪罪下来，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再说了，办团练虽然是皇上的命令，但是皇上不给钱，又不给武器，这事明摆着很难办。曾国藩也知道现在清朝的地方官是一个赛一个地腐败，红口白牙地去问人家要钱，谁会这么大方呢？更何况在乱世，钱可都是命根子呀。
于是，张亮基就命郭嵩焘到曾国藩家做说客。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两个人谈起话更容易推心置腹。郭嵩焘一到曾家，就给曾国藩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太平军从长沙撤军已经准备进攻武汉，但是还有可能回攻长沙。
一听形势紧急，曾国藩不免又犹豫起来，毕竟古书读多了，也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再加上郭嵩焘一顿添油加醋，说长毛信奉天主教，他们所到之处，都要捣毁孔庙，砸毁孔子的雕像，还对儒生大肆屠杀，这是对天下读书人的一种公然挑衅，要是有朝一日长毛取得了天下，那么天下读书人哪还有活路呢？
这一点说到了曾国藩的痛处，要知道从古至今，孔子的儒学思想都是读书人的精神支柱，现在，自己的信仰公然受到威胁，曾国藩也忍无可忍了。
要说到太平军捣毁孔庙、杀儒生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原本是晚清广大儒生中的一员，他从7岁时就开始进入县学，考了大半辈子连个秀才都没混上，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洪秀全对科举考试深恶痛绝。因此，他在第四次考试失败后，创立了拜上帝教，彻底跟孔家儒学决裂。
长毛必定要灭，于是曾国藩答应随郭嵩焘一道去长沙兴办团练，但是，谈到兴办团练，曾国藩的内心还是矛盾重重。
他自己深深地知道，大清的军队不是小修小补就能够提高战斗力的，要办团练就要彻底摒除清军的那些腐败作风，就要放开了手大干一番，才能有所作为。
然而他的这个决定就预示着他将要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在重重的矛盾之后，等待他的将是无上的荣耀，但是之前，他所要做的就是，穿越这重重的矛盾。
曾国藩虽然决定出山，又怕名不正言不顺（毕竟人都是爱面子的）。于是，郭嵩焘举出了很多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的例子，更何况，皇上都命你出山了，你还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呢？
于是，曾国藩带着弟弟曾国荃、曾国葆同郭嵩焘一同赴长沙兴办团练，而随他一同回湖南老家的康福也同他一起去了长沙。
对于太平军的首领洪秀全来说，虽然大清和太平天国对立的局面早就拉开了序幕，直到此时，他的真正对手，曾国藩才刚刚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开始了他们为期十多年的一场生死对弈。
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他一定正满怀抱负，准备大干一场。或许他自己也想到了，前面的路必定崎岖不平，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次出山，却让自己陷入了尴尬的生存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