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圣诞节，交战双方仍旧不会忘记尽其所能地给敌人制造麻烦，小股的侦察部队活跃在两条战线之间，双方都企图能刺探对方的军情，以便使自己能立于不败之地。当黎明和黄昏即将到来的时候，所有前沿散兵坑里的哨兵和炮兵观察员都必须保持百分之百的清醒（这两个时段是指挥官们最习惯于吹响进攻号角的时候），仔细观察着战场上的所有蛛丝马迹，而他们的报告往往决定着后方的炮兵阵地是否能够对敌人的进攻迅速作出反应，发挥其应有的功效。一名来自GD装甲团1营2连的炮兵观察员为我们描述了他所经历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圣诞节：那是在12月23日的晚上，漆黑漆黑的夜空将广袤的大地团团围住，天空中闪耀着无数美丽的星星。我坐在冰冷的雪橇上，听凭雪橇由两只毛茸茸的小马驹拉动。行驶在茫茫的雪地里的我渐渐感受到苏联国土的广阔，雪橇所留下的两道深深的印记与之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炮兵观察员被安排到最前线去执行任务，一种莫名的紧张感顿时涌上了心头（要知道那时候的我对于战争的理解还很浅显）。我时不时地就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枯燥的隆隆炮声，少不更事的我显然不可能用一种近乎浪漫的眼光来看待整场战争。
我被分配到了1营2连的前哨阵地里，那些曾经在兵营里一起待过一段日子的哥们儿没有一个和我分在一起，我感到有些孤单和失落。坐了两个小时的雪橇之后，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向那些未来的战友问好之后，我被告知自己的职责是充当炮兵观察员的无线电操作员，所以不需要我每时每刻都拿着望远镜紧盯着战线对面。刚到那儿的时候，我甚至还有机会睡上一觉，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24日的中午了。
那天是圣诞夜，指挥官告诉我一名老资格的炮兵观察员（由于无法回忆起他的姓名，姑称其为Z）将带着我于黄昏时分赶往最前沿的散兵坑，从那儿观察俄国人的动静。夜幕降临之时，我们便匆匆地上路了，雪橇上满载着从炮兵连带来的圣诞礼物，但我却没有一点心情享受这一切。1个小时之后，Z带着我走进了一个可容纳两人的小地堡里，光秃秃的土墙上布满了冷杉树枝，让人不禁感到一丝丝的凉意。为了给这里增添点圣诞的气氛，我点起了几支蜡烛，墙角处的铁炉也发出了噼啪的响声，给地堡带来了阵阵暖意。Z是个内向的家伙，我和他几乎没能说上几句话，他的年龄比我要大好多，在俄国已经待了两年了，家里肯定还有妻儿老小（他时不时地就会拿出他和妻子、儿子的照片看上一看）。
到这一刻为止，除了天气的寒冷之外，“上战场”对我来说还有着一种传奇般的色彩，但很快我就将对此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正当我躺在铁炉旁打盹的时候，Z大声叫醒了我：“俄国人正朝着我们发动进攻呢，我需要无线电通信！”我睁开眼，发现四围已经成了地狱，炮弹如雨点般落在了地堡附近——这可是我第一次经历炮击！还没等我能架起无线电通信设备，灾难就已经降临了，一枚小口径的迫击炮弹顺着缝隙落到了我们的碉堡里，巨大的冲击力把我震到了墙面上。我摸了下脸，应该没什么大碍，可无线电装置看上去已经被炸坏。我爬到了Z的身旁，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句没事，却显得有些痛苦。我举起了身旁燃烧着的树枝，但接下来的一幕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Z被击中了，他的脸上、制服上到处都像是用血洗过一样，头部似乎有一块弹片，感觉脑浆都从前额流了出来。我迅速对他的头部进行了简单的包扎，然后还给了他一杯烈酒，但当我准备爬出碉堡试图去寻找帮助的时候，我愕然发现自己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类似这样的前沿观察哨只可能单个存在，并且远离己方主防线），而无线电设备的毁坏也使得我和后方的联系彻底中断。起先，Z还在回答我的问题，但不久后他就失去了意识，在那一刻我更加感到孤独了，甚至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我该做些什么？我不能让Z一个人留下……我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无线电发射器上，一阵摆弄之后他们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可以向后方报告了！我拼命呼叫了炮兵连并告诉他们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无线电里连长告诉我要保持镇定，待在原地，并说他马上就会派3个人赶来营救Z。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但我始终没见到一个人影。通过无线电，我得知由于俄国人的炮击极其猛烈，派来营救的人员被迫在距我们几百米的地方掉头撤退了。
但在这个时候我更加担心Z是否会在我的面前死去，幸好这样的惨剧没有在我的眼前上演。天黑之后救援人员终于赶到了，他们用雪橇把Z拉回来后，让他能在医院里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这是我第一次经受战火的洗礼，当恐怖的夜晚再次离我远去的时候，我隐约感觉到自己长大了，已经不再是48小时前还在雪橇上颠簸的那个我了。即使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一直认真贯彻着我的职责直至这场恐怖的战争结束，从没有意志消沉或是半途而废，这个圣诞节让我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无论是那些在一线散兵坑里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还是GD师指挥部里的参谋们，他们心中所想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如何能延缓苏军的进攻。除了偶尔的几次擦枪走火之外，GD师官兵们平静地度过了1943年的圣诞夜，从师长霍尔雷恩少将、参谋长冯·纳特兹梅尔中校到普通的连、排一级指挥官都给士兵们带去了来自德国本土的礼物、邮件还有包裹。霍尔雷恩少将还亲自和驻守在纳萨洛夫卡（Nasarovka）南部山头上的官兵们一一握手。GD师的官兵们人人手里都能捧着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那肮脏、写满了疲倦的脸上也掠过一丝平日里不易察觉到的喜悦，只可惜这样的日子非常短暂。圣诞夜刚过，红军便将目光转移到了沃伊索科基方向上，25日下午，10多辆T—34坦克在1个营的红军步兵伴随下浩浩荡荡地朝沃伊索科基地区进发。霍尔雷恩少将迅速组织GD装甲团进行反击，并打退了红军的第一轮攻势。当然，红军也不肯如此轻易地放弃，他们随即组织更多的部队发起猛扑，短短半天时间内沃伊索科基竟然先后易手5次，25日结束的时候，沃伊索科基的控制权最终还是掌握在了GD师的手中，但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阵地紧挨着沃伊索科基的G D炮兵团1营仅剩6门榴弹炮还能继续作战，G D装甲团也耗尽了他们最后的力量。
鉴于沃伊索科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霍尔雷恩少将向其两翼增派了守军，同时寄希望于通过抓捕红军战俘来摸清对手的企图。GD掷弹兵团1营4连的贝尔克霍尔兹上尉奉命于12月27日夜前往红军战线附近执行“侦察”任务，上尉本人记录了当晚所发生的一切：27日晚23：00，我按上级指示带着6名官兵去了1营营部。从李梅尔少校的口中我得知了自己当晚的任务——摸清当面红军的兵力、装备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带些活口回来问话。出发前，我和手下人都先回到了自己的营地，在那里我们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尽可能多地带上子弹和手雷。
暴风雪的强度已经不如月初的时候那么猛烈，这显然是个好兆头。我们悄悄地跃出了防线，朝俄国人那边摸了过去。由于我事先知道己方雷区的确切位置，所以这一路走得相当顺畅。前进了大约400米之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山谷处，空中突然亮起了俄国人的绿黄色信号弹。我们本能地卧倒在了雪地里，一动不动——这时距红军的前沿阵地只有80米远，这样的距离足以让人感到心惊肉跳。我趴在雪地里仔细地聆听着，甚至明明白白地听到了俄国卡车司机的咒骂声，显然他们对于出发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我们大胆地再次向前爬行了一小段距离，看见一支约15人组成的侦察队正冲着我们的战线方向前进。我有意让他们从面前走过，自己则试图再次向敌方阵地靠拢，并在距离敌哨兵20米远的位置上停下了脚步——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向前挪动了；于是我就待在原地向四处张望着，眼前的那些俄国兵正在装载弹药和地雷，前沿阵地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名哨兵负责。由于得不到太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开始准备撤离，并紧挨着已知的散兵坑挪动。突然间，我看到一个散兵坑里待着两名红军战士——一个正呼呼大睡，而另一个则无动于衷地打瞌睡。我随即向身边的人使了个眼神，一会儿的工夫这两个家伙就成了我们的俘虏，并在天亮前将他们带回了自己的阵地。
从这两名战俘的口中我们得知当面红军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并且很快就会到来，而他们的目标正是沃伊索科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