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汪辉的注视，雷诺略略一静。其实这个案子他私下里也关注过，确实有一些想法。但是……
他摇了摇头，只道：“知道得实在太少了，真的很难做出判断。”如果说完全没有，恐怕汪辉也不会全然买账，所以又补上一句，“只是从作案时间上看，第三桩案子有点儿特别。”
汪辉的神情更认真一些：“说。”
雷诺：“首先，第二个和第一个受害者间隔五月有余，可是第三个和第二个受害者间隔却只有五天，时间大大缩短了。”
“其次，第一个受害者二十六岁，第二个受害者二十九岁，岁数相差并不多。可是第三个受害者却突然变成了十五岁。二十六岁和二十九岁的女性，其实看起来差别并不会太明显，可是二十来岁和还在成长发育期中的十五岁中学生相比，在外观上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
雷诺皱紧眉头。
汪辉听得正着急：“所以什么？”
雷诺：“所以，要么凶手是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这三个目标，要么就是第三个目标是临时决定的。从杀掉第二个受害者开始，那几天里凶手受到了刺激，所以才会这么着急动手。这从第三个受害者被分尸分得最为彻底，也可以得到佐证。凶手从第三个受害者的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之后便销声匿迹……”
汪辉咬牙：“直到现在。”
雷诺张张嘴，可是看看汪辉，又抿上了。
汪辉垂着眼睛陷入一种沉痛而又愤怒的情绪，停了两三秒，才微微用力地一拳按在桌上。他抬起头，看着雷诺轻轻叹一口气：“你小子真是一块干刑警的料。你知道这三个受害者叫什么名字吗？”
雷诺摇头。报纸上没写，片儿警同事们也不清楚。
汪辉到现在都将那三个惨死的受害人记得一清二楚。有的时候明知道遗忘可以让伤痛淡去，可是总有一些人不敢遗忘，宁可让那伤痛一刀一刀地割着自己。因为遗忘就意味着对死者的背叛，那会比伤痛更让这些人承受不起。
汪辉其实并不是这种人。恰恰相反，他是愿意把过往抛在后头，大踏步向前走的人。可是他却时时刻刻都能看到这样一个人，一面用伤痛重复伤害着自己，一面又坚持着不肯倒下，一种自虐式的坚强。汪辉的眼神第一次透露出深深的幽黑。
此时此刻，雷诺已然有些预感到答案。但是他还是没有问一个字，只等汪辉来说。
“第一个受害者叫江姗，第二个受害者叫杨蕾，第三个受害者，”汪辉深吸了一口气，“叫林敏君。”
雷诺一听到第三个名字就明白了：“是林队的……”他没忍心说出来。
但是汪辉已经沉沉地点下头：“是的，是林队的女儿。”
1995年4月18日，刑警队的每一个人都记得很清楚。4月13日才发现第二个受害者杨蕾的部分尸体，才短短的五天，谁也没想到会这么快。他们还在夜以继日地寻找杨蕾尸体的其他部分。
那天，天才蒙蒙亮，某家私人面包房的店主才刚拉起铁闸门，就在门前发现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是用报纸包裹起来的。不幸中的万幸，那时全城都因为碎尸魔的两次作案而草木皆兵，所以店主的警惕性也比往常要高得多。
他没有直接用手去接触那血淋淋的纸包，而是用塑料扫把的木柄，远远地将纸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裹着的，是一对耳朵。
店主连忙报警。
汪辉他们还以为是杨蕾的耳朵，因为当时杨蕾颈部以上的整个头部都没有找到。包括林建军自己也没往那方面想。那么一双血糊糊的耳朵，谁会愿意往自己女儿身上想？
再加上当时队里技术有限，又不能回回都向上级要求DNA检测的支援，所以只做了血型的检测。就这么巧，杨蕾和林敏君又都是B型血。
直到第二天一早，又在一家商场附近的垃圾筒里发现了一只散发着腥臭气味的黑色垃圾袋，里面装的是一只右脚。这时候大家才发现不对。因为杨蕾的右脚在13日就发现了，是第一批被抛的尸块。而且她的右脚是和右小腿连在一起的，直接从膝盖以下被砍断。
大家都猛吃一惊，才意识到，可能又是一个全新的受害者。局里连忙又向上级请求技术支持。第四天早上DNA的检测结果如期到达，证实了他们的猜测。但是当时，仍然没有人知道新的受害者就是林敏君。
直到当天下午，又一批尸块出现。
其中有一只左手。现在想来，也许是凶手故意的。因为他们发现的林敏君的尸块都分得很细，只有这一只左手比其他任何一个部分都保留得更为完整，尤其是左手手背包括手腕的部分，保留了极其清晰的一块烫伤。
也就是这块烫伤让林建军当场失声。
汪辉永远也忘不掉那一幕，他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不会忘记。直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心口像有一把刀子在狠狠剜着。
林建军睁大眼睛瞪着那块烫伤很久很久，整个人都像冻结了一样，直到眼泪无声地滑落。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前，可是只走了一步，便颓然地瘫倒在地。要不是郭达开在场，对他及时进行心肺复苏，他等不到进医院就先去一步了。
林建军不可能会认错。女儿在三岁的时候，被开水烫伤，留下了那块疤。后来长大一些以后，她自己把那块疤扬给他看，说，有点儿像嫦娥怀里抱着的那只小兔子。林建军抓着她的小手认真地看了又看，最后很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说：“嗯，是很像小兔子。”
从此女儿就很得意。完全没有像别的小孩儿会介意烫伤留在那么明显的地方，倒是动不动就很乐意捋起袖口，让别人看个仔细。
郭达开亲自到林家采集了林敏君的DNA样本，在汪辉的陪同下送到省刑侦技术中心。他们都知道林建军很想自己来，可是他是刑警队队长，别说他的身体不允许，案子也正在风口浪尖上，他不可能丢下刑警队过来。郭达开临走的时候，握紧了林建军的手，跟他保证，一定不会让样本离开他的手。
颠簸了一整个上午，终于赶到技术中心。他们将实情告诉了技术中心的同志，请求务必尽快。他们两个就在外面等。郭达开也知道等也没用，结果不会那么快出来。可是不在外面等着，心里过不去。中午饭也没吃。虽然技术中心的同志告诉他们，可以去中心的食堂吃，不费多少时间，但是两个人一个也没动。
谁也没有这胃口。
结果负责检测样本的同志也没去吃午饭，加班加点地做。他们也知道这算是强人所难。技术中心的同志们也很累，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检测等着他们，哪一单活儿不是十万火急？可是一听他们说完，便谁也没有抱怨。
等到天都黑得透透的，总不好真在实验室外面坐一夜。其实他们倒真想坐一夜，可是也不能把人家同志逼得太紧。两个人恍恍惚惚地找了一家小招待所，和衣躺在床上。先是谁也不敢动，怕惊到对方，不久就发现谁也没睡着，但是又不想说话。汪辉翻来覆去地叹息，郭达开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他们就这样一直干熬到天亮。
结果出来了。
最后一点缥缈的希望，终于像一只死掉的蝴蝶被尖锐的铁钉毫不留情地钉在墙上。
那一刻真是灰暗极了。也许这样说，并不合适。但在汪辉的心里，他确实觉得那一刻，甚至比发现那些破碎的尸体更让他凄凉而惶恐。
回想起那一天，汪辉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地浮起一层湿润的泪光。他咬着牙，轻轻地吸一口气，好像呼吸得稍微用力一点儿，都会惊动更多应该被遗忘的回忆。
“那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跟老郭回来的。”汪辉咬着牙，“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跟对方说话，连一声叹息都没有。就好像两个人，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哑巴。”
雷诺默默地听着。虽然这一段已经和案情无关，他也不想打断汪辉。他现在知道，为什么林建军的头发会白了那么多，脸上的沧桑里总是有一抹难掩的疲惫。但是那疲惫里似乎又有一种坚持，就像生长在荒原之上的野草，无论生得多么稀疏，也仍然不愿意倒下。
这样的坚持，是可敬的，也是可恸的。
汪辉：“最后还是老郭跟林队说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我都没敢进去。”他抽了一口气，“反正老郭出来，就给林队办了出院手续。然后大家就集体发疯了……呵呵，”汪辉一脸自嘲地笑着，“发疯也没用，还是没抓到那个狗杂种！连那狗杂种的一根毛都没找到！”说着，恨恨地一拳砸在饭桌上，砰的一声，震得碗跟盘子一起跳起来。
所有的人都向他们看过来。沙国雄和李亮是离他们最近的，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一些。两个人用一种内部人看得懂的眼神回望过去，大家便也都会意地收回视线。本来还挺热闹的食堂登时低了几十分贝。
汪辉摇了摇头，眨去眼睛里的泪水，苦笑道：“这时候要有杯酒喝该多好！”
雷诺安静地看着汪辉。这时候任何的安慰都将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他不曾参与到那悲痛的时刻中，连一秒也没有。他能做的，也只有默默陪伴汪辉，等他自己从那悲痛中缓过来。
而在雷诺的心中，对林建军的敬重中又更多了一份沉重。
他不能想象林建军遭受了如此严重的创伤，是怎么挺住的。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煎熬，杀死女儿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而自己却在一点一点、无可挽回地老去……
林建军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此时的林建军其实什么也没有想。自从卢薇薇的那只断手横空出世，这几十个小时里，他已经想得太多太多。是时候，该让大脑清空一下了。
他静静地躺在办公椅里，视线从玻璃窗穿过去，落在空无一人的座位上。大伙儿都去食堂吃饭后，偌大的刑警队办公室就剩下了他一个人。
现在的警局办公大楼是去年底落成的，年初时大家伙儿才搬进来，窗明几净，又大又宽敞。林建军自己的办公室就在刑警队大办室的里面，留了一面玻璃墙，想看汪辉那帮小子有没有偷懒，只要把百叶窗一拉就行了。确实比以前他们的老办公室实用、舒服多了。
但不知怎么回事，林建军还是会时常怀念以前的老办公室。
以前的各部门办公室基本都在一个大院子里，窗户都是木头框的。木头框上还能看见一根一根卡着玻璃的铁钉，总有那么一两片没卡牢，还会左右活动，甚至漏一道缝。不像现在的窗户全都是金属框中镶嵌着玻璃，又整齐又漂亮。
同事们的自行车都往大院子里一停，空闲的时候也会散散拉拉地站在阳光下说几句话。
那时候林建军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和队里的同事们挤在一起，只不过他的桌子摆在最后而已。一年又一年，队里的人越来越多，整个警局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穿梭来穿梭去，很是热闹。
传达室的杨老爷子有一只小煤炉。冬天的时候，他会把小煤炉拎到院子中心引火，小木片、刨花儿会发出零星的爆裂声，扬出一片烟雾。等煤球烧好了，杨老爷子就端出一只大锅，倒半袋子的红枣，切上大大的几片生姜，给大家伙儿煮上浓浓一锅红枣姜茶。
林建军女儿那时还在上幼儿园，因为幼儿园离老警局近，一放学就自己跑过来找他，所以也跟着喝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