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下雨，只要是不期而至的雨，学堂里的孩子都会眼巴巴地盼着大人们送伞来……上午第四节课或者下午第三节课的时候，如果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教室里有一半以上的孩子会没有心思听讲台上黑板边上的剪着齐肩短发的女老师讲课的。更大胆地猜测，其实讲台上不管是是剪着齐肩短发还是扎着辫子的中年女老师还是年轻女老师、不管是剃了毛栗子头的老年男老师还是留着三七开的或者二八开的中年男老师，无论穿着的是蓝色的劳动布衣裤还是的确良的花布，此时此刻站在讲台上想着窗外，老师们自己都没有心思上课了。都是因为雨。湿漉漉的、粘稠粘稠的、毛毛的雨，让大人和孩子让老师和学生的心里也湿漉漉的粘稠粘稠的毛毛的……
父亲和母亲分别抬眼看墙上的钟，又分别探头出去看窗外的雨，终于还是停下来手中的油料画笔放下手中的花瓶，把我叫到他们跟前去，说：看来雨是不会停了，给哥哥们送伞去……那年我六岁，三个哥哥都读小学：大哥读五年级、二哥读三年级、三哥读一年级，他们在同一所小学，离家不远，每天敲钟的声音其实在我们家的阁楼上都能听得到。从我们家所在的院子里走出去再走到弄堂口再走一分半钟就是他们的学校。大哥在老校舍二楼、二哥在新校舍三楼、三哥在新校舍一楼。我都知道。母亲给我穿上三哥的套鞋（那时候我还没上学，没有自己的套鞋），披上父亲的雨衣，让我再夹上两把伞、拎上一顶斗笠去小学校给三个哥哥送去。
洋伞伞面大，被指定要送给大哥；油纸伞虽然伞面也不小，但是伞骨断了好几根，撑开了就耷拉了一小半，要求送给二哥；剩下的斗笠送给三哥。那时候我分不清出这样分配的来由。按照分赴地去做，就行了，对我来说，比送伞更有意思的是穿着父亲超大的雨衣和三哥的套鞋，可以像革命英雄那样走在雨中就好像走在“枪林弹雨”里，还可以随便穿着套鞋踩在水里、让水沟里的水把套鞋冲刷得油光发亮，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乐趣……
到了小学校门口，和敲钟的老伯说明情况，被他放进校门，整个校园已经不是很安静了，教室门口已经有了来给自己家里的孩子送伞的家长。我先去三哥所在的一楼教室门口，推门把半颗脑袋伸进去，三哥的班主任唐火珍老师看到我，点三哥的名字，三哥便从座位上起身出来，我递给他斗笠，他不要，说：为什么给他送斗笠？我说妈妈说给你斗笠。他说：我要洋伞！我再补充一句：爸爸说给你斗笠，洋伞要给大哥。三哥这次不说话了，拿起斗笠一脸不高兴回到了教室回到了座位上……我再沿着楼梯爬上三楼，来到二哥的所在的教室前，门口已经站了好多人，都拿着雨伞和套鞋，也有的是草帽和凉鞋。我钻进人群来到教室门口，同样是伸进去半颗脑袋，看见二哥在黑板前写什么，好像是演算数学题，二哥也发现了我，四目相对后，二哥再回头看站在身后的数学老师，也是四目相对，没有一点声音，我悄悄地把油纸伞倚在门边上，看一眼二哥的数学老师，还是四目相对，但是我这一次多了两个动作：伸了一下舌头、缩了一下脖子。从新教学楼下来以后，要穿过操场去捞教学楼的时候我只剩下一把洋伞，突然觉得自己是林海雪原里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穿着套鞋踩塌操场的积水并溅起水花，在水花里张开双臂，左手向前指，右手抓住伞柄，好像举一把剑……一阵小跑，穿过操场窜上二楼，没有看到大哥，问老师说：我哥哥呢？老师说：沈建新的弟弟吧？我点头。老师又说：去楼下大礼堂，你哥哥在那里排练……有时又一次穿过操场来到老槐树后面的大礼堂，看到大哥在拉二胡。我一句话不说，把洋伞挂在脚踏风琴的耳朵上，静静地离开……
等我上学了以后，遇到不期而至的雨并且看不出有雨停的迹象时，也有人给我送伞。那天雨下得很大很猛，天也很黑。当时已经放学了，只有几个孩子留在教室里，十几分钟过去以后，其他人陆陆续续被自己的家长接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再逐渐黑暗的教室里坐着实在有些怕，就走到教室门口，可以看见还算光亮的天空还有被雨水浇乱的老槐树……我记得当时在想：在没有人来给我送伞的话，我都想哭出声来了。就在孩子的内心开始有绝望的情绪萌动的时候，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操场上，她已经看到了我并把伞举得很高——为了不挡住视线，但是雨水还是挡住了我的视线，或者说是泪水挡住了我的视线。哭了，不是因为孤独和恐惧或者绝望，仅仅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看到了母亲的身影等到了一个亲人来给我送伞。
穿上套鞋，一手紧抱着书包，一手紧搂着母亲的腰，马上就感受到了温暖。母亲一手举着伞，一手紧搂着我的肩膀，持续一种温暖……
送伞的记忆，停留在小学校里、停留在老槐树下、停留在积水的操场上……那种温暖，仿佛还有余温，停留在一侧的肩膀上……
